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长荣“三部曲”学术研讨会纪要

“三部曲”引发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感动,引领我们进入深刻的反思,激发我们对生活热切追求和希望

王文章(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在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下研究总结尚长荣的艺术经验,说明了艺术创造与时代社会的变革是分不开的。尚长荣先生是把最地道、最传统、最有表演力的京剧元素,在他特定的戏里面,特定的情境里面,特定的人物身上很好地表演出来。我们需要代表时代最高艺术的作品,我们也需要体现当代艺术最高水平的艺术家,尚长荣先生及其“三部曲”就是这样的代表。

董伟(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这三部杰作,每一部都有深刻的历史厚度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尤其是《曹操与杨修》标志传统京剧艺术与现代人文意识的完美融合,被公认为改革开放30年京剧事业的重大成就,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京剧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尚长荣先生因“三部曲”的卓越成就,而成为我国当代京剧界的艺术大师。

刘厚生(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三部曲”前后相距十几年,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程度反映和弘扬了我们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处在一个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时代。这不仅是对现代题材剧目的要求,同样也是新编历史剧承担的任务。因为对历史挖掘得深,往往比现代戏更有思想价值。“三部曲”都写政治人物,但是没有影射现实,没有对号入座,却都会引发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感动,引领我们进入深刻的反思,激发我们对生活热切追求和希望。这三部戏是在新的时代精神鼓舞下诞生的,又以历史题材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它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新京剧优秀代表作品的行列。

薛若琳(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三部曲”各有三组对应人物,通过矛盾冲突来展开思想的碰撞。我认为《曹操与杨修》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不是政治理念的对立。《贞观盛事》中的李世民获得政权以后他跟曹操的心态不一样,曹操是东征西讨,而且赤壁之战打了败仗以后,情绪低落,李世民是意气昂扬加上他胸怀大度,所以他可以容纳魏征的犯颜直谏。这两出戏的人物所处的政治背景、时代环境不同,但都很成功。《廉吏于成龙》则涉及清官廉吏的人格定位和社会定位。于成龙形象突破了一般清官廉吏的廉洁奉公的传统和模式,着意刻画和表现了他最重要的思想品质“为民请命”。清官廉吏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培育和熏陶,民本思想是他们的从政理念。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曹操与杨修》在当代戏剧史上的意义、价值、贡献和启示是巨大的,当全面深重的戏剧危机来临的时候,《曹操与杨修》的诞生和尚长荣的表演证明了京剧艺术依然有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这部戏和上海京剧院不但给京剧,也给中国戏曲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这部戏在文学形象上的重要成就有两个,一是发现并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曹操形象,比以往的所有曹操形象都更复杂,更丰满,更新鲜,更深刻。第二是形象的新鲜和深刻,源自于艺术家对曹操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无限可能性的发掘和发现。这两条加一起就是莎士比亚化。曹操的三次杀人,尤其第三杀,心理过程极为复杂,两个人物,特别是曹操的心理冲突,几乎达到了极致,这也是《曹操与杨修》最成功之处。

吕效平(南京大学教授):在百年戏剧史实用主义“工具论”背景下,《曹操与杨修》才特别地显得是一座戏剧艺术的峰巅。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这出悲剧的价值,显得特别迫切与重要。《曹操与杨修》诞生于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是思想解放的硕果。催生新世纪的“《曹操与杨修》”,必须继续解放我们的戏剧思想;必须承认戏剧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的产品,而不是现实世界道德教化或者歌功颂德的实用工具,进而才能站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大胆创作描写我们自身的悲剧和喜剧。

汪人元(江苏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尚长荣对曹操做了重塑,他所塑造的这个更深刻、更丰厚、更复杂的曹操,其普遍意义就在于他典型地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戏曲发展中对人性的开掘与剖析。《曹操与杨修》作为一出深刻的悲剧,是对人性与历史双重反思的交织,既是两个伟大而卑微灵魂的悲剧,更是封建主义的悲剧,专制上不自由的悲剧,这后者恰恰细腻深刻地触动了今天远离了封建时代却至今绵延未觉的封建遗存,既拨动了我们的隐痛又撞击着它的遗存和坚守。该剧可贵地写出了曹杨二人内心深处的真诚与虚伪,这真是太过难得地对人性的深层剖示和对人物的独特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