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艳秋与他的班社

程砚秋(1904一1958)，正黄旗籍满族，父荣寿公，秋最幼，为公第四子，旗名承麟。砚秋一岁丧父，时满清王朝已届衰落，秋之家境遂日益艰危，终渐沦为城市贫民。1910年六岁时，迫于生计写给荣蝶仙作手把徒弟，签卖身契约九年(1910-1918)。最初四年从毯子功练起，师丁永利，欲走大武生路子，又改从陈桐云习花旦跷工，后始改向青衫发展，从陈啸云学一年，能旧戏十余出。1914至1916的三年间，于“春阳友会“浙慈馆和行会堂会中外串，“借台学艺”，开始边演边学为师傅挣钱。因不时露演而需艺名，先是1914年将旗名承麟改为汉姓程，起艺名菊侬；后在1915年10月，“春阳友会”文牍主任徐醒缘先生指几上盆菊曰，“此花艳于秋令，甚望老四将来如菊之清，为君子处世所欣赏，方可称之无愧“，又易菊侬为“艳秋”。一九一七年十三岁时于丹桂、中华茶园、庆乐戏院及浙慈馆搭杂班开始演营业戏，先后傍刘鸿异、孙菊仙等前辈及养嗓研艺的余叔岩演出多次，获益匪浅。后终因累极倒嗓。其时，师傅却欲迫其赴沪演戏，名诗人罗按东瘿公先生怜惜人才挺身相救，向张嘉琐先生借现大洋六百元为秋赎身脱籍，遂提前出师。一九18至1922年的四年，秋在瘿公一手护持培育下，遵循“前辈名伶，必文武昆乱兼习，若拘守青衫老戏十余出，则旦角之途太狭“的主张，由瘿公亲自安排学习计划，边练功养嗓，边学习诗词书法以提高文化修养，弥补幼年失学之不足，并先后从阎岚秋习刀马武把，从乔惠兰、谢昆泉、张云卿习昆曲，特别是得到王瑶卿老师悉心培养度身传授京剧，进步愈速，为以后程派艺术的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瘿公于秋养嗓学艺期间即开始为秋挑大梁独立组班苦心筹划。按照后起之秀须拜名师搭名班傍名角，甘于从配角作起从帽儿戏演起，边演边练边学边提高的思路，命程艳秋拜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并搭人梅兰芳、余叔岩的“喜群社“，又先后加人杨小楼、余叔岩的“中兴社”，俞振庭的“双庆社”，谭小培的“玉华社”，时慧宝的“裕群社”。1921年正式搭人高庆奎的“庆兴社”，挂二牌。艳秋搭名班期间，均获得各名角的提携与器重。从1917年至1921年的四五年间，可称为艳秋的搭散班阶段。

程艳秋与“和声社”

1922年，罗瘿公认为艳秋独立成班的时机已趋成熟，提出“以荣蝶仙主箱，秋不出面，以华乐为主，以速成为主，由王又宸‘全体指挥“’，遂于1月28日(旧历正月初一)正式成立“和声社“，由荣蝶仙任社长，王瑶卿先生任导演及唱腔设计，罗瘿公任编剧，成员有郝寿臣、侯喜瑞、王又宸、张春彦、郭仲衡、金仲仁、王又荃、周瑞安、文亮臣、慈瑞泉、曹二庚、张文斌、董俊峰、马连昆、李洪春、荣蝶仙、吴富琴，以后李多奎、王蕙芳、孙毓整(小振庭)亦相继加入。鼓师杭子和，琴师穆铁芬。

“和声社”是程艳秋在瘿公先生一手培育提携主持下首次挑大梁的班社，从1922年2月到1924年6月，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和声社”成立后，于2月10日在北平中和戏园以首演罗瘿公编制的新剧《龙马姻缘》打泡，不久暂移师三庆，最后演于前外鲜鱼口内之华乐戏院。秋在其时演出的剧目基本上以京剧传统戏为主，如《头二本虹霓关》、《樊江关》、《战蒲关》、《辕门斩子》、《穆天王》、《雁门关》、《南天门》、《能仁寺》、《弓砚缘》、《全本芦花河》、《汾河湾》、《戏凤》、《女起解》、《玉堂春》、《宇宙锋》、《御碑亭》、《二进宫》等，另有昆曲《思凡》、《闹学》、《惊梦》，还有《奇双会》等，辅之以罗瘿公编制的三出新剧《龙马姻缘》、《梨花记》(1922年2月)、《花舫缘》(1922年6月)，均获得观众的肯定与承认。同年10月8日至11月4日，罗瘿公亲率“和声社”首次赴沪演出于上海亦舞台，获得成功。演毕转赴杭州凤舞台献艺。一1923年上半年，“和声社”仍演于北平华乐戏院，以《汾河湾》一剧打泡。期间除演出王瑶卿先生革新旧剧编谱新腔的《棍元盒》一折中之《刺红蟒》、《琵琶缘》和《六月雪带法场》、《探母回令》、《贺后骂殿》、《玉堂春》等传统剧目外，亦演出向上海同行学习的群戏《红鬃烈马》，同时陆续推出罗瘿公编撰之新剧《红拂传》(3月10日)、《花筵赚》(6月9日)、《鸳鸯冢》(7月14日)、《风流棒》(8月18日)、《孔雀屏》(9月2日)，深获京华观众欢迎。同年9月18日至11月5日，“和声社”第二次赴沪出演于丹桂第一台。载誉返京之前罗瘿公和社长荣蝶仙均因过度操劳双双病倒。1924年全年“和声社”除三月份应张作霖之邀赴东北演出和七月初于天津大罗天献艺外，主要演于北平三庆园。罗瘿公先生虽抱病却仍加紧赶编新剧，而瑶卿先生及贯大元等角加入，令“和声社”阵容更加壮大。是年演出剧目有《刺汤》、《回龙阁》、《回荆州》及王瑶卿新排前后《福寿镜》等多出传统戏，而以瘿公所撰《赚文娟》(4月5日)、老戏《六月雪》改编重排之《金锁记》(4月13日)、《玉狮坠》(5月3日)和《青霜剑》(6月18日)四出新剧主导全局。瘿公创制的新剧《碧玉簪》未及完稿，即因沉疴难挽不幸与世长辞，近代名诗人戏曲改革的前躯者瘿公先生，为培育一代英才和为了京剧的革新与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后人钦敬。艳秋曾有“程有今日，罗居首功”之语，期使后代勿忘罗之功绩。

程艳秋与“鸣盛社”

1924年8月，罗瘿公先生病重住院，荣蝶仙亦因病辞去“和声社”社长职务，秋遂将“和声社”改组为“鸣盛社”，由艳秋老岳果湘林先生任社长，金仲荪悔庐先生受瘿公嘱托接手班社的文墨编剧及公关事宜。时“鸣盛社”仍出演于三庆戏院。9月16日罗瘿公先生病故后，秋厚葬恩师于西山四平台，辍演守孝逾两月余。当时，艳秋顿失罗公护持而颇遭受梨园同行之冷遇，处境一度极为困难。从1924年8月8日至1925年8月20日，新改组的“鸣盛社”共存在了一年左右，其间艳秋在金仲荪先生暨罗瘿公诸老友许伯明、袁伯夔、周梅泉等前辈的支持辅佐下，继承瘿公遗愿，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决意“另起炉灶”，自行担纲新编各剧之导演，独力设计唱腔身段，从而使程派艺术开始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由金仲荪续编完成的罗瘿公未竟遗作《碧玉簪》(1924年12月14日首演)，及金仲荪新编本戏《聂隐娘》(1925年4月18日)。“鸣盛社”的班底有李洪春、曹二庚、慈瑞泉、文亮臣、张春彦、侯喜瑞、王又荃、吴富琴等原“和声社”老伙伴；王瑶卿先生则退出，搭人尚小云、谭富英的“重庆社”。“鸣盛社”除1925年3月3日应邀赴东三省为张作霖将军五十寿诞演堂会戏，以及同年4月应上海共舞台约第三次赴沪外，馀皆在北京三庆戏院演出。

“鸣盛社”支持一年余，社长果湘林先生不胜劳烦，艳秋亦不忍老岳受累，决定自行出面组班，特聘梁华亭先生任社长，经理内外社务，改组“鸣盛社”为“鸣和社”，班底成员有郝寿臣、侯喜瑞、曹二庚、慈瑞泉、郭仲衡、文亮臣、金仲仁、王又荃、周瑞安、李洪春、张春彦、董俊峰、李多奎等原“和声社”老伙伴。并先后邀约名生角谭小培、鲍吉祥、哈宝山、王少楼、谭富英、程继先、姜妙香、俞振飞、陈少霖；净角苏连汉、刘春利、金少山；丑角李四广、慈少泉、贾多才；旦角阎岚秋(九阵风)、赵桐珊(芙蓉草)、赵芝湘、刘盛莲、张蝶芬；武行领班杜明等，分别于不同时期搭人。请高登甲先生“抱本子”任后台管事，文武场面则有琴师穆铁芬、鼓师杭子和、陈鸿寿及锡子刚等。由金仲荪任编剧，艳秋挂头牌自兼编导和唱腔身段设计。

从1925年8月20日“鸣和社”正式成立，到1937年4月21日日改组为“秋声社”止，“鸣和社”共存在了13年。其间艳秋因应中国政局的巨大变化和当时梨园界实际情势，曾两度将鸣和社重组。第一次是1929年的所谓“鸣和社倒戈事件“，事缘于艳秋于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问率班社赴沪演出，后首次转赴汉口；时某坤伶出重金策动王某将艳秋本戏戏本及“鸣和社”的一半班底拉了出来，加紧排练程派新剧上演，只有艳秋的老伙伴们曹二庚、吴富琴、张春彦、文亮臣、李四广和琴师穆铁芬，鼓师杭子和仍坚守“鸣和社”阵地未曾离去。后经梁华亭筹措复于1930O年初在原班底基础上将班社重建，以郝寿臣易侯喜端，李洪春、洪福易周瑞安，王少楼易郭仲衡，姜妙香、程继仙易王又荃，新聘傅小山、扎金奎、马连昆、刘春立和金少山搭人，使“鸣和社”阵容愈加壮大。第二次重建发生于1933年5-6月间，盖因1932年1月1日砚秋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旅欧游学逾一年六个月。后自意大利返北平后即着手重组。除恢复1930年原班外，先后邀请赵桐栅(芙蓉草)、李多奎、俞振飞(1934年9月)、钟喜久、钟鸣岐、陈丽芳(1935年1月)，又以刘盛莲易赵桐栅(1935年3月)．以琴师周长华、任志林易穆铁芬，以鼓师白登云易杭子和（1934年9月），另请刘莲荣、谭富英、陈少霖加入，而使“鸣和社“名角汇集，保证了砚秋能够连连排演新剧，并对京剧旦角行当的优秀传统剧目进行革新创造，从而使程派艺术步人了发展的全盛时期。艳秋出国时，于1932年1月1日登报启事，宣布改名，“艳秋“为“砚秋”，易字“玉霜”为“御霜”，以示玉洁冰清御风霜，当有自立之志。此后即沿用此名字。

“鸣和社”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演出，北京地区主要是华乐园(1925年8月至1930年8月)和前门外粮食店的中和戏院(1930年至1937年初)；外埠码头，从“鸣和社”成立的次年1926年迄至1937年4月止的十一年内(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的一年零六个月不计在内)，曾先后赴上海演出于共舞台、荣记大舞台、天蟾和黄金大戏院，共七次，几乎是每年一次。其中艳秋于1926年7月按罗瘿公生前的安排首次赴香港西环太平戏院演出，这也是“鸣和社”唯一的一次赴港演剧活动。1927年上半年及1933年底，曾三赴山东济南、掖县演于济南北洋戏院和上舞台。1935年上半年，“鸣和社”先后赴汉口和记大舞台及新市场大舞台，湖南长沙金星大戏院和河南开封广智戏院演出。1936年4月，首次入川，演于重庆一国大戏院和成都。这里，特别要提到艳秋的几次东三省之行。还在“鸣和社”成立之前的“和声社”、“鸣盛社”时期，艳秋曾于1924、1925年3月与北京各名角一起应张作霖将军之邀两度赴东三省演出，初出茅庐的后起之秀颇受奉系将领的青睐，由此形成了一段历史交往的渊源。从1925年起，迄至1930年止的五年当中，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到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将军宣布东三省易帜；从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到张学良发出“巧电”统军人关，最终促成了国家内部的统一。艳秋的政治生涯在这一时期亦经历了颇大的转折。1929年艳秋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相识，次年四月爆发了“中原大战”，张群、李石曾、吴铁城受命赴沈阳与张学良将军谈判率军入关问题；艳秋和“鸣和社”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于1930年4月至6月份，随李石曾一行赴东三省先后出演于本溪湖铁矿公司、沈阳东北大戏院及杜陵别墅、哈尔滨大西洋电影院和中东铁路俱乐部，演出的戏码除程派本戏外，以《四郎探母》和《文姬归汉》两剧的出演场次最多，其寓意是不言自明的。同年11月13日，由李石曾主持的中华戏曲音乐会特邀“鸣和社”首次赴南京以“庆祝东三省易帜赈济伤兵和辽宁水灾游艺大会“名义演于南京国民大戏院，特邀已升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莅席观剧，安排的剧目仍然是《四郎探母》、《骂殿》和《文姬归汉》。以后“鸣和社”又于1933年10月为庆祝全国运动大会的开幕赴宁演剧。

砚秋在“鸣和社”时期的艺术创造演出等活动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全力编制排演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紧密呼应时代脉搏的新剧。此时创排新剧的频率，虽不似二十年代初般快速和多产(那时几乎每两月便推出一出新戏)，但其思想艺术水平及演出质量愈臻完美，且在反复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提高，使之形成为程派表演艺术体系的经典作品。这一时期，陆续排演的新剧有《梅妃》(一九二五年)、《文姬归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沈云英》(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斟情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均首演于北京华乐戏院；《荒山泪》(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全本《陈丽卿》(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首演，一九三六年十月重排，加人舞剑身段)、《春闺梦》(一九三一年八月首演，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新排)、《亡蜀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首演两场即遭当局禁演)，首演于北京中和戏院；《费宫人》(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首演于上海黄金大戏院。

二、发掘改编优秀传统剧目，经过长期磨炼提高，形成为程派艺术的代表作。这些剧目有《贺后骂殿》(一九二三年新排创演)、《六月雪带法场》(以后发展为《窦娥冤》)、《审头刺汤》、《朱痕记》(改编自《牧羊卷》，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首演于华乐戏院)、《柳迎春》(一九三O年七月十九日首演于华乐戏院)、《汾河湾》(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改编增加至二十四场)，至于《女起解》、《玉堂春》、《武家坡》、《回龙阁》，也已成为“鸣和社”传统的打泡剧目，以其程派独特的表演风格而享誉一时。

三、学习和移植老前辈和剧界同行的拿手剧目。其中有与王瑶卿先生合作排演的全部八本《雁门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首演于华乐戏院，后连演六七次之多)、一至四本《梅玉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首演于华乐戏院)、八本《乾坤福寿镜》(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首演于华乐戏院)以及向上海同行学习改编的群戏《红鬃烈马》。

四、赴欧考察戏曲音乐。砚秋此次活动不仅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而且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养，增长了知识，扩充了艺术眼界，使他能立足于民族戏剧传统基础之上，认真思考，对比研究，总结个人艺术实践的经验和不足，努力学习汲取欧洲戏曲音乐界在声腔训练、表演体系、班社及剧院管理和戏曲音乐教育诸方面的先进经验，从而更加坚定了对祖国旧剧艺术进行改革的决心。砚秋自欧返国后在班社和剧场管理方面的改革，在剧目及表演艺术上的创新，在主持中国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和戏曲研究所的科研出版工作中，在中华戏曲职业专科学校的办学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上，在使京剧艺术面向社会的普及活动中，都作了勇敢的革新试验。可以说，赴欧考察戏曲音乐，乃是砚秋在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和艺术观发展上的重要分水岭，使他跃出了“鸣和社”老板和头牌的窠臼，成为—位有着强烈爱国感情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戏剧革新家、戏剧社会活动家和出色的戏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