看《信义兄弟》有感

前几天，我在湖北剧院一睹话剧《信义兄弟》，感慨良多。

黄陂信义兄弟的义举通过媒体的传播，已是尽人皆知：哥哥孙水林为赶在年前给农民工结清工钱，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

话剧在黄陂童谣“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声音中，以乡村农民“忙年”开场，以弟弟孙东林逐步接受兄长遗愿的心理斗争为线索逐次展开。为了使戏剧气氛不至于太沉重，编剧专门安排了一个戏班老板用武汉方言插科打诨，起到了“哀而不伤”的效果。同时，为了突出榜样的力量，还专门安排了几名农民工在剧中因耳濡目染而受到感化觉悟的情节来正衬，以及一个无良包工头挖孙氏兄弟“墙角”的情节来反衬。

应该来说，作为一个速成的主旋律文艺作品，这个话剧还是成功的，赚取的眼泪也是多多的。但是，戏剧仅仅停留在道德感化的层面，对于欠薪问题的探讨无疑还比较浅。概言之，就是只要包工头讲信义，就能够解决欠薪问题。

中国的建筑业是一个“1亿拉动10亿”的行业，即一个造价10亿的项目，开发商只需投入最初的1亿资金，后面的9亿资金就可以由各级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大包工头、小包工头逐级垫付。换句话说，一个建筑项目启动与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逐级卷入的过程，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不是看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是看他能不能垫付得起。如果包工老板遭遇开发商欠款，他就面临着双重的压力，要么放弃已经垫付的资金停止工程，要么冒着风险继续垫资，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将这些老板吸入一个资本“黑洞”。

资本市场安排包工头作为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老板”，扮演劳资纠纷中的“减压阀”作用，不仅避免了单个公司与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劳务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将劳资关系融合在熟人关系中，在情面和信任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削减了工人抗争的可能性。所以，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的并不是“老板”，而是贪婪的资本。

在剧中，孙氏兄弟以自己曾经遭受欠薪的经历，以己推人，由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自发地走上了信义之路，甚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其情感人，其志可嘉。但是，仅仅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报应说来约束资本，肯定是螳臂当车。可以说，包工制是资本借来遮蔽劳动关系的一种形式，中国的包工在资本面前的议价能力更弱，逼迫其议价方式逐步趋于暴力，而暴力的对象正是孙氏兄弟这样的大小包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