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的方言不是问题

“一个南音歌者，唱述一个梨园戏的经典故事。

一个梨园戏演员，在传统的表演中不断思索，古代人物如果生活在现代，他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湘灵音乐社上个星期六晚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呈献了一个南音与梨园戏相得益彰的明代传奇故事《高文举》，把一门古老的曲艺带上了今日的艺术“平台”，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令人有一份惊喜。

说是“平台”没有错，因为表演不在戏台上，而在观众席前面的“平地上”，这使我想起两三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叫“皇家粮仓”的地方看昆剧“牡丹亭”的感觉。

这样的表演也不能说是摩登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俗，民间有钱的人逢寿庆、孩子满月或是什么酬神日子，就会请梨园戏子或是其他曲艺表演者上门在院子里演出，把娱乐带上门，称为“堂会”；滨海艺术中心这些年来，把艺术与娱乐二合一的“堂会”式的中国戏曲表演带给了新加坡，让爱看戏的人自觉有福了。

这出福建梨园戏《高文举》故事源自明代的传奇《珍珠记》，多年来不同地方戏屡演不衰，如本地老一代人比较熟悉的潮州戏《扫窗会》。

《珍珠记》原来说的是书生高文举无力偿还官债，富翁王百万代为缴纳，并以女儿王金真“妻之”（做他妻子）。文举中状元，温丞相逼他入赘为婿。金真进京寻夫，却被温氏拘禁于冷房内，受尽折磨。后幸得老仆帮助，与文举相会。最后是包拯出头，王、温两女共事文举。一夫两妻的结局被认为是败笔，因此历来才有不同版本的剧本。“湘灵”呈献的这出戏是以高文举不畏权势，辞官携妻回老家收场，宣扬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和正直的情操。

年轻的女唱者以古仆的南音弹唱带出故事，戏内的男主角则在半场以华语旁白为观众讲解剧本的历史来源，表现手法颇具创意，穿插不同时空的演绎，带出了梨园戏的味道。

最难得的是，这群以年轻人为主的表演者和演奏者，是本地业余演员和新移民，以及中国科班演员的组合，让人看到方言戏曲的香火不断。新时代带来传统文化遗产发扬光大的契机，一直以方言式微而心有戚戚焉的有识之士，若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是应该有所欣喜的。

于上世纪50年代出世以及更早之前的“老一代”在缅怀连黑白电视都还未到来的“古早时”，我们总是带着一种若有所失的心情，以为已经远去的事物总带着一份美好，因为我们的朦胧记忆中，总存在一份我们最珍惜的东西，如听过王道以福建话讲金庸的武侠小说，李大傻用广东话说民间故事。小时候，我时常在夜晚听到丽的呼声播出的南音锦曲，那种凄美的感觉几十年后仍是那么真切……我们也常爱称道当时人们普遍会讲几种方言的“方言时代”。
　　十多年前，我也曾在专栏中说政府没有必要在方言政策上抓得这么紧，甚至鼓励社团组织开办方言班。上一代人的“方言情结”并没有完全消失，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有记忆才有继承，但上一代的记忆也不能成为新一代的负担。即使没有1979年以来的华语运动，“方言时代”也不可能撑到今天，因为新一代要看要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时代的改变，资讯世界的多姿多采、娱乐形式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今日再来谈方言的问题，不能老是落在“古早时”的情境。

其实，我倒是觉得今日方言的处境与社会地位从未这么好过。社团有了能讲更标准纯正方言的年轻新移民加入成为生力军、现在我们有很多机会看到更精致更具艺术水平的地方戏、现在的民俗活动更为蓬勃。各方言群的社会贤达要年轻同乡子弟学习“母语”方言，只要回到中国的乡下去找方言老师，肯定可以找到很多人来排队。方言不需要政府的鼓励，也不需要向政府讨一个政策。如果家长有很好的讲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的能力，又能在确保孩子兼顾华文和英文的前提下，用他们感到亲切的方言教导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也算是另一种强化孩子华文的渠道，但这样的家长毕竟是少之又少，又有多少家长能够用方言读书读报？

年轻华族家长舍华语而用英语跟孩子沟通，甚至老一代也被逼或是自发的跟孙子孙女讲“英语”（新加坡式的英语）的情形是越来越普遍。新加坡人的英语一直讲得很难听，跟“新加坡式英语”已成为新加坡人的“方言”很有关系。今日新加坡人的语言问题在于英语和华文水平，方言不是问题，方言更不应该成为我们看问题的盲点和解决问题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