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张岱在《说书人柳敬亭》一文中对柳敬亭说书时场景的描述。张岱还在文中记载,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一两银子说一回、提前十天下定金,由此也可见柳敬亭说书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

从柳敬亭、王鸿兴开始至今的300多年历史里,评书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曾有过辉煌历史的评书,近年来已经开始逐渐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能想起的评书,还只有几十年前就走红的那几部;我们能记住的评书演员,也始终只是那几个人。新人新作的长久缺席,使得评书这门古老的艺术似乎已经开始与这个时代脱节,当人们的娱乐消费日趋多样的时候,评书拥有的观众和听众也越来越少。“愿意来学评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已经成名的一些评书演员,录新作品的,也非常少了。”3月23日,记者见到了刚从外地回来、正要去央视录制“评书说奥运”节目的青年评书演员张少佐,他这样向记者形容评书的现状。

10年前,出生于评书世家的张少佐在哈尔滨创办了大地评书研究所,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门从事评书艺术研究和制作的机构。

然而,与整个评书艺术的逐渐势弱趋势相比,一家研究所和几个人的努力似乎显得有些力量单薄。“评书如果不跟进这个时代,就有被人们遗忘的危险。”该研究所总经理关昀表示,评书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已经是摆在所有评书演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而严峻的课题。

■ 袁阔成

“只要有外交部存在就有评书”

袁阔成,1929年出生,国家一级演员,当代评书巨匠,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袁阔成出生于评书世家,其伯父袁杰亭、袁杰英,父亲袁杰武合称“袁氏三杰”,他8岁随父学艺,14岁登台,18岁出师。主要代表作品有传统评书《三国演义》和新评书《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

“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这句评书界流传已久的话也被许多观众熟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同行对他的尊重以及观众对他的喜爱。

袁阔成的评书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雅”字。与传统评书相比,他的评书在讲故事的同时,还适时补充了大量的其他文史知识,因此也有人称他是“艺术家兼文史老师”。这一点在他的经典作品 《三国演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部改编自罗贯中原著的评书作品共365回,如果你打开原著对照着听,会发现评书中许多人物对话都忠实于原著,同时又作了一些细节上的调整,这样不仅保持了书中人物说话的特点,便于反映人物性格,也比原著更加通俗易懂。

而袁阔成对评书的态度则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在现代评书的发展中,许多次 “第一”都是由他完成的——第一次脱掉了传统大褂改穿中山装和皮鞋,第一次将评书从茶馆带进了大舞台,第一次撤掉了场桌,第一次说新书,第一次引入了导演制……近年来,评书艺术逐渐走入低谷,袁阔成却一直在思考评书的创新问题。两年前,他萌发了将评书与奥运结合的想法,目前张少佐正在录制的“评书说奥运”系列就是源自这一创意。

如今,已经年近八旬的袁阔成谈到评书创新,依旧兴致勃勃。张少佐介绍说,有时候为了书中的一句话、一个词、一个语气、一个动作,袁阔成都要与他们讨论几个小时,“经常一聊就是四五个小时,我们都担心把老爷子累着,他精神却一直非常好。”

评书是曲艺的“轻骑兵”

在袁阔成对评书的改革创新中,撤掉场桌所引起的连锁效应是他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想到的,而这次创举的缘起却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

50年代,袁阔成与梅兰芳、侯宝林等艺术家一起去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当时有一个哨所在山上,路非常不好走。开始袁阔成还很高兴,他和梅兰芳说,评书是曲艺里的“轻骑兵”,我既不要带胡琴,也不要穿行头,直接人上山就可以给战士们演出了。

但等真要上山的时候,“轻骑兵”却也遇到了问题:哨所没有合适的桌子可以做场桌,部队当时安排了两个战士,准备从山下抬一张桌子上去。山路不好走,袁阔成看到两个战士累得满头大汗,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书怎么就非要用场桌,为了抬张桌子把解放军战士累成这样?我就下决心要把场桌撤掉。”于是他就自己上山,没用场桌,给战士们说了一场书。原本只是对战士的关爱,却促成了评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创新总是伴随着痛苦

除了形式上的革新,在评书题材上,袁阔成也是第一个说新书的人,他的红色评书系列曾轰动一时。而提到那段往事的时候,袁阔成表示,其实每次创新都是伴随着痛苦的。

在50年代开始说新书的时候,袁阔成遇到了一点麻烦。当时是在剧场演出,观众听说袁阔成要说新书,都跑来看。第二天的时候,观众少了不少;到了第三天,又少了一些。当时袁阔成心里很着急,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于是找到几个熟悉的观众问,有观众直言:“你说的这个武工队长吧,我们怎么听还是黄天霸,一套短打扮,跟黄天霸没区别啊。”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没什么比失去观众更加痛苦了。袁阔成在知道了观众的这些反映后,开始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寻找书中人物的神韵。他在回忆自己说新书的经历时说:“有些人有错误的认识,认为能说话就能说书,远远不是这么回事。我怎么说新书,就是要深入生活,反复琢磨。比如说 《创业史》,我真下去背稻子,我背不动稻子,一捆一捆挺沉的,看着人家一背五六捆、六七捆就走了,我在那儿拱半天也拱不起来,后来一下起来了,回头一看,农民帮我一把。我当时感激得不得了,很多书中的感情,都是这么出来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努力,袁阔成的新书系列成为说新书的经典,风靡一时,影响了几代人。

评书需要创新,但不会消亡

面对近年来评书的不景气,袁阔成却信心十足,他以一贯的诙谐口气说:“要我说呀,只要有外交部存在就有评书。人总得说话吧,谈判离不开说话,话说得不明白,谈判肯定也谈不好。评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尽管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却还会占有一席之地的。”

对于评书发展的前景,袁阔成仍坚持一定要创新的观点:“评书要发展,必须要与社会的发展同步。都说不破不立,但破的一定要超过立的才行。现在是信息时代,评书虽然是传统艺术形式,但要与时俱进,就要让这种艺术形式更多地反映新生活、新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50多年前,袁阔成的红色评书系列紧跟了时代的步伐,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如今,已经将近80岁的袁阔成仍在积极指导自己的学生和徒弟们勇于进行评书改革创新。

■ 张少佐

张少佐开说奥运评书

张少佐,原名张晓光,青年评书演员。1962年出生于评书世家,自幼随父亲张振佐(艺名张增友)学艺,14岁开始登台演出,后师从袁阔成。1998年在哈尔滨创办大地评书研究所,该所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专业从事评书艺术研究和制作的机构。张少佐主要代表作品有《多情剑客无情剑》、《大明剑侠》、《光武争霸》、《吕四娘刺雍正》、《童林传》等。

对张少佐的采访约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一间茶馆,时间是上午10点,下午他要去录制新一回奥运评书。与他一同来的还有大地评书研究所经理关昀。据关昀介绍,他们刚从上海回来,看得出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倦意。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以评书的方式来说奥运时,大地评书研究所经理关昀说:“评书如果不跟进这个时代,就有被人们遗忘的危险。”关昀的这句话同样被张少佐认可,采访中他也一再提到,评书必须要革新。评书与奥运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张少佐称,这个想法源自袁阔成先生2006年的一个想法。

“评书的内涵和奥运其实是一致的,先生(指袁阔成)曾跟我们说过,评书和奥运内涵相通的地方,可以用六个字概括,那就是 ‘和平、友谊、进步’。”尽管在精神上,评书和奥运是合拍的,但要想用评书的形式来说奥运,还存在不小的难度。在传统评书中,许多传奇演义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允许演员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部分虚构,但要用评书来说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体育明星的故事,就不能采用那些不可靠的传闻了。

过于平实的说教会削弱评书的艺术性,而不符合事实的演义也会给人 “道听途说”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用评书说奥运堪称是戴着镣铐舞蹈。“体育明星们的故事很多,如何选择,这是个难题。有时候为了5分钟的书,要查阅许多资料。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至少有3处记载完全相同,这些资料才能够使用。并且这些记载都必须是书本上的,有文本可查的,对网上流传的资料,我们都不作为依据。”

说着,张少佐用手轻敲着玻璃茶几,当是拍醒木,说了一小段拳王阿里丢自行车的故事。(记者 曹鸿涛)

(摘自 《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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