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雷恪生这个名字,假如你还在纠结于中间的那个字是念“que”还是“ke”,那就说明你对中国话剧圈完全是个“奥特曼”。

75岁的雷老爷子前两天刚创了个纪录:3天,在两个不同城市,演3出不同的舞台剧——第一天深圳《老舍五则》,第二天北京《四世同堂》,第三天《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么苦的差事没人接,我也犯怵!”雷老爷子一派云淡风轻,“那也没辙啊,就多默几遍本子!”

一年挑大梁主演3部大戏,雷恪生从黄金配角到台柱子,从《阿Q正传》的第一男主角,再到如今《这是最后的斗争》的第一男主角,50年舞台人生,何止一个轮回!有他在,田沁鑫、林兆华这些大导心里就踏实,有他在,同戏的小辈儿演员心里就踏实,有他在,看戏的观众心里也踏实,这是一个让台前幕后所有人都踏实的“老范儿”角儿,可惜的是,这样的角儿越来越少,后继乏人。

那时候小品还不叫小品

1936年生的雷恪生,1956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国家话剧院。1963年,应侯宝林先生之邀,在北京饭店为哈瓦那市长表演了《在公共汽车上》,“那时候小品是我们上学时做练习用的,不登大雅之堂,当时报幕就叫短剧,现在看来是个小品”,雷老爷子写的剧本,演一个在公共汽车上的年轻人不给老人和孕妇让座的故事,当时雷恪生演的是售票员,跟年轻人几番“唇枪舌剑”,结果最后上来一个老人,年轻人还是不给让座。老人气坏了,给了年轻人一个大耳瓜子,原来是年轻人的父亲,“当时周总理很喜欢,看了三遍,认为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后来在基层群众中演出,每次演出后观众反应都非常强烈,让我特别感动”。

在1989年那个家喻户晓的春晚小品《相亲》之前,雷恪生实际上已经演了二三十个小品了,当时他写的本子取名为“微型戏剧”,可惜的是后来很多电视台录像的资料都失去了,这让雷老爷子自己也感到很可惜。直到和宋丹丹合作《相亲》,雷恪生的喜剧天赋才真正地为全国观众所认识,不过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春晚的节目里,原因是他觉得特矛盾,“小品这东西就是上学练习的作业,拿到春晚上还有什么意思?”

没体力演不了“阿Q”

1981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演的话剧《阿Q正传》,是雷老爷子话剧人生中一个不大不小的里程碑,“那一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由鲁迅的学生、著名剧作家陈白尘改编的话剧《阿Q正传》被搬上舞台,我演阿Q。在这之前,鲁迅先生是不同意把《阿Q正传》进行艺术改编搬上舞台的,怕阿Q这个角色一上台就成一个小丑了,我那时候压力大啊。但陈白尘看完演出后,走上舞台,掏出手绢给我擦汗,说:我看了十几个阿Q,舞台的、电影的、地方戏的,你这个才是鲁迅笔下的那个阿Q。那一刻,我才放下心来。”

现在,雷老爷子打趣说:“再也演不了《阿Q正传》喽,太耗费体力了,年纪大了。”后来这些年,雷老爷子还演过《鉴真东渡》、《灰色王国的黎明》、《于无声处》、《北京人》、《结婚进行曲》、《桃花扇》、《天朝1900》、明星版《雷雨》等等,其中来过深圳的明星版《雷雨》竟让曹禺女儿万方发出惊呼:“爸爸,爸爸,这个是您想看的《雷雨》!”

雷老爷子最出名的是“爱酒”,每次记者在后台见到他,都能闻着老爷子身上的酒味,“酒是戒烟之后添的,拍影视剧就一天两顿,话剧就晚上加一顿,一顿二两。”本报记者在做这个专访时,是1月12日老爷子来深圳演《老舍五则》,他说第二天一早就要飞回北京,所以还是在后台跟记者约好在15日上午打电话采访,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三个戏同演的状况,真是不希望再发生了,年轻人干不了这行,我也理解,这行的竞争不是激烈,而是残酷。”

对话雷恪生

说我是小品演员,我打心眼里烦

记者:马上春晚又到了,您想过没有:有很多观众是期待在春晚上看见您的?

雷恪生:没有,当时我的思想比较保守,不喜欢争抢。后来黄宏、巩汉林,再后来才有的赵本山、高秀敏、范伟之类的,我看看热闹就完了。所以20年后,黄宏让我参与,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因为我参加了黄宏的一个电影,我觉得想法挺好,可是我抽不出时间来。主要还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心里总是有种抵触情绪。小品不像唱歌跳舞,它老得改动,改了以后又得重新来,重新对词,我就感觉太麻烦了。当年我演完那个弹脑门的小品后尽是打电话骂我的什么“老雷你没钱花了?我送你点,能给你多少钱”,“您那么大岁数了,您跟着起什么哄?”总之就是一片骂声。

记者:所以,您干脆以话剧为主了。

雷恪生:是,我喜欢话剧,我觉得那是正儿八经的东西。

记者:据说您演话剧有一个标准,只接现实主义题材的剧本?

雷恪生:是,因为别的什么印象派、先锋派,我不懂啊,我自己不懂怎么演?像这样的戏我也看过,这不是骗人的嘛,你自己不懂,你上台装着玩去,那谁干。那现实主义的东西我明白了,我传达给观众,我不明白,我怎么传达给观众?所以去年冯巩寄来一个本子,我说抱歉,我不在北京,明年再说吧。这叫老奸巨猾,婉言谢绝。这些东西感觉没什么意思。

记者:您和他们还不太一样,您是话剧界的对吧?

雷恪生:是呢,有人说我是小品演员,我打心眼里烦!

记者;是不是因为您是科班出身?

雷恪生:那不是,小品作为晚会的娱乐节目,大家伙儿坐在一起开心一下,这都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职业来说就没劲了,所以为什么别人叫我小品演员,我心里很反感,表面还得乐呵呵的。凭什么我就成为小品演员了?这叫我笑星我心里都别扭,就因为我演喜剧演的多?笑星都是些民间艺人,不能给我弄到那个堆里去。你叫我话剧演员,再高一点表演艺术家,这我还听着舒坦一些。

记者:那您怎么理解小品作为当年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创作,到今天成为春晚观众期待的重头戏这么一个位置的转换?

雷恪生:小品原来不叫小品,那时候是练习。而现在晚会缺了小品不行了,所以这样挺好,但是我个人感觉,小品还是要有它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逗大伙乐很简单。乐,它不是目的。它是手段。通过乐你能表现、表达东西,这种乐才有滋味、有深度。对于恶搞我是不赞成的。

记者:那您怎么看有些说郭德纲“三俗”的批评?

雷恪生:我觉得他挺好,挺严肃的。说到去年的种种郭德纲事件,也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觉得就是两败俱伤。谁也不体面。圈里的种种矛盾,我都努力撮合。相比起外来的话剧,可能传统的曲艺界、相声、小品界这种矛盾会相对多一些。

记者:那您觉得谁会是在老一代们之后的接棒人呢?来接您这种台柱子的地位?

雷恪生:我觉得不会有人接了,这么苦的差事谁接去啊?真的。我也就是喜欢话剧,一般人没人这么干。伤劳伤财,不赚钱。所以年轻演员不愿意演话剧,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现在的社会本来就比较浮躁。演话剧和电影这两个没有可比性。当年可不会想这么多,不是为了物质去演话剧。

记者:自己的小孩,也不让他们进这一行?

雷恪生:我就坚决反对我自己的小孩做这行,坚决反对。又累又苦、竞争激烈。但是一夜走红、鲜花掌声的诱惑是很难抵挡的,这就是吸引力,社会就是这样的。

记者:75岁了,您对新一年有什么寄望?

雷恪生:有生之年多演几个话剧,抽空再拍拍影视,有必要的话小品也可以演。一直演,演不动为止。话剧艺术永远是鲜活的,永远不断在完整。我会好好享受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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