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相戏曲文集》即将问世。总观这本文集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举凡戏曲文化、戏曲美学、戏曲表演、戏曲导演、戏曲教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然而所论种种，归根结蒂都与戏曲现状相联，构成了广而不泛、散而不乱的特点。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就是说，不是为作文而作文，要把立足点放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这是古人做文章的一种好传统、好方法。朱文相同志在戏曲研究的领域内继承了这种好传统、好方法。
众所周知，当前戏曲处于一种极其严重、极其复杂的困境之中，我们优秀的古老民族戏剧艺术，濒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但是这种局面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且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国近代到当代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变革的历史，其迅速、激烈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社会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必然导致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戏曲艺术的不适应，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解决不适应的问题，戏曲艺术必须改变自身以求得与新的时代相适应。应该说，不适应的问题，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已显端倪。那时一些先进的文化人和杰出的艺术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试图加以解决。可惜那时人们对戏曲艺术的规律了解不多、对政治依附性太大，这个历史任务没有解决；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了前人的得失，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导方针，把戏曲改革大大推进了一步。从实质上说，所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是要解决古老的戏曲艺术与新时代不适应的问题。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对的，成绩是巨大的，其主要标志是戏曲艺术发展了，表演生活(古代、当代)的能力提高了，与新时代的距离拉近了。当然也毋庸讳言，半个世纪戏曲改革的历程中，道路曲折，失误很多。辛亥革命、五四时期不认识戏曲艺术规律、政治依附性太大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有时甚至变本加厉，盲目性更大，这就大大延长了戏曲改革的过程。这种情况的产生有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从认识上讲，对戏曲艺术的规律不懂或懂得不深是总根子，因为过分依附政治，其本身也是一种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现象。
在阅读书稿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文相同志把张庚同志的一篇讲话和阿甲同志的一篇文章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张庚同志在文中反复强调要研究戏曲艺术的规律，阿甲同志文中具体阐明戏曲表导演艺术的特点及与话剧等其他戏剧艺术的差异，谈的也是艺术规律问题。张庚、阿甲同志一生从事戏曲研究和创作活动，其观点是一致的；文相同志选择这两篇作为序言，不是任意的，是为了有助于读者对书中观点的理解。还有一点我也注意到了，如前所说，文相同志的这本书中涉及面很广，重点却在戏曲表、导演艺术的研究，这种结构也体现着作者从艺术规律着手解决戏曲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意图。
文相同志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是值得称道的。他有一个热爱戏曲的家庭环境；他曾在由一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张庚同志创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戏曲学专业经过系统的学习；他在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很多戏曲艺术家、戏曲教育家，考虑许多戏曲艺术如何争取在新时代生存发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不畏辛劳、不畏疾病、孜孜以求、不辞昼夜的专业精神。我希望文相同志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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