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侯宝林

相声大师侯宝林谢世有年，而且在他生前我们也并不相识；还有，我亲近的是文学，对相声只是一个喜爱者而已；文学方面的大腕级人物我平素也研究不多，何以却笔涉这位相声界的大师呢？说来怪也不怪，还在我青年时期，就觉得侯先生非同寻常，但要写他还是最近一个偶然感触所引发，将过去若干年中积蓄的感受一古脑儿都勾涌出来。
这是有关相声的说、学、逗、唱中“学”的一例，听来是个小节，却不知为何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反差又如此之大。那次也是听一位当红的相声演员学说“山东话”，更确切地说是胶东话。因为笔者是胶东人，对胶东方音应该说还是熟悉的。尽管我们所说的胶东音，各个不同的区域甚至不同的县份口音并不尽同，但大致上还是有别于山东中部和西部口音的。这位相声演员模仿的胶东话，虽然在竭力突出它的发声特点和有别于其他方言的敏感部位，但遗憾的是，恰恰没有抓住要领，反而在当地人听来，竟露怯至有些“糟改”的地步了。其“奥秘”是：胶东某些地方发音中“兴”“团”字分得十分清楚，但他们的“团”字音与普通话有差别，即唇与上腭缝隙较大，发出来的声音常被操普通话者觉得有点可笑，该相声演员夸大了这一特点，作为艺术，也应该是允许的；问题是他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恰恰将胶东人“兴”“团”音分得很清的字完全混淆了，简言之，他完全归之于“团”字。如“丘”和“秋”，“期”和“七”，都仿为同一个音了，而且似乎还非常得意，其实应该说是失败的。
我花了这么多笔墨叙说此点，是因我由此深深怀念起侯宝林大师来了。他在他的著名相声段子“戏曲方言”中模仿了胶东口音。尽管诸葛亮的原籍是鲁中南部而不是胶东半岛，但作为艺术我们并未苛求。关键是他“学”得惟妙惟肖，简直令我这地道的胶东人也无可挑剔；他十分注重“音准”，而并不作大的夸张，当然就不会使人有故意“糟改”之感。我记得当时有记叙侯大师谈及他如何掌握胶东口音的过程，说他曾一起住过的院里(或街坊)有一家烟台人，他便自然地模仿之，竟达到了一种精确而传神的地步，这不能不使我由衷地钦服。因为，恕我直言，就我所听到的相声段子而言，至今各路相声演员模仿山东中、西部的口音尚可，但对胶东话“学”得仍没有达到40年前侯大师的准确程度。这到底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固然说明侯宝林对相声事业非同寻常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很显然，他从没有哗众取宠之心，更没有玩弄听众之意，他以从容之心而取得精微动人的效果，这样的艺术效果无疑是不仅在当时能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完全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许多经典段目尽管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但那种思想的指向性尤其是它的艺术渗透力至今仍未过时仍未稍减魅力。在这方面，当然不是上述一个《戏曲方言》模仿胶东方言的问题，但确是由此引发了我的思考。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严肃认真和刻苦努力之外，还使我想到“天才”这个词儿。
仅就“学”的这点，就不能不承认侯宝林对于语音有一种惊人的敏感和深刻的感受力。同样是听人说话，他无疑是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各地方言的“要领”，而且具有很大的吸附力。还有表达问题，吸附了，领会了，还要加以正确的表达，从其效果分解上不能没有“天才”的作用，即脑、耳、口等方面非同一般的资质和超越平俗的“功率”。
毋须怀疑，“天才”这个东西确乎是有的。李白诗云“天生我才必有用”，表现了他汪洋恣肆的自信。但这并非虚妄，只是说从主体感觉和客体验证上某人确有出众一些的天赋；在某些方面表现有出众的敏慧。不是不劳而得，而是劳而多得；不是得之艰涩，而是得之从容；不是循俗步蹑，而是带有突破。以往常听说这样一类定义：认为“天才”只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一分的天赋而已。这种说法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它对于鼓励奋进者勉力攀登、不迷信条件的制约去创造佳绩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有一丁点“副作用”，即忽视对确有的天才的切实关注与研究；而这种研究所能得出的结论对于任何人却能从中吸取有用的营养，并不全是消极的效应。其实，刻苦努力与所谓“天才”之间是并无矛盾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凡对某种事业有浓烈的兴趣、易出成果者，他往往更肯干、钻研，以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相反，如百钻乏果，渐渐兴趣寡淡，很有可能说明这方面不是他的“场”。因此天赋与努力在诸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如果那种百分比作为一种形象性说法犹可，但如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比例，则“天赋”的成分未免太少了些。谁也不否认生活和学养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多么重要，如果侯宝林对于醉鬼没有细致独到的观察，他在《夜行记》里就不会将那类人物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果没有极好的悟性和丰富的想象，也就不会弄出一个醉鬼将手电光当成电线杆还生怕关上电门摔下来那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这充分说明丰厚的生活底蕴与艺术家的悟性之间天衣无缝的融合。同样，长期的文化探索也使侯宝林那么得心应手创作出《戏曲方言》和《关公战秦琼》。当然，其中也有小的纰漏，如《关公战秦琼》最初的段子中，将韩复榘说成是山东人，而实际上韩是河北霸县人，在山东任省主席；可能后来有人指出此点，又改为山东籍军阀张宗昌了。这说明，纵是天才，稍有知识不到处，也会出现某些纰漏。譬如一服良药，天赋成分只是药引，如根治大病，还需多味药剂始能产生合力的效果。 有关“天才”这个命题，多年来也是有争议的。最有趣也是离现在最近的一次论争当属上个世纪70年代伊始的一次庐山会议上，围绕着设不设国家主席而引出天才论的论争。不过，那无非是将“天才”问题从本属生理、心理方面的问题引入了政治领域，客观地说，“天才”不可能只有一个，在各个领域、各种门类中都可能有天赋条件突出而又努力攀登目标的高出一般的巨子之类。
具体到相声领域，像侯宝林那样的天才人物很可能不会多，不可能常有。然而，现在相声艺术的致命之弊主要还不在于艺术水平的高低，而是精神格调和品位修养的问题。譬如：表演者的自虐及虐人，丑化自己与丑化搭档，损辱对方株连家族等等，虽经不少有识的观众不断指出，但迄今未根治。在这方面，侯大师在表演中也不乏插科打诨、时抖笑料，却不损艺术品位。又譬如，如上所引的学方言的问题，侯大师一经亮出，即经得起挑剔与检验。而今有不少的学方言者均不到火候，“蒙”不知者尚能博得一笑，但经不起识者验证。这说明功夫不到家，或只掠其皮毛而已，这一切，就不仅属于天赋条件而已，而在敬业与奋发上还略欠功夫，在文化底蕴上还未达到一个相声表演家必需的条件，这里所说的文化底蕴不是要求相声演员都说所谓“文化”段子，而主要是指的厚积而薄发，生活、文化积累等方面有足够的后盾，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贫气”。
老实说，我现在一接触到相声，就情不自禁地深深缅怀起侯宝林和马三立来，没办法！

（摘自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