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罗的话剧人生

在我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支精干的尖兵，那就是进步话剧。而这支尖兵队伍中有一位领军人物，曾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湖南小伙，名字叫刘保罗。现在唯一留下他足迹的地方，是初版的《辞海》中一个短短的条目。

刘保罗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早逝，靠着姐姐纺纱织布供他上了师范，但醉心话剧演出的他，来不及等毕业就跟同行到了上海，在一家小书店当学徒。每天起早摸黑只拿到二三元工资，他把这些工资积存起来，用来购买话剧票。有一次他听说田汉率团在南京演出，就请了假专程赶到南京，两位老乡一见如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在田汉的引领下，他如愿走进了话剧圈。

在以后的日子里，刘保罗一面在书店当伙计，一面参加了田汉旗下的好几个剧团，开始在上海舞台上崭露头角。

在一个反战话剧《西线无战事》中，他扮演的青年工人保罗特别出彩，引起轰动。此后，他就把原来的名字“奇声”舍掉，正儿八经改名叫刘保罗了。

这个刘保罗，年少气盛，天不怕地不怕，在一次抗议中与外国巡警发生冲突，被捕入狱，一年后才释放。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参加过绝食斗争，出狱后，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在左翼戏剧家联盟担任了党团书记。

上海的话剧运动情况比较复杂，凭这个年轻又无名气的小伙子很难打开局面，他把视线转到了杭州。那里正有一群年轻人在筹办一个话剧团体，名叫“五月花”。刘保罗就带了几位年轻同行去了那边，帮助排戏、出刊物、招募新成员，闹得红红火火，吸引了许多青年，连正在叔父处学中医、后来成为安徽名医和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的王任之也受到感染而思想“转换”，倾向革命，这是他后来亲口对我叙述的。可谁也没想到，正当“五月花”剧社兴高采烈，在杭州正式开始演出时，一群军警驾到，封住了大门，逮捕了前后台所有人员，保罗当然在内。

经过上海戏剧界团体的交涉、疏通，几位较有名的上海女演员和杭州的一些中学生被释放了，刘保罗和另一二位“领头者”却被判了刑：保罗被判五年，关进了陆军监狱，直到1937年国共关系缓和时才被释放。

释放后不久，“八·一三”抗战发生，他被刚成立的“浙江流动剧团”请去当导演，一段新的人生又在他面前展开。

流动剧团是挂靠“浙江省抗敌后援会”这个民间组织而办起来的，并没有固定经费，所谓“导演”自然没有薪水，其他人也没有。1937年8月底,他们到浙西去演出了一圈又回到杭州。我和上海几个爱搞戏剧的同学就是在这段时间参加剧团并认识保罗的。他中等个子，瘦削的脸蛋，颧骨很高，深陷的眼睛炯炯发光，有一股说不出的威慑力和吸引力。

谁见过这样的剧团？全体团员不发一分钱生活费，零用钱自掏腰包，伙食向当地“募化”，募不到时就卖几分钱一张门票。住宿地是戏台祠堂，运输工具是自带两条小船装载行李道具，人员则一二三开步走。有时由于观众踊跃，门票款有了点剩余，我们还拿出去作帮助当地民众的抗日费用。

这个剧团不仅每天晚上演出，白天还上街或挨门挨户作抗日宣传，在街头刷漫画标语，协助当地青年成立抗日宣传团体……开始时二三十个人，最后达到四五十人，每人不变成三头六臂怎么成？我庆幸自己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快节奏生活。在这当中，保罗的亲切教育和榜样示范起了很大作用。

剧团里许多成员都是杭师、杭高的学生，他们都是慕保罗之名而来这里的，演剧和文化水平都跟我差不多，因此相处融洽，精神十分愉快。保罗对我们这些“学生娃”也很友善、耐心，排戏时一遍遍地教，从不厌烦。而且，他的过硬的演剧本领，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能写，会导，自己又会演，这哪能不让人由衷敬佩？

这样的忙碌紧张而又快乐的生活持续了几个月，因时局变化而产生的麻烦便接踵而至。唉，说起来，也是保罗这个人身上带着的过激作风并未在新形势下有所改变，他竟然发动我们在绍兴柯桥镇上散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因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而后把我们关在诸暨城里一个小学校中一个月，不许作任何活动。亏得诸暨一位世家子弟周抗（原名鸣韶，后来成为哲学家）事先因慕保罗之名，率领了他自己一手创办的小剧团的全体成员和布景道具前来投奔帐下，知道此事后，托关系去县政府说情，这才解除了封锁，让我们恢复活动。

但危机之根已经埋下，我们回到金华时，即被下令去丽水集训，这一集一训，剧团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剧团解散，一部分人去龙泉县参加地方工作，另一部分人继续流动演出。年纪较大、水平较高的成员，如邵荃麟、舒文、张三扬、周抗等人属于前者；而我们这些年纪较小、水平较差的则属于后者，领头人仍是刘保罗。半年来的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让我们这四五十人结成一个亲密集体，临别时大家依依惜别，有的竟号啕大哭，不知哪位有音乐细胞的同志创作了一首歌，名叫《同志们别了》，唱呀唱的，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我坐在车上正哭得几乎要噎气，这时，忽然从一个角落里发出一个激动的声音：“别哭啦，多泄气呀！我们是去迎接新的战斗的！”一看，是刘保罗，脸上也挂着泪丝。

那时，保罗已在团里找了一位小学教师王玭璋作为爱人，王留在龙泉，他心里的难受恐怕胜于别人，但这条硬汉却咬牙忍住了。是呀，作为头头，他必须支撑住。

为了避免老朋友（敌机）光顾，卡车只能在夜间行驶，由丽水经过缙云、永康，沿着悬崖峭壁的桃花岭，再一次来到金华。当赶到凌鹤他们的剧团驻地时，正碰到作曲家麦新站在一条板凳上指挥大家唱他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保罗跟他们都是熟人，我们很快就融合在一起，大唱特唱气势雄伟的《大刀进行曲》。

我们把这支歌从金华一直唱到大别山。

当我们接到去建德劳军的任务时，谁也没想到情况又突然发生变化。在这里，保罗碰到了他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左剧联”的老朋友何某，他如今在一支广西部队政治部当秘书，正想建立一支政治工作队伍，三言两语，就把我们这支小小队伍拉了过去。唉，这么大的事也不跟大伙儿商量一下。也许，这就是“保罗风格”吧？

立即出发，目的地是皖北。

走路、乘卡车，又改乘火车，于1938年春节抵九江。连夜在小池口渡江北上。天寒地冻，我们这些从江南出来的学生娃从没经历过这样严酷的冬季。我的一双棉鞋早就变成了冰块，一丝埋怨情绪偷偷袭来：“都是这个刘保罗……”正在咒他，他却出现在我面前，递给我一双新单鞋，让我系在棉鞋外面，并且陪我走了一段路，谈了一会儿。怨恨悄然淡去，唉，只有跟着他走下去啰！

先经过湖北黄梅附近，再经过潜山、桐城，直到舒城。才知道我们这帮人成立了一个战地服务队，由保罗任队长。不列入正式编制，每人每月发15元津贴，但除了吃饭，我依然没有拿到过一分钱，说是根据保罗建议，那多余的钱都寄到龙泉去了，这个顽固不化的头儿，把他那一套“军事共产主义”做法又搬到这里来了。

大家都没怨言，头儿带头嘛，而且同志情深呀！

从舒城到合肥，在这两三个月时间里，一切都比较有规律。每天清晨跑步、出操、练习体形，因为山中无老虎，我在演出中，频频当上“女一号”，与“男一号”保罗经常同台演出，因此也结下了较深的友谊。

当五月的鲜花盛开时，我忽然发高烧住进了医院，偏偏这时候队伍要出发，保罗特地到医院来看望，安慰我说：“安心养病，过几天再来追我们。”我问：“你们要开到哪里？”“先到蒙城，以后谁也不知道，我们要参加徐州会战呢！”见我眼泪汪汪，他又说，“把白××留下来照顾你。”白是我们从上海一起出来的朋友，他想得多周到呀！

当我们在战乱中与团体失散，一年后又重返浙江时，曾收到刘保罗一封长信，他热情地呼唤我们“回去”，也报告了他们的情况。

我哪里回得去呀！他们自己的处境也很艰难，当他们在安徽的怀宁、宿松、潜山等地流动宣传后回到省城立煌（今金寨县）时，忽然传来要他们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消息，保罗一边扬言要重返浙江，一边作转移的准备，终于在1939年冬到1940年初，有组织地、分批地把大部分队员撤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刘保罗自己走在最后，并于1940年到苏北筹办华中鲁艺。1941年3月15日，在他排练自己编导的《一个打十个》时，他扮演一个吃了败仗的日本兵，于举枪自杀的一瞬间，忽然枪声响起，他真的倒在了地上……原来，是那支作为道具的手枪中的子弹未取出，竟这样结束了他传奇英勇的生命！

像他这样活生生倒在排演场上的戏剧人，全世界都少见，他是中国的“唯一”。保罗为祖国和话剧而生，也为这二者而死。34岁，多么年轻呀！但他的火一般的热情和精神不会死，至今仍燃烧在一些朋友和老观众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