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秧歌，源于太谷县。据对民间艺人的调查，明代中后期，太谷两名落榜举子回乡后，为讽刺农村社会秩序混乱而编写通俗小曲目，在农民们参加田间劳动时传唱，故称为秧歌，也是大多数晋中秧歌曲目中有“家住太谷某某村”唱词的原因。清代初年，安徽凤阳花鼓戏传入晋中地区，与晋中秧歌融合，逐渐发展为踩街秧歌队。此时，秧歌由清一色的说唱发展为轻敲锣、鼓、镲等伴奏且歌中带舞的艺术化形式，并开始利用社火等活动走上街头表演。清代中叶，晋中地区商业空前发达。随着商人足迹的走南闯北，文化也得到频繁交流，《走西口》、《打樱桃》等北方的二人台曲目及《游西湖》、《十八相送》等南方戏曲也与晋中秧歌相融合。道光年间，晋中秧歌逐步由太谷县向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寿阳及汾阳、文水、交城等县发展，各县相应地有了反映当地情况的曲目。随着流传范围的扩大和曲目内容的发展，晋中秧歌由民间娱乐走上舞台，大约光绪十五年前后，出现了许多群众性的秧歌班社，利用农闲时登台表演。清末民初，太谷、祁县、榆次等县教员、商人、赋闲财主与晋剧名人（含票友）及秧歌艺人一起对秧歌表演艺术进行改进，一些晋剧曲目如《清风亭》、《柜中缘》等也融进秧歌剧中，进一步推动了晋中秧歌的发展，使它日渐成为山西中路地区广大群众争相观赏的地方剧种之一。
晋中秧歌起源于农村，发展于农村。受农村社会结构及文化特点的影响，它具有不同于纯艺术创作戏剧的特点。从其内容看，戏文多以身边的所见所闻或笑话改编而成，语言诙谐，俗而不雅，恰反映了它扎根于农村基层没有造作的真实性。从其语言风格看，均用各地方言说唱（包括太谷、祁县、平遥、文水、汾阳、交城等地），若改变其语言特色，便失去原有的韵调风味，故为十足的地域戏种文化。从反映的时代看，晋中秧歌虽起源于明代中后期，但真正的发展是从清代中叶开始，并从现存的流行曲目反映，民国年间也是它发展的一个主要时期。从其创作背景来看，大多以晋中一代农村风情民俗、婚姻生活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琐事为剧本来源，其中不乏真人真事。据秧歌艺人介绍，他们在演出时，因受到曲目中当事人或其后代的反对，有些曲目在一些地方是不能上演的。因此，晋中秧歌尽管是曲艺的一种，但首先是老百姓生活的写照和他们感情世界的宣泄，这也是它能经久不衰、历代相传的生命力所在。从中对当时农村社会形态进行归类分析，无疑是晋中一代农村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晋中秧歌主要反映了近代晋中地区农村社会生活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对社会时弊的揭露，对婚姻生活不如意的倾诉等。反映的每一种社会问题都有它产生的实际社会根源，娱乐之余发人深思。
对社会时弊的揭露
晋中秧歌中对农村社会时弊突出反映了两点，一为吸食鸦片的危害，一为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的黑暗，两种时弊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稳定和家庭幸福。
1.吸食鸦片的危害。清代后期，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但从晋中秧歌反映的情况看，晋中农村的鸦片泛滥主要形成于日军侵占该地之后。当地村民把日本人归为给他们带来鸦片危害的罪魁祸首，“自从来了日本人，教会俺们把料料熏”，是每一个涉及鸦片危害曲目必有的一句唱词。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仅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害，还造成了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腐蚀。反映吸食鸦片的曲目主要有《劝吃烟》、《断料子》、《奶娃娃》等，其中《劝吃烟》最具有典型意义。据民间艺人回忆，从他们学徒时起，师傅便称《劝吃烟》是由文水县一个教书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编写而成。剧中对吸食鸦片的危害归纳为：一是不务正业，正如其妻子所唱“家住文水在武村，小奴家嫁给一个教书的，后来他教会洋烟吃，家里的事情懒呆做。俺村里人卖洋烟，村、副、闾长都不管，熏上洋烟花上钱，先卖了田后卖楼院。”二是破坏家庭幸福，剧中称“奴男人，坏了心，他要和奴两离婚，妇道人家另行改嫁落下骂名。”三是泯灭人性，剧中男主角有唱词为“回家与我老婆商议去，叫她另行改嫁去，寻媒婆说合去，身价要上二三百，有大洋吃洋烟高兴洒乐……叫一声来把气生，我把贱人告一声，孩子是我养的，老婆是我花钱娶的，打发了你省得惹我生气，省得我买吃喝来养活你。”晋中秧歌将鸦片给农村百姓生活造成的危害体现的具体而琐碎，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资产破产或婚姻解体，但艺术作品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恰是它强大表现力的渲染，如秧歌《断料子》中的鸦片受害者“二林林”的生活原型至今仍生活在寿阳县的一个村庄里，他是众多鸦片受害者的代表，是日本侵华危害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见证人。
2.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农村社会的黑暗。晋中秧歌现留曲目大多为民国时期的创作，不少作品涉及到阎锡山统治政策给山西农村带来的恶劣影响。这些作品虽然形成于农村，但对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的主要政策归纳的还是较为典型和具体。曲目《换碗》中数出阎锡山的十可恨：“一可恨阎锡山土地归公，二可恨抓青年编组抽丁，三可恨要粮银将人逼穷，四可恨乡治村到处行凶，五可恨阎锡山‘三自传讯’，六可恨修碉堡浪费民工，七可恨学内传‘自白转生’，八可恨对妇女任意蹂躏，九可恨向商店强要黄金，十可恨充了地饿死良民。”《苦伶丁》中更把这种灾难具体在一个妇女身上：“阎锡山坏尽良心，采取他的‘三自传讯’害人民；奴男人的名儿叫马云生，吃了（死于） 阎锡山的乱棍…阎锡山拆散咱的美好家庭，苦死俺娘们，奴有心反穿罗裙改嫁了，二爹娘不允许俺。”剧中反映了阎锡山“三自传讯”暴行的危害，同时也道出了妇女再嫁常受到各方面干扰的客观存在。
对婚姻生活的反映
婚姻家庭生活是戏剧、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永恒的主题，晋中秧歌中80% 以上的曲目均以此为主题，且以反映男女私通者较多，可见此为当时农村社会中较为严重而敏感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大概与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落后及农村受传统伦理道德熏染较少有关。男女私通是婚外性关系的一种，它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在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个时期，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私通在中国近代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的产生与当时的婚姻制度及社会经济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有必要把它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范畴。
1.私通者的身份。从晋中秧歌所反映的情况看，私通者男子以单身青年和无业游民所占比例最大。单身青年大多地位不高、挣钱不多，但又处于青春年华其间，最容易作出越轨的事情；至于无业游民，行为放荡，油嘴滑舌，加之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娶妻不起，更是一见猎物便乘虚而入，属
于男女私通行为中的最积极者。私通者的女子一方，以已婚但守空房或夫妻生活不如意者居多，这与当时妇女再嫁常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干扰及买卖包办婚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2.私通者之间的关系。在涉及男女私通问题的秧歌曲目中，私通者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比较广泛，有翁与媳、继母与女婿的隔代亲属关系，有姐夫与小姨、兄与弟媳的同辈亲属关系，这种不顾伦理道德的做法，固有其愚昧落后的劣根性，却也有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如翁与媳的暧昧关系多发生在丈夫外出经商数年未归或男人死亡而女子未能改嫁翁媳相依为命的家庭，继母与女婿不正常关系的产生多由夫妻年龄悬殊造成，继母年龄与女婿相比或相仿或更小，也难怪彼此相悦了。总的来说，私通者更多的是雇主与长工、卖货人与买主及村邻街坊之间的非亲属关系，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家庭伦理方面的隔阂，彼此更容易产生感情的缘故。
3. 私通原因浅析。社会问题的研究归根结底是要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以便得到解决的办法，使社会制度趋于完善和健全。从晋中秧歌中透析近代晋中一带男女私通的原因，有感情原因、经济原因，但均可归为社会原因。
（1）买卖包办婚姻导致的感情不和谐。此类问题在私通女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秧歌《卖柴记》讲述的是一贫民女子被父亲卖与比她大二十几岁的丑汉为妻后，与到她家卖柴草的年轻后生发生奸情，恰被邻居家13岁孩童发现，她怕张扬出去即将孩童杀死，终遭死刑。在赴刑过程中，她道出了心声：“一不该二爹娘有爱财之心，图银子舍了奴的自由身；二不该奴嫁下一个豁唇唇，他生来面貌丑不合奴的心，豁唇唇的年龄五十整，翠英英奴今年二十四岁整，奴见卖柴人真是年轻，俺二人配婚姻符合年龄…六不该翠英英动了杀心，不该把二不愣（小孩童）要了性命。”这是一个弱女子对家庭和社会施于她身上的不公平命运的抗争，是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所采取的一种不恰当手段，是对抗争失败和对社会不满而又无奈发出的宣泄。至今，剧中卖柴人的后代仍在文水县的一个村庄里繁衍生息，先辈的这些“不光彩”事仍为他们不愿提及的忌讳，晋中秧歌《卖柴记》是绝对禁止在该村上演的。
（2）婚嫁论财风气使众多男子娶不到妻导致的感情落寞。此类问题在私通男子中占有较大比例。近代山西，由于受全国普遍夸俗之风及晋商炫耀门第和财富导致婚嫁奢侈风气的影响，婚嫁论财现象相当严重，致使许多贫苦男子无力娶
妻。上面所提《卖柴记》中的卖柴人即有“我小子自幼家贫穷，谁家的姑娘愿和我成亲”的感慨。此外诸如《割青菜》中“我小子自幼儿家里贫穷，因此上!方言衍词"还没有娶亲”此类的唱词比比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3）年龄悬殊导致的感情生活不和谐。年龄悬殊表现在男大女小和女大男小两种情况。男大女小年龄悬殊主要由女子早婚造成。山西是全国平均婚龄最低的地区之一，而“早婚早得子”、“早嫁少赔钱”是早婚流行的主要原因。早婚不仅对身体无益，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和幸福。秧歌《顶工》即是对这种婚姻事实的艺术化记载。剧中小女子有唱词为“兰英哭得泪淋淋，骂了一声老母亲坏了心，收了大洋舍
了人，把奴送到他家中。”男主人则有唱词为：“跟大娘 !陪娘" 来顶工…我到院中唤兰英，俺二人是真夫妻，可是她才十三岁，不着急慢吞吞地摆弄钥匙。”同样《奶娃娃》中男财主将他与奶妈私通原因归为“家住祁县城里头，我妻她太年幼不合我的心。”女大男小年龄悬殊大多由童养媳等买卖婚姻所致，秧歌《两情愿》对此体现的很明确：“恨爹娘，爱钱财，又恨媒婆巧安排，八十块大洋十担小麦，许配王
进来；女婿十一奴家十七，俺二人脾气不合适，每日里当他娃娃看，生气又打架，开水锅里煮冻璃（冰块），不恩爱的夫妻不久长。”剧中将夫妻年龄悬殊导致的感情隔阂表现的活灵活现。
（4）长期寡居导致的感情寂寞。近代山西商业发达区域首推晋中地区，外出经商者较多，有的一走数年，有的定居他乡或客死异地而终生未归。该区众多妇女在“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束缚下煎熬了一生，换来的仅是一块官府封赏的
贞节牌坊，丰富的地方志资料对此作了不遗余力的“宣扬”。正是因为官方对贞节烈女的表彰及对寡妇再嫁的限制与丑化，使得不少妇女在盛年孀居的感情寂寞困扰下，在倍受压迫的经济困境下，在欲嫁不能或不敢的情况下，走上私通之
路。秧歌《做小衫衫》中即有“奴的名儿叫李培红，自幼许配出外的人，多在外，少在内，嫁的男人活守的寡”的剧词；甚至一些女子发出“出外的人儿把良心坏，谁象你图财不顾你的妻，嫁个讨吃要饭的人也比出外的强，百家的饭儿我能尝一尝”的感慨。
除上述几点外，晋中秧歌还能反映出近代农村的许多社会形态，诸如社会结构、职业种类、社会风俗等状况。如“文明裤”“、改良鞋”等服装的变革，反映了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冲击。在秧歌《放脚》中，有一种以牵着毛驴走村串乡将毛驴出租给出门人为职业的生意人，他们所从事的这种职业也许就是后来脚蹬人力三轮车及小汽车出租业的前身，诸如此类有趣的社会现象还有待于我们更为细微的发掘和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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