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在放《黄慧如与陆根荣》,据说当时苏视首播时收视率创了新高,某位蒋门弟子闻知后愤愤不平,直斥如今的听客趣味低下。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不仅是单一的原因。放长假,无事就瞎写写。

1、时代文化背景。个人、国家物质丰富这是社会基础。自五四以来,社会文化传承中断,传统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到如今的完全崇洋,传统书、民国书的市场热度逐渐下降(这与故事重复性无关,同一书目也曾经有近百档的演员演绎),反应距离较近时代或者说当今事件的书目,姑且有个不太雅的名号“时装书”大行其道,当然有新奇的故事情节吸引的因素在,但不容否认的是,文化和生活的亲近感更容易吸引人。再说评弹的技艺,完全是基于中国传统戏剧,最初受昆曲影响,现在传统树木里的角色白口几乎都还是昆曲里面包搬过来的,后来受京剧,如顾宏伯的《包公》,再有就是话剧,范雪君的《秋海棠》,这方面当然有演员在探索,也走出了道路,吴静、徐惠新,这是新路,不必死守评弹传统的一些手法(当然审美是另外一回事)化其他艺术之长于我,才是要做的功课。曲艺并没有多少包,不必为自己加上很多枷锁,什么文化、艺术、代表苏州文化,用政府的语言“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些都是明有实不至的空想。国家也意识到控制这些团体并不益处,可悲的是一个机会,被下面不思进取的吃惯皇粮的人对策掉了,这里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影响到演员和听众这两个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生活问题,比较宏观,不作具体探讨。

2、演员的艺事。演员从事这一职业,就是为了生计,无论是以前的自由职业者身份还是如今的团体演员,当然演员也是人,除了解决温饱,也有其他生活追求。当初一九三〇年代至解放初,苏州评话、弹词空前大繁荣,演员赚钱多,大量人员进入这个行业,主要还是经济决定一切,名家们日进斗金的收益还吸引了大量人员进入这一行业从艺,竞争性就强,技艺就会不断提高。建国后,逐步圈养演员,收入高低和演员水准几乎没有了联系,纯粹的为文艺奋斗这种空口号对于说书先生也毫无吸引力。但是不代表没有成名赚利的途径,他们看到哪里有捷径,就会偏向这个方向,很多演员用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求达到成名成家、名利双收的捷径,例如占据官位、上电视、傍大腿(大官)等等,追求名利本也不是什么坏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该花更多时间在提高技艺上,这样得来的名利才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3、听众。从整个吴语生活地区的人数来说,数量应该比较庞大了,这有听众基础。诚然,现今进书场听书的大部分是退休老年了,他们“有闲有钱”,这个群体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大多数人是去消磨时光和听听趣闻轶事;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追去精神享受的途径很多,来听书中追求艺术享受的群体算是小众,但不是没有,如何吸引他们进书场,这值得演员思考,不但要吸引这躲在家里欣赏名家录音的听众,还要吸引不听书的听众来享受也是个课题。至于听众层次问题,就要说的到演员层次,当初严雪亭和徐云志师徒,周玉泉和蒋月泉师徒,徒弟并不比师傅差,如今演员的技艺,有徒弟超过师傅的么?少的可怜。以某某门第几代传人自居,试问除了一个虚名儿,还有其他真崭时货吗?曲艺是活的东西,这点不同于发展相对成熟的戏剧(指后来无法用更高明的手法替代原来的程式),演员是活的,观众是活的,你还要求表现手法要死守,那只有死路一条。繁花总能迷眼,不能偏离评弹的本质,就是娱乐、乐子,这不代表破坏其固有审美,回归本质并不是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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