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着调的相声雅俗之争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在相声曲艺界引起的争议，可谓纷纷纭纭聚讼不已。指责者多以庸俗、低俗目之，而拥护者则认为郭德纲接续、光大了失掉的相声传统。

今年10月中旬，姜昆再次发力，称“（郭德纲）在道德在伦理上，出现这么多问题，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对此，郭德纲作诗“从来暗箭起同行”回应，得到不少网友赞同。郭德纲还耐人寻味地提起了“文革”时同行之间互扣帽子、打棍子的事。前几天，导演冯小刚力挺郭德纲，称相声本就应是雅俗共赏之物，无需加上“高雅”的前缀，并点出“俗点也要不了人民的命”。

相声的所谓雅俗之争、官家立场与草根立场之争无甚新意，这些争论的本质应该是不同的相声路术之争。郭德纲迅速蹿红，与他所因循的相声路术有关。他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又祭出恢复“相声传统”的复古旗号，摆明自己的草根立场和独立姿态。这种行为对新时期形成的“相声定势”不啻是一种挑衅，人们容易得出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判断，因此争议不断。其实，相声一开始本就是不上档次的、充满低级趣味的东西，它变身所谓“高雅”艺术，本是人为制造的偶然事件。

比较靠谱的相声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相声诞生于那时的京津下层市集，混迹于三教九流的相声艺人们根本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们摆摊卖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艺术层次和文化觉悟——表演时常常说下流段子，嘲笑弱势的农民和外地人，甚至当众脱裤子什么的。有人津津乐道于相声“讽刺时政”，讽刺当然也有，但其目的仅仅是让听者解解气而已。而且，相声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常保守、非常市井的东西，某些人认为相声有“反体制基因”，实际上是过分拔高，就好比产生于市井的《水浒传》，它即使写造反，写男盗女娼，骨子里还是信奉忠君爱国、仁义道德的教条。

在1949年以前，由于相声里不堪入耳的荤话太多，因此当时很少有女人听相声，学校也禁止学生去听。相声跟赌博差不多，算是一种社会“公害”。相声的低俗与道德、娱乐与风化等“两难问题”，一开始就存在。正因为这些问题，1949年后，在台湾延续的相声艺术一直不温不火，到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失去了发展空间，鲜有问津。而在大陆则不同，1949年以后相声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相声起源于底层，属于“劳动人民”，因此被尊为“人民艺术”，部分相声演员相应地被拔高为“人民艺术家”。

此时，相声本身具有的低级趣味，也得以“雅正化”：1950年代初，“相声改进小组”、“北京市曲艺工作团”先后成立，一批知名知识人、文化名流投入相声改革的工作中，改编旧本、推出新本，自觉适应新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相声演员也自觉学习文化知识，不断对“人民演员”的称号进行自我认同。这种相声雅是雅了很多，可是以前那些市井韵味却失色不少，甚至在后来的发展中，一些相声活活变成了“歌颂相声”、“教育相声”。

相声传统的改良，本是基于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偶合。而纯天然的相声是难以登堂入室、发扬光大的。如果任其自流，像台湾的相声一样，难免被新时代意识、新的传播媒介淘汰。听过郭德纲相声的人都知道，郭德纲喜欢拿捧哏儿者的父母开涮，这应该就是姜昆说的“伦理问题”吧。虽然郭德纲的相声比原初的相声已有改良，但是这种伦理和道德上的缺陷还是多少存在一些的。因此，姜昆的指责也并非一无是处。俗不是问题，但是以伤害他人为乐，以戏谑下三路为乐，多少总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但是，对于当今多数人来讲，我同意冯小刚的看法，“俗点也要不了人民的命”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判断。

正是在“歌颂相声”、“教育相声”的淡乎寡味又自以为雅正无比的反衬下，郭德纲的相声才脱颖而出、才具有生命力，让一种本该进入发展末路的东西再次焕发青春。郭德纲的火爆，建立在与他者的差异上，矛盾的两面看似你死我活，实际上有市场的一方依赖于没市场的一方。郭德纲乞灵于传统，实际上提出一种相声发展的差异化路线，算是给半生不死的相声一剂强心针。

多元和差异，从来有益于艺术发展。因此，无论是俗而不伤大雅，还是雅而不伤大俗，不要随便就上纲上线，即便那些反对姜昆的人也是这样，不要一开始就质疑人家的立场问题，而应扎实而批判地看待问题的实质。若雅者无欺诈无粉饰，俗者不骂街不教唆，还是任其自流吧。

（摘自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