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南市燕乐书场门口，一个并不起眼的水牌子上写着“金文声评书，票价3元”。其实金文声先生已经在这里连续说了四年书了，听书的观众就整整跟了他四年。眼下郭德纲现象带动了整个曲艺舞台的兴旺。原来坐不满的小书场，现在也经常客满。有人提议，是否应该把票价涨到5元，被他严厉拒绝，“我没火的时候，这些老观众风雨无阻来听我的书，现在火了就涨价，岂不让人骂我见利忘义。”这就是耿直、淳朴的金先生，面对眼下不景气的曲艺市场，金老爷子感慨颇多。
“曲艺不景气的原因很多，但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能不务正业。曲艺演员应该在舞台上为人民表演，不能有了成绩就养尊处优当领导。观众需要的是演员，而不要领导。再有就是不能卖高价票，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曲艺是人民的，是老百姓的，所以就注定了要低消费，服务人民群众！我能演出的时候，不论有多少人听书，票价一定是3元。物价涨了，但是我金文声的欲望不能涨。”
也正是与观众的良好关系，曾救了金文声一命。那是三年前，正在书场说书的金文声，突然脸色苍白，不省人事。听书的观众中有人有经验，让他平躺，不让人碰他，马上打“120”叫来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必须立即作搭桥手术，由于阻塞严重，支架无法进入，医生只好从他腿上切下一段血管接入心脏，才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医生嘱咐他以后不要抽烟、喝酒，少说话。出院一周后，惦念恩师的郭德纲就把他接到北京的家中休养，两口子每日床前尽孝，尽心服侍，很快便大见好转。可没过半年，医生的话就被他抛到脑后，金文声又重新说起书来。而且酒照喝、烟照抽，照样谈笑风生，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用他的话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活一天就赚一天，过一天就充实一天。”这就是洒脱、豁达、真实的金文声。
采访中，金老爷子妙语连珠，当年的旧事如云如烟般浮现眼前。
金文声从小随母亲在山东居住，故而成了地道的山东人，讲一口标准的济南话。幼时便酷爱戏曲曲艺，尤喜快书。十多岁便拜山东快书名家徐教明为师，上世纪50年代初在蚌埠、徐州一带表演快书，他能表演十个小时的《武松传》以及《大关西》《小关西》《打黄狼》《李逵夺鱼》等快书代表作。195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天津，拜在快板书、相声名家王凤山门下。当时，天津广播电台曲艺团正好缺少一位快书演员，经过考试和一个月的试用期，金文声便正式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曲艺专业团体的山东快书演员。在这样一个高手林立的曲艺团体里，当时22岁的毛头小伙儿金文声凭借技艺站住了脚。在曲艺团，金文声不但表演山东快书，一度还为相声名家苏文茂捧哏，合说《黄鹤楼》等传统相声。除了快书技艺精湛，评书也得到名家传授。经过多年的打磨，他可以做到进一个书场每天说两个半小时，连说两年不重复。
然而，金文声的命运多舛，正当他春风得意时，1957年的一场反右运动彻底葬送了他满怀憧憬的艺术人生。由于他平时说话尖酸刻薄，直来直去，不留情面，终于祸从口出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押往监狱关押。这一关就是二十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前，才侥幸出狱，身无分文的他只能以沿街“撂地”说书为生。在这种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磨难中，练就了他不怕吃苦、坚毅、率真的性格，只是那张经常惹祸的嘴却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改初衷。“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证，没有粮票，没有钞票，当然也没有自己的家，我就是凭着一身本领、一肚子玩意儿生活下来的。”
1985年，经过漫长的上访申诉，金文声终于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了天津广播电台，但此时的电台已是昨是今非，曲艺团早已划归文化局。快书、评书是不能演了，只好改行在电台办公室行政科做后勤工作。1995年退休后，不久便重操旧业，又回到了他最熟悉、最喜爱的小书场里说评书。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和享受。每天面对着几十张熟悉的面孔，醒木一拍，扇子一抖，便滔滔不绝地说起书来……
（摘自 《每日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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