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燕升兄这部书稿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位央视主持人叙说自家功业。——因为近年来主持人出名而著书似乎是一种时髦。看完书稿后,我才明白燕升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从业的经历,而是要表达一种郁结他心中多年的情结,乃至向世人释放一种焦虑,以及一种心犹不甘的企盼。他对被其称为“冷门”的梨园所有的爱与盼基本上浓缩在这本书稿里。
在这部书里,我看到的不是他作为中国最资深、最著名的戏曲电视栏目主持人的风光,而是他和他的团队,在娱乐形式多样、传统戏曲渐次衰落的转型期中国,努力赓续戏曲文化的使命感,以及繁华的尘世中,已显落寞的梨园名角们,如何执拗地守护祖师爷传下来的那角戏台。
因此,我笑话燕升,这部书尽显“遗民”心态,他以为然。凡有“遗民”心态的人,多是至诚至性之人,他们的怀旧、忧虑、愤懑不是出于个人得失,而是出于对一种文化或一种秩序的爱恋,这样的人并不是抱残守缺者,多半是理想主义者。诚如陈寅恪痛悼王国维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传统戏曲在今日中国,确实是“冷门”。可在一两百年乃至半个多世纪以前,传统戏曲那可是真正的“热门”。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引车卖浆之流,无论贫富贵贱,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最能找到文化交集的,恐怕是对戏曲的共同喜爱。
是什么让“热门”变成“冷门”,难道戏曲的衰落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必须承受的代价?这样的结论似乎只是皮相之论,看看东邻日本,这个曾长期受惠于中华文化的国度已经完成了社会各个层面现代性转型,他们各种传统艺术包括传统的戏曲、歌舞不但保存下来,还颇有生命力。那么,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许是一个天问。
燕升的这部书,不但勾起我的这种“天问”,也勾起我对自己的成长期,乃至民族的成长期和戏曲种种因缘的思考。说戏曲伴我们这代人成长,甚至伴随我们这个民族成长,一点也不嫌夸张。
我最熟悉的一首本地童谣就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这一幕,对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地不分南北,都能激活一种童年的记忆。以“看戏”为关联,将中国民间社会的人伦之情、礼法秩序以及人生的狂野想象全部串在一起。戏曲成为中国人群体生活的媒介,当一位老爷爷带着稚气未脱的孙子走进城市的戏园子,或者坐在乡村露天戏台的下面,和熟悉的老兄弟打拱寒暄,互相夸耀彼此的晚辈,并让孙子叫一个陌生人某某爷爷,某某叔伯,某某舅舅。天真的孩子面前打开了一扇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大门,他懵懵懂懂地感知,这个世界好复杂。没错,千年以来,唱戏和看戏,是最能密集地传承民族的集体性格和文化基因。
现在我才明白,中国传统社会多数看戏的百姓,最注重的并非演员的技艺精湛,而是在看戏的那一段时间内,忘却尘世的烦恼与痛苦,跨越时空,和戏里的角色一起进入另一个世界。佛说,人生是苦海无边。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每个在此世活过一遭的人,无论是富贵还是卑贱,都是一个过客。在进入戏曲营造的世界里,他们就会达到精神上的平等——戏里不知身是客。看戏者如此,演戏者更如此。
让我们进入这本书,通过燕升的笔触,来了解一个个生不逢时的角儿。他们的名字,或许不被大多数国人所知,但在他们自己的那角天地里,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他们替我们这个民族,坚守着祖先们曾最为珍爱的艺术瑰宝,这样的瑰宝,怎么能让它的光泽继续暗淡下去?
看《那些角儿》,候王者归来。
(摘自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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