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具决定了话剧在新中国的命运

话剧“举国体制”怎样谢幕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9月6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个小剧场里，今年新成立的国有控股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吟“个人认为”：“可能经过一段时间，除非个别的，国有剧团可能不存在，国有控股有可能。”

诚如李龙吟所言，变革话剧院团“举国体制”的力量蓄势待发，箭在弦上。

话剧圈将这场变革称为“院团改企改制”，官方用语是“文化体制改革”。在这样一个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中国话剧圈的精英领军人物们接连在北京、上海、沈阳召开了三场“中国话剧发展论坛”，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未来话剧演出机构是什么样子？怎样让话剧复兴？

“举国体制”到头了

政治工具的角色，决定了话剧在新中国的命运。

上海戏剧学院汤逸佩教授这样概述：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办了一件从戏剧史角度来说可谓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在全国范围组建话剧演出团体，当时大致地级城市以上都有话剧团，数量惊人。然后，成立培养话剧演出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基地——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此外还有大剧团办的学馆。60年过去了，除了上海、北京和辽宁以外，现在还有多少地方的话剧团能展开正常的演出呢？

江苏省话剧院院长杨宁亦感叹，自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话剧“低谷”，话剧圈有识之士就拿出浑身解数“拯救话剧于水火”，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激励、扶持、引导话剧创作，举办各种大赛、展演、艺术节，设立了这个奖、那个奖，眼花缭乱，不计其数。然而“时至今日，除了京沪两地，话剧依然‘危机’，依然‘被冷落’，依然‘没有市场’，这又是为什么？”

汤逸佩自有结论：“中央政府靠行政命令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剧种，但是，它无法靠行政命令去建立足以维持剧种生命的观众群体。”一言以蔽之，根源在“举国体制”。

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和话剧圈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问题出在话剧演出团体的体制和机制上，其“事业单位”性质，扼杀了创作和经营活力。于是，“事业转企业”的改革呼声愈演愈烈。

但展望这场改革，前面是一片红海还是一片蓝海，全国各地条件不一样，各地院团长们喜忧参半。在这种背景下，李龙吟告诫同行们“申请更多保护申请更多照顾的行业和部门死得最惨”，因此他鼓呼道：“话剧人在中国演艺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当中，重新强占话剧的市场份额，这就是机遇。”虽然李龙吟把话说到生死存亡的份上，但话剧院团由事业改企业，面临的问题一箩筐，涉及观念、利益、地位、成本……不仅需要改革魄力，更需要改革智慧。何况，目前关于改革方向和路线图，各方并未形成共识。

对此，上海分论坛的东道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特别向与会者解读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上海的四点讲话——

一是改变党委文工团的性质，成为文化市场主体。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三是构建法人治理结构，达到两级法人、公司治理。四是做好资本经营、产品经营。

这些话在企业家们听来就是ABC，但对话剧院团长们来说，是革命性的。从1980年代开始，他们就学习“面对市场、适应市场、占领市场”，甚至进行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但招数用尽，却见效甚微。因此，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关键词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一个方向是营利性的企业，一个方向是非营利性的社会企业。核心是，领头者都必须拥有企业家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