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03年起担任北京市剧协副主席至今已三年了。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总觉得应该“在其位必须谋其政”，要为大家办点实事。第一年就想到了要给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老艺术家出一本书，不算“盖棺论定”，就算“自我小结”吧！但“协会”没钱，找领导又批不来钱，甚至说：“想出书的人多了，都来要，给谁不给谁呀？！”你看我们挨了撅。又等了一年，我退居二线后，担任“北京戏曲艺术教育基金会”会长，是法人代表。我费尽周折找到了与戏剧出版社联合出书的机会，可出十人的系列丛书。于是，我再来运作：张学津、燕守平、李玉芙、李文敏、谷文月等均是我的同校同学，需要出书；刘秀荣和张春孝（夫妇）、刘玉玲、陈国卿、李元春和李韵秋兄妹均为我在文艺界的好友，又是名人，也该出书。于是，我就凑成了十人，每人一本，每本十余万字，照片二十余张，还要配备撰稿者近十人，所以无论稿费、印刷费也需二十几万。但仔细一想：匀到每位艺术家身上，不过两万余元。给这些为戏曲奋斗一生、为艺术埋头献身的人出个小传也不为过，每位艺术家还能拿到几百本书送人扩大影响，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新中国建立后艺术家们的奋斗历程，这不也是一件颇有历史意义的公益事业吗？为此，我说服了基金会的其他成员，有计划地把这件事办起来了。
我们这辈戏校的学生，毕业时不过是个中专生而已，文化水平有限，不会讲大套理论。什么“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六个侧重、八个要点”，我讲不出这种“层层剥皮”的分析方法。我喜欢说实话，办实事，喜欢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办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事。就是当了十四年校长以来也一直如此。所以，尽管我已写了《含泪的笑》等三、四本书，也当上了市作协的会员，我仍然只能算个“中级知识分子”。因此，我认为“出书”是一个崇高的品味，是需要我们唱戏的演员们努力攀登的级差！“演员出书”不管水平如何，对以后想当演员的后生均有极好的参考意义。“书”就这样出了，在此还要感谢作者们（和宝堂、李佩伦、钱世明、崔长武、董绍琦、李鸣春、荆晖等）的辛勤耕耘，成功与否，盼望读者指正！
200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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