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与当前话剧创作

《讲话》发表于70年前，发扬《讲话》精神来指导，但对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我们回望近年来的话剧创作时，就感到70年前创作上存在的问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在今天的创作中也依然存在。

“为什么人”仍是首要问题

《讲话》中讲“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就近年来的某些话剧创作而言，其表现就是：戏不感人，观众不喜欢看。问题出在哪儿?是观众疏远了戏剧，还是戏剧脱离了观众?试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观众都对话剧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屈原》在1942年演出时曾轰动重庆山城，《天国春秋》、《升官图》、《丽人行》等吸引过无数的观众。一出活报剧《乱钟》在1932年演出曾激励无数热血青年投入抗战的洪流，一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遍了八年抗战的大街小巷。粉碎“四人帮”后话剧曾出现过一个繁荣期，《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灰色王国的黎明》、《权与法》、《报春花》、《救救她》等吸引了大量观众。近年来，尽管每每有新剧目出现，但真正优秀的、得到观众交口称赞的作品却不多。问题在哪儿呢?我认为，主要是话剧与观众产生了隔膜，脱离了观众的欣赏需求，在创作上出现了误区。

误区之一是思想认识上的狭隘。有些人嘴上讲“二为”方向，实际上，他们搞创作既不是为社会服务，也不是为观众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评奖而创作。误区之二是创作观念的陈旧，创作理念落后于时代。中国话剧从诞生时起就具有关注时代、贴近民众的传统，担负着弘扬民族精神、鼓舞人们积极进取的责任。在今天，创作主旋律戏剧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里的“文”应是“言”的“脚”。主旋律戏剧创作也应如此，要使它产生广泛的影响，就必须让它长出“脚”来，这只“脚”就是艺术性。而创作观念的陈旧无疑减弱了作品的艺术性。时代已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使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的思维似乎仍停留在21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英雄模范人物仍停留在排列好人好事的层面，不敢写矛盾冲突，机械地照搬生活，图解人物，混同于新闻报道，甚至不如报告文学有可读性。

内容与形式：关系着作品的成败

《讲话》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今天的一些创作仍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有的作品虽然有了好的内容，由于没有找到好的表现形式而使作品缺少了新鲜的、灵动的、感人的艺术魅力。

但这并不是说英模人物不能写，或者不能写好，关键是要解决“怎么写”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谈到创作问题时说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有些作品写英模人物，实际上对英模人物并没有深入地了解，多是为完成“任务”而写的“急就章”。

缺乏生活不仅使话剧创作显现出一种“虚假”，在创作形式上也形成了一种模式化。比如几部写改革和下岗工人的戏，不仅题材雷同，其情节安排和人物设置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以一个家庭为背景，人物则有父亲、儿子、女儿、女婿等。父亲不是“劳模”就是老英雄，女婿是变了“质”的坏人。结尾时，改革者必然战胜了反对派取得了胜利。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大同小异不免令人猜想：是现实生活的相似?还是作家认识生活的简单化?或是非艺术性的干扰?作家契诃夫说：“在生活里……一切都是掺混在一起的——深刻的或浅薄的，伟大的与渺小的，可悲的和可笑的。”然而，有的作家却把这种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
创作来源于生活更应高于生活

《讲话》强调艺术作品既要“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这是艺术家应该遵循的创作原则。如果说“来源于生活”体现的是作家的创作态度，那么“高于生活”所展示的则是作家的艺术修养。作家如何理解生活、选择生活、展示生活，是需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的。如写改革的戏中，采茶戏《远山》和话剧《潮涌黄浦江》就很有特色。前者写农村改革，没有以改革者的胜利结束，却让观众看到了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没有希望。后者写工业战线上的改革，也没有简单化地写改革的成功，它是通过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让观众看到了一种民族正气，抨击了一些人趁改革之机捞取个人好处的卑鄙行为。

好的作品都是作家心血的结晶。田汉创作《丽人行》剧中的李新群虽是以工人领袖茅丽英为模特，但这个人物身上却集中了田汉对一代革命者的敬仰之情。杨利民的《地质师》以大庆石油管理局高级地质师王启民的模范事迹为素材创作。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来源于生活，经过作家的艺术创造已经“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了，所以才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像这样的作品还有《战斗里成长》、《甲午海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又如《郭双印连他乡党》和《黄土谣》，两剧都是以农村党支部书记为素材，作者通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对生活的深层开掘和思想意义的延伸。

时代在前进，生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在今天，要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贴近观众的优秀话剧作品，文艺工作者仍然需要践行《讲话》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