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话剧30年

宽容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恐怕和自由之于人的重要性一样，是天赋的，艺术存在的基础是人性的宽容能够得以释放。

反思小剧场话剧的潮流近几年来不绝如缕，却没能够挡住小剧场话剧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蔓延态势，有市场、有钱赚、有投资、有观众，小剧场话剧问题再多、毛病再多也不会阻止剧场增多和演出增加。必须弄清楚的是，小剧场话剧的隐忧不是需要通过某些手段限制小剧场话剧的走向，而是需要中国社会更多的宽容。

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总结的大多数小剧场话剧是“三低剧目”即“低创作投入、低艺术质量、低道德水准”，显然是站在了“国家话剧院”的高度俯瞰着中国小剧场话剧，瞧不上、看不起溢于言表。从与小剧场相对的“大剧场”角度考量，小剧场的三低与郭德纲口中的三俗并无二致。大多数人在对艺术上的要求一定不会像王晓鹰那么严格，寻求开心才是人们走进小剧场看话剧的第一需求，至于艺术性和更高的追求都是在满足了开心的条件之后才有的。如果非要弄什么理论阐释一下，看看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举个例子说，谁都知道评剧与二人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评剧的式微与近年来二人转的火爆很好地说明了观众在大俗大雅上的艺术自觉。小剧场话剧“三低”现象实际上迎合了大多数观众对俗文化的内在需求，弥补了大话剧市场遗留下广阔的空间，才会有小剧场话剧繁荣、火爆的场面。

王晓鹰对小剧场话剧痛心疾首的是“以迎合大众的名义刻意低俗，以取悦大众的名义追求无聊，为谋取票房利益不择手段，全然不顾在文化意义上对观众和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此类说法代表了一批话剧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心声。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们内心的痛苦是难以名状的，在他们眼中，小剧场话剧是有原罪的。小剧场话剧代表了突破大剧场话剧设置的禁忌，衍生的潜在危机是小剧场话剧从体制上、艺术上、生存空间上、票房上等等有形和无形的空间里，都在压缩着大剧场话剧的生存空间——小剧场话剧活着就是对大剧场话剧的犯罪，利用道德的手段评价小剧场话剧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攻击方式，何乐而不为。

当下，小剧场话剧问题多多是不可回避的，却不是众议所谓的行业“自律”以换取生存的权利。观众通过购票而对小剧场话剧进行投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非要提升到“流淌着道德血液”的高度纯属多此一举。

中国话剧界的话语权在被时代消解之后，小剧场话剧“先锋”的标签早已经褪色了，小剧场话剧的繁荣和乱象都是需要得到中国各界宽容后，才可能得到严格意义的艺术生态的平衡。中国小剧场话剧经历30年并不算长，需要消化和新生的东西还很多，从1949年到当下，中国话剧无论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都没有机会回到艺术的原生态的自由生长阶段，而是频频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无法找寻到艺术与生活真实的契合点。

小剧场话剧需要各界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包容中国话剧的自由发展，尤其是需要来自话剧界内部的宽容，“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