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童祥苓)和南云(童祥苓夫人张南云)为国家主席李先念演出《武家坡》,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与中央领导热情交谈。我独自站在一边,恰巧身旁边有位穿中山装的先生,主动和我谈着演出,我发觉他所说得很内行,他说我是老演员,高腔还能唱上去很不容易。我开玩笑说,我在上海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今天头一次听到您称我是老演员,不甚荣幸。我们谈话十分投机,我顺便问起他贵姓,他说他叫朱镕基,我顿时不知所措,虽然没见过朱市长,但早已闻听他十分严格,我竟当面与他开玩笑,但我确实没想到他如此朴实随和,幸而他又谈起了戏,才使我免于尴尬。
1990年1月我和南云去山西煤矿慰问演出后,我又去外地演出。一回到上海,南云告诉我,慰问团在上海开总结会时,南云迟到了,在进剧场时,正逢朱市长出门,在大厅里碰上,南云觉得不好意思,没敢与他打招呼。没想到朱市长却主动走向她,亲切地与她打招呼。
我们眼里的朱镕基市长,既无官架子还富有人情味,能够平等、尊重地对待他人,和他在一起没有一点拘束感。 自1991年起,我参加的演出多起来,为了防止支气管扩张吐血,我经常用螺旋霉素,但当时开这种药需要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证。据院里说向上面报批了多次没批下来,所以每当到外地演出,都由副团长施雪怀同志亲自去医院想办法,为此我心里也后悔,年轻时只顾工作,自己的待遇都不知争取,现在老了,累病了却无人管。
1991年2月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到上海,我和南云应邀参加晚会,在中苏友谊剧场彩唱《坐宫》。演出结束时,朱镕基先生和我握手时说,我有什么事可去他家谈,当时我未解其意。回家后,南云告诉我,她和朱市长谈了我的医疗问题。我不好意思为了这事去麻烦市长,思前想后就给朱镕基市长写了封信,除了写上我的简历,也写了我所听到的话,有人说我要是希尔顿经理,医疗证早就解决了。我的生命都无保证,怎能为了弘扬京剧工作呢。
没料到一星期后京剧院就给我办了医疗证,这对年过半百的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及时啊。多年未解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亲身感受到朱市长关心老演员并非虚言,遗憾的是未能当面向他致谢,但他对我们的帮助和关心,会永远铭刻在我们夫妻的心底。
(摘自 童祥苓 著《"杨子荣"与童祥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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