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要不要改用普通话唱？

地方戏要不要改用普通话唱？——谈普谭话和方言的关系

过去，有个相声说，用北京话唱京戏好听，用上海话唱京戏不好听。接着，相声演员举了一段唱词，用上海话唱了一遍，引得听众哄堂大笑；而用北京话唱时，却一点也没有可笑之处。相声这样说，固然是为了逗乐，但是这倒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戏曲和语言（方言）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两者之间必须互相协调。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地方戏都是在该地方言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艺术特色不仅仅表现在曲调、表演特点和服装等等方面，而且还相当重要地表现在方言的应用上。如果戏曲和语言不协调（例如用北京话唱越剧），那末，势必搞得成了非驴非马的、杂凑的滑稽戏了。因此，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看来，地方戏使用方言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求统统改用普通话来唱，那是十分不适当的。我国有丰富的地方剧种，上海有沪剧、浙江有越剧、福建有闽剧、湖南有湘剧、广东有粤剧、陕西有秦剧、山西有晋剧、四川有川剧，湖北有汉剧、河南有豫剧等等；并且，一个省还往往不止一个剧种，真是百花争艳，各有异彩。假使一旦都改用普通话来表演，那末势必会使这些戏曲大为减色、黯然尤光了。并且，．很可能会因不再为该地方人民群众所喜爱而迅速地枯萎下去的。

因此，用方言演地方戏曲，显而易见，是不违背推广普通话的方针的。由于戏曲在艺术表演上有特殊要求，所以，方言的使用，是应当容许的。那末，在文艺宣传演出中，演一些小节目、小演唱、小歌剧以至小话剧，可不可以使用方言呢？过去，有的演员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并且是有争论的。我们说，这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我们的演员（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应当是担负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的，他们应当学好普通话，做观众和听众学习普通话的老师，并努力用普通话来演好自己的节目。但是，另一方面，文艺演出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并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或环境中（例如观众对普通话还不大熟悉），使用方言演出，也不能认为是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也要从实际出发。当然，我国在解放二十九年来，确定了和推广着普通话，’而且，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普通话的影响就比较小些，而各种方言，土语还相当活跃，还在继续为人们所用，不能缺少。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若为了推广普通话而不准用方言来演出，那末，演剧活动就将受到一定的限制，演出效果就将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样做，实际上是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的。

所以，对于推广普通话和使用方言之间的关系，应有一个恰当的处理，不能过于绝对化。为什么呢？因为方言的社会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尤其象广州话、客家话、厦门话等，它还拥有广大的海外侨胞,是我们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祖国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有效工具，因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还设有这些方言的广播节目。此外，为了对本地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国东南沿海各省的电台，仍设有方言广播节日；至于广大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则更是基本本上用方言来广播的，这是因为方言的交际作用，在目前还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向政协全国委员会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话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①明确了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那末，能不能演一点方言节目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此外，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众多的方言是历史地发展下的，它还是我们研究汉语及其发展的一注宝贵的财产。以前，我们普查了全国各县的方言，其意义不仅仅是有助于找出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来为推广普通话服务；而且，是研究汉语的发展史和它的内部规律所必需的。有人曾说，语言学家象植物学家而不象园丁，因为对于植物学家来说，不论是著名的日本百合花还是长在路边的野草，同样都是他的研究对象；而对于园丁呢，他却是要保护鲜花、排除杂草的。语言学家对于语言、方言、土语正似植物学家对于种植物一样，都是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不会过于厚此薄彼的，当然，就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来说，方言和土语，不如普適话。并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方言和土话总有一天要集中和统一于普通话的。但是，从方言和土语所发挥的现实效用来看，我们是应当容许它和普通话并存并用、互相补充的。我们虽然应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普通话在方言区的影响，但是却不能人为地禁止方言的使用，因为这样做是对人民不利的。所以．从文艺宣传的角度看，在一定的条件下，适当地使用方言演戏，并不是根本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