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世界的思想失重

最近接连看了两个地方戏，都是老家来的。万荣县蒲剧团的《万荣女人》，运城市蒲剧团的《枣儿谣》，这个戏原来也叫过《大清义民》。

老家的地方戏是蒲州梆子，我写过一本《大音绝唱》，叙述蒲州梆子的历史发展。在省城太原，也时常参加蒲剧戏迷的聚会活动。在戏友们眼里，我也是一个老家的戏迷，来了戏就联络我。一旦有演出，一群人互相招呼，大呼小叫的就看戏去了。

《万荣女人》是一出现代戏。《枣儿谣》是清代戏，清代戏短打扮，表演和现代戏一个套路。一般地把清代戏也归入现代戏一类。因此这其实可以说是两个现代戏。

《万荣女人》说的是，一个万荣姑娘在外打工，一天在街头发现一个弃婴，她不忍，捡了带回去，养活大，生母来认，又还给了人家。为了养这个孩子，男朋友下煤矿砸成残废，送走孩子，她嫁给这个残废的男友，终于成了家。

《枣儿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山西南部稷山县，一家有兄弟三人，大哥结婚成家，两个弟弟还小。一天两个弟弟失踪，下落不明。大哥决心外出寻找。这个大哥，从此一找18年。18年跑遍大半个中国，从西南找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宁古塔，终于找回二弟。返家路上，二人冻饿奄奄一息，遇到一个医馆，年轻的中医救了他们。施救过程中三人发现对方身上佩戴一枚木雕枣，于是唱起童年时期的枣儿谣，兄弟三人相认。

万荣是山西的名县，万荣笑话传遍全国。万荣女人不是一般的地域意义上的女人，更是指一种执拗到底的精神。稷山县是著名的枣乡，两个戏，都属于某种地域形象代理。

演出应该说都不错。万荣县剧团是一个县级剧团，演员阵容整齐，演唱水平很高。我以为，比一般的县剧团强。运城市蒲剧团更不用说了，两个梅花奖演员王艺华贾菊兰登台，唱做俱佳。两出戏，先进了北京，又来省城。整体评价都还好。剧场气氛热烈。

这两个戏要说什么？两个戏在启幕或者落幕，或者幕间都有童声吟诵《三字经》，算是主题提示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应该是这两个戏要表现的主题，要宣传的思想，明确无误，这个是儒家调整人际关系的传统思想。

父母应该慈善，子孙应该孝顺。当哥哥的应该友好，当弟弟的应该恭敬。这个无疑正确。问题是谁说过当父母的就应该凶狠，兄弟之间应该手足相残？这种一般化的强调表达，没有多少意义。一般化的歌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历朝历代都不缺少这样的作品，我们何必又重复一遍，多造一个复制品。

孝敬尊长，即便是动物，某种程度上也懂得。既是人道，不应停留在兽道的水平。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个根本区别说明了人伦关系肯定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对上一辈，人除了供养，还有敬重，还有理解，以及不同思想产生的纷争，在矛盾纷争中求得进步和谐。人还是历史发展的存在。在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孝悌友恭表现也不同。人伦之道各有它的时代内容。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帝王以孝治天下。“孝悌者为人之本欤”，说的是至孝便不会造反。为此，封建帝王多喜欢宣传愚忠愚孝。旧戏里多有这号人物，老莱子娱亲，郭巨埋儿，割股奉亲，卧冰求鲤。为了留下忠良之后，先把自家儿子剁了。为了让朋友相信秘密永远埋藏，知道了秘密那位先挥刀自杀了。所有这些非常极端的表现，处在在封建朝代不奇怪，现在谁还相信这些荒唐的神话呢？

看看我们这两出戏，是否表现了愚忠愚孝呢？大家不难判断。一个女孩在街头收拾一个弃婴，总要有点什么理由吧。不由分说就抱养了。即使送到民政救助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为了这个弃婴，不结婚，和一个残废男人结婚，一个女孩的美好人生，为什么要这样毁掉？这样的女人才叫“万荣女人”？试问有几个万荣女人愿意这样做。我们目前的社会救助机制已经初步建立，万荣女孩这种极端的作为方式，让人觉得奇怪。事物的极端方式，往往都是病态的存在。最近有一个词很火，叫新常态，新常态既有新意，也是常态。把人的作为非常态化，是艺术创作的大忌。《枣儿谣》更进一步把这种反常态做到极致。弟弟走失。哥哥去找，有什么线索吗？没有。清代的国家疆土那么大，去哪儿找？关键不在去哪儿找，关键就是歌颂这种盲目地寻找。18年，由青春少年变成白发苍苍，由一个正常人变成残废，流浪乞讨，家破人亡。自己的妻子不得抚养，难见一面。这个大哥，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付出了全家的代价，最后弟兄三人相见，人生已经是一片废墟。这种惨苦之状，煽情可以，经不起思考。

看到弟兄二人冻饿将死，误打误撞进了老三的诊所乞救——三弟失散以后，被一家富户收留，18年后，已经是一名坐堂中医。兄弟三人同唱枣儿谣，在此相认相聚。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你千辛万苦寻找小弟，不就是为了小弟过上好日子吗？现在小弟的日子很好，你成了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暮年完全要靠小弟供养侍奉。按照传统戏那种极端逻辑，这位大哥应该悄悄地走开，以免影响了三弟的幸福和宁静。或者索性自杀，让兄弟们不再背负苦难的包袱，各自继续自己的一份正常生活。——我这个想法是否很残酷？是很残酷。但是按照这出戏的编导逻辑，只能推出这样的结论。愚忠愚孝，发展的结果都是很残酷的。不要再歌颂它了吧。

合家团聚，相濡以沫，过一种衣食不足的贫困生活，还是各自幸福地相忘于江湖？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答问。各人的选择，往往为各种复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你把它设想得简单，那是你的脑袋简单。相濡以沫，亲情至上，不惜重创，成全人伦，在传统道德当然无可挑剔。面对德行和利益的选择，现代人却已经开始困惑思考，不再那样一头撞进一个结论里面去。其实从18世纪开始，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就开始转型。义利之辩由相斥到相合，再不那么水火不容。忠孝仁爱也早已不是以前理解的泯灭人性的杀人理学。道德的价值实现开始出现了多种方式。戏曲这个圈子，由于旧的教化模式影响较强，至今还是容易因袭。

孔繁森、焦裕禄，甚至到我们身边的村官张秀明，我们舞台上一系列的戏曲形象，无一不是毁灭自己，拯救别人。这和《万荣女人》《枣儿谣》的价值实现方式是一致的。人们济世，人们行善，都是以毁灭自己为代价的。难道在自己和别人，个人和世界之间，只有这样一种紧张关系吗？

马克思曾经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每个人的发展是所有人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发展自己，拯救别人，相应的，强大自己，济世济民，我以为才是个人救助别人，救助世界的出路。人是万物的灵长。一个人来到世上，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任何人都不是完善别人的手段。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其实也应该包含个人的发展。一个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有力量去拯救别人，造福世界。万荣县的历史上，行善事的人家有多少？为什么只有“李大善人”最知名？因为李家有意愿也有力量多行善事。李大善人是个财主，按照我们的教义，他是个剥削者。他的经营，让他的产业扩大。行善，有了资本。公与私，在这里，由对立走向互相渗透。看《万荣女人》《枣儿谣》，那里面体现出的个人和他人，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吧，怎么看起来，一个人来到世上，都好像专门为了毁灭自己似的。这当然和我们多年高标的革命人生观有关系。看那个大清义民，看那个万荣女人，一个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好像毁灭自己是一件天大的乐事。这里的道德高标，和马克思的主义毫不沾边。对老百姓，也仿佛一剂毒药。怎么着看，都像是愚民教化以供驱使。运城话说，那叫上二杆子吃面哩。

发展自己扶助别人，这个道理复杂吗？我们街口的那个打饼子的稷山小伙子都明白。小伙子原来在这里开一个饼子店，两口子卖烤制的白面饼。这一阵子不见了，换了另外小两口。交谈起来才知道，那是他们的哥。哥和嫂子站住了脚，摸熟了这一带熟食点，把这个让给了弟弟，自己转了个新点。这两个兄弟，难道不是善良仁爱，兄友弟恭吗？那个哥把弟弟带出来，并没有毁了自己。弟弟受惠于哥哥，经营主要还是靠自己，并不拖累兄嫂。我看眼前的兄友弟恭，比之于舞台上那个残酷的18年乞讨毁家纾难，要亲近多了，也实在多了。

文学圈和戏曲圈子，这两年有些合作，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圈子。文学圈的朋友经常取笑戏曲这个圈子里的朋友“憨憨”，“没脑子”，地方戏这一块，尤其如此。这话有点尖刻，细想不无道理。相对而言，地方戏这一块编导，思想视野都较为狭窄，较少接受思想界的思考成果，更多的把戏曲当成一门技艺。地方戏习惯偏安于一隅，没有站到思想前沿的意愿，很容易陈旧落伍，沿着老路子走下去。我和地方戏的朋友们交道较多，还算是了解他们。

地方戏，亟待注入思想价值。否则，或者乖谬，或者轻飘，或者商业化，很难出好戏。

为了替朋友们辩护，我必须说，现在地方戏的创作环境也制约了他们。限制多，婆婆多，制作难，投资大，观众少，等等，排一出戏那么容易吗？自由创作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大多剧团只好沦为通用机械厂，制作一些平庸不堪的产品敷衍塞责。

无论如何，听了一番乡音乡韵，耳边尽是老乡说戏，我还是很愉快。 和赵景勃先生挨着座位，一边看，不时可以悄声议论，评说两句。先生是戏曲专家，与高人交流，也是难得一遇，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