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难忘甬剧情

一生难忘甬剧情

我与甬剧有缘。

这个缘份是时代给的，是时代之缘；它的历史印迹铭刻在心，很深很深，永远铭记，一生难忘。

六十年前，一个从省城来的新文艺工作者来到宁波，逛了当时市中心最热闹的城隍庙，在一间店门前摆看一只大水缸，缸中游着一只鸭子、旁边蹲着一条锁着链条的黄狗作店名的“江阿苟”宁波汤圆店吃了一碗甜津津的芝麻汤团，东游西荡，发现庙旁有一个“民乐剧场”里面正在演出，可以随时买票入内看戏。于是那青年买票进门，看了一场宁波甬剧团上演的新编神话戏《田螺姑娘》，看到了富有民间色彩的通俗表演和很有地方风味自由流畅的宁波滩黄曲调，看得入迷，一下子就泡上了！

那青年就是我——浙江省文联创作组成员，一个从金华地委文工团上调杭州的青年编剧。那时省文联与省文化局合署办公，局长是兼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逸宾同志，我把自己宁波之行向他作了汇报，觉得宁波甬剧很适宜表现现代生活，而我正写成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的戏曲现代戏《两兄弟》，正好与之合作，排演此剧。黄逸宾同志听后立即表示赞同，一槌定音。就这样，我重返宁波，捧着一堆剧稿走进了宁波甬剧团。

那时宁波甬剧团原名“合作甬剧团”，是一个自负盈亏靠演戏吃饭的民间职业剧团。因为我是省里派来的创作干部，他们对我很尊重。我呢，由于经常下乡，积累了一些群众工作经验，对他们也很尊重，剧团里年纪比我大的老演员如黄君卿，王文斌、沈桂椿、金玉兰、徐秋霞、陈玉琴等，男的我都叫“爷叔”，女的我都叫“阿姨”，很快就消除隔膜，打成一片。宁波市文化局为了表示支持，还派了一位专职导演（陆声）进团排戏。我白天排戏改本子，晚上看他们演戏，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合作很默契、很有意思。《两兄弟》写的是农村合作化初期的故事：两个嫡堂兄弟，由于争夺祖上留下的一块土地而反目成仇，扎篱分家，互不往来。后来老二入了社，老大想个人发财不肯入社，继续单干。没料到老大弃农经商，生意亏本，田稻荒芜，老婆临产无人照料，弄得焦头烂额。正当老大一家面临危困时，善良的老二妻子折篱入门为大嫂接生，救了母子两条命，社长派老二去帮老大家车水抗旱并送还老大为了还清高利贷作为抵押的土地证。老大夫妻感动万分，于是两家兄弟重归于好，老大一家也自愿加入了合作社。此剧一共只有六个人物——老大丁有财、大嫂马宝凤、女儿小凤，老二丁有宝、二媳王春香。我先向全体演员宣读剧本，用自投公议的办法，很快就落实了演员的排选。接着由演员与乐队共同讨论唱腔音乐，当时出现了新老腔调之争，原来他们上演时装新戏采用的都是经过改良的甬剧新腔。我在文工团里是搞音乐的（担任音乐组长），演出时还担任主胡，有一些实际经验，觉得甬剧新腔唱的多是反映城市生活的西装旗袍戏，城市气息比较重，而现在排的是农村戏，农民唱新腔不太合适，便提议《两兄弟》的唱腔音乐全部采用宁波滩黄老调和宁波南词辞赋调。我的建议首先得到拉主胡的瞎子师傅邵孝衍的认可，他一点头，大家同意，认识统一了，排演进行很顺利，不到半月就搬上舞台，正式演出，并立即参加了1954年秋天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大家好评。接着甬剧《两兄弟》被选送到同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不但获得剧本一等奖、导演奖，金玉兰获演员一等奖，黄再生、沈桂椿、陈月琴获演员二等奖，汪莉萍获演员三等奖，扮演社长的老演员张德元也获得奖状，六个演员全得奖，闹了个“满堂红”！

甬剧《两兄弟》很快就被《剧本》采用，发表在1955年4月号上，全国专业戏曲剧团纷纷上演，连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也改编成同名话剧上演。那时正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全国成千上万个农村剧团也争相上演，并且“立竿见影”，不少怨家兄弟看了《两兄弟》后重新和好、双双入社，传为美谈，形成了一个全国争演《两兄弟》的大热潮。

1956年，《两兄弟》被中央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剧本奖，我成了浙江第一个获得国家奖的青年编剧。

关于此次获奖，还有一件趣事。据说文化部已发下一笔奖金，但是我却久久得不到信息，又不好意思去查问，半年后在一些要我请客的朋友怂恿下，我硬着头皮到省文化厅会计室去询问，会计捧出大本子翻来翻去，终于查出一笔文化部汇出的《两兄弟》奖金贰仟元整，这笔钱已经汇入公家的账里了。那时贰仟元是一笔巨奖，在杭州可买进一座西洋式小别墅呢！

甬剧《两兄弟》华东获奖后，宁波甬剧团也受到政府文化部门的重视，立即升级，转为公有制的专业剧团。

美好的开局，促就了我与宁波甬剧团第一代演员的情缘，不但继续为甬剧团写戏，还通过浙江省委把我下放到宁波鄞县石山弄农业生产合作社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同时我把全家老少全部从永康城区搬迁到鄞县石山弄农村落户入籍务农，我全家都变成了宁波人。与宁波甬剧团第一代演员的合作，不但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也同时改变了我的戏剧创作观念。我给他们写过四个甬剧大戏：《两兄弟》（1954年）、《姑娘心里不平静》（1956年）、《伏龙鞭》（1959年）、《亮眼哥》（1961年）。《两兄弟》是依据我对当时农村生活的实际体验写成的，是“为生活”写戏；以后几个戏就不一样了，是依据我对甬剧演员们的角色行当和表演个性而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类似的人物形象，而后编织故事情节创作剧本，是“为演员”写戏。因此导演和演员一拿到剧本就立刻知道谁该演谁，根本用不着再讨论演员人选问题。《姑娘心里不平静》描写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时农村青年踊跃参军的爱情生活故事，剧中农村姑娘金银花的母亲由陈月琴扮演，由于人物对路，很快就进入角色，把这个思想落后又很有心计的农村妇女刻画得淋漓尽至，为了阻挠自己的未来女婿去参军，她千方百计教导女儿“一哭二闹三上吊”，结果却以失败告终。排演时陈月琴顺口说出一句：“囡囝好像眼眉毛，呒皮呒相貌，有之气难逃！”这个即兴创造引起我的兴趣，立即写进演出本。上演时此语一出，观众席上立即笑声四起，反应热烈。《亮眼哥》中女主角田玉柳由金玉兰扮演，排演时当田玉柳负气回到娘家，在一个风雪寒夜里思念双目失明的丈夫，想回去又碍于面子，左右为难时唱出：“松秀啊！只要你来人叫一声，玉柳也好回家门。”也是依照演员的要求临时加上去的。演出时，每当田玉柳唱到此处，观众立即产生共鸣，台下啧啧声响成一片。一位资深的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李 民）看戏后对我说：“这两句唱词从剧本上看不出什么，没想到演出效果这么好！”这些剧本都是经过排演和演出而最后完成的，虽然署名的编剧是我，实际上，我的每一个演出本都是编剧与演员的共同创造。为演员写戏，对编剧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姑娘心里不平静》也有一件趣事，是福建省话剧团团长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团也演过你的大作《姑娘心里不平静》。”我有些惊奇，便问：“你们话剧团怎么演戏曲呀？”那团长告知本未，原来那时福建省话剧团奉命下乡为农民演出，可是农民不喜欢看话剧，都去看当地高甲戏班的戏，弄得话剧团台下冷冷清清很不是滋味。于是团里有人提议：“剧本月刊新发表的《姑娘心里不平静》很有意思，配上当地民歌小调，我们也可以上演，争取观念。”为了应急，团长立即同意赶排。福建省话剧团别开生面上，上演了民歌小调剧《姑娘心里不平静》，观众看得津津有味，把看高甲戏的人都吸引过来，在农村打了一个翻身仗！

我与那位福建省话剧团团是在“广州会议”上认识的。广州会议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举办的一个文艺大会，全名叫“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此会与戏曲无关，却邀请两个戏曲编剧参加：一个是河南的杨兰春，一个是我。我应邀赴会，坐了两天一夜火车到达广州，去越秀宾馆报到，吃过晚饭洗完澡正准备睡觉，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工作人员，叫我穿上衣服立即上车。我跟他乘上一辆小轿车，他不说话，我也没敢多问，那车子在夜色迷蒙中行驶在林荫道上，在一座院子里停了下来。我打开车门一看，院子里已聚集着一群人，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周扬、林默涵、田汉、阳翰笙……都是文艺界的老前辈，田汉引着大家走到一座平房前，站在门前迎客的竟是敬爱的周总理！总理微笑着一一握手问好，迎客入门。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见地点不是会议室，不是客厅，而是总理卧房。卧室窗下一个书桌、几条凳子，正中摆着一张大床。总理一声“随便”，床前、床后、床档上便坐满了客人。我这个小辈不敢坐（实际上已无坐处），便站着听总理和老前辈们亲切叙谈。那晚周总理谈得最多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追忆往事，意气风发，不时响起阵阵欢笑。最后周总理亲自指挥和大家一起高唱《北伐歌》，尽欢而散。回到越秀宾馆，我一看手表已是深夜一点多，兴奋得无法入睡，一夜睁眼到天明。

广州会议是一个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名的大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周总理讲得比较含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应该紧紧地依附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陈老总说得更干脆，他说：“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你们是三年不肉味还紧紧跟共产党，你们头上那顶（资产阶级）帽子早该甩掉了！”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是文艺界的老朋友。陈老总还是中央政治局里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在怀仁堂听陈毅同志作政治报告，陈老总说着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牛皮封面证书，用响亮的四川口音当众宣布：“本人十分荣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引得全场听众欣然失笑。
广州会议期间，一天上午早餐刚过，我和一些代表坐在客厅上闲聊，陈老总突然来到，大家连忙让座。陈老总一屁股坐下，开口就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咋晚缅甸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杀了一些王子，囚禁吴努总理，他自己上台了！”接着他分析形势：奈温政变后首先通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看来这位奈温将军还是中间偏左的。陈老总（当时兼任外交部长）说完新闻，就和大家天南地北随意扯谈起来。谈到国共二次时期他担任八路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时，叫一个伪保长带路进山去找红军长征时留在江西打游击的老部下游击队长下山整编，那个老部下由于长期在深山区打游击，不通信息，见到陈毅，以为他是叛徒，把他囚禁起来，逼他承认。“那时候那个游击队长用旱烟管点着我的脑壳，差点要了我的命哟？”一口四川话绘声会色，引得大家欣然大笑。后来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冬梅》，白杨主演。

又一个下午，没有任何通知，周总理亲自来到越秀宾馆看望与会同志。一见总理来了，大家一拥上前，里三层外三层把总理团团围住。还是田汉解围，将周总理引进一间会议室，请总理同大家说话。总理说起广州起义失败后，一对革命青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时，那男青年取下一条白色围巾围在了女青年的脖子上，吻了她一下，当众宣布：“我们结婚了！”（当时总理没有指名道姓，男青年是广州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文雄，女青年是陈铁军）总理含着眼泪说，我流着眼泪听。文革结束后，我依据周总理提供的素材二上广州，入住中山大学，收集广州起义和周文雄、陈铁军的有关资料，创作了《刑场上的婚礼》，在《剧本》月刊载1979年2月号上发表，由浙江越剧团上演。周云娟饰演陈铁军，董叔光饰演周文雄，导演王瑗、杨小青。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广州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戏曲小堂会，由红线女主演粤剧《对花枪》。那晚我也应邀入场，拣了一个靠后的位子坐下，台前放着两张大沙发椅。突然掌声响应，定睛一看，原来是周总理和邓颖超来看戏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请总理夫妇到沙发椅上就座，总理坚决不坐，笑着对陶铸说：“今晚我要与你开战！”说罢拉着邓颖超往后走，在我座后的一排位子上坐下，陶铸和省委领导同志也只好跟着往后坐，出现了领导官员坐后头，一般观众坐中央，台前几排空空如也的奇怪局面，弄得大幕不敢开，锣鼓不敢响，令人跌眼镜！还是总理打破僵局，起身挥手，才开始演出。总理对红线女的精彩表演不时鼓掌，并与身边的邓颖超和陶铸轻声交谈。那时我已根本无心看戏，不时转脸窥视总理看戏时的表情，竖起耳朵想听总理说些什么话。可惜总理的话声太低，一句也没听清……。

我为甬剧演员写的第三个戏是《伏龙鞭》。1959年夏，一天我从乡下来到宁波，团里正缺戏，要我为他们写个新戏救救急。我答应了，便在宁波住下，我写一场，他们排一场，不到一个星期，剧本写完，戏也排好，立即挂牌上演，在宁波连演十多场，还挺卖座。《伏龙鞭》讲的是人民公社时期大办农业兴修水利的故事。剧中我特意为演员黄君卿设计了一个小人物——给公社开会敲锣吆喝的农村二流子马郎当（这个名字是从宁波滩黄传统剧目《马浪荡》借用过来的）。演出时，黄君卿把这个小人物表演得维妙维肖，风趣百出，一出场就得了一个“满堂彩”。这是一个即兴之作，演好就收。一年后，我用同样的方法重新改写《伏龙鞭》，对剧中主要人物和故事作了重大改变，只留下一个小人物，就是黄君卿扮演的农村二流子丁郎当（只改了一个姓），新剧改名《亮眼哥》。剧中我为演员徐秋霞设计了一个反面形象——地主婆马上娇。徐秋霞过去演的都是面和心善的老年妇女，我想用反串的方法让她脱离本色，打开戏路。徐秋霞果然有能耐，忽正忽反、不阴不阳，把一个表面和善、内心阴险的地主婆刻划得入木三分。《亮眼哥》排成后，我请宁波地委书记王起同志审看，并提议请普通观众一起进场审看，也得到领导认可。审演那日，场上坐满领导和观众，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剧场效果非常热烈。《亮眼哥》公演后，北京文艺界人士也看了戏，认为此剧可以到北京去演出。当时主管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景才同志得知此事，便通知宁波，先把戏送到杭州审看。审演当晚，《剧本》月刊主编张颖，副主编凤子也从上海赶来看戏，商部长看见两个陌生人进场，便问我：“她们是谁？”我据实相告，商部长听后说了一句：“我们还未审看，她们怎么来了？”便沉下脸不再说话。我看势色不对，吓得不敢看戏，只好躲进后台。台上拼命做戏，台下冷冷清清，与宁波审演时完全两样。演完后，商部长当场表示：这个戏不成熟先停下来再说。并且批评“母子会”一场中让地主在台上诉苦，政治上有问题。我一听，完了！《亮眼哥》不但上不了北京，实际上已被“枪毙“，一下子心全冷了。1963年，我参加省委工作队到诸暨枫桥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商部长是总队领导。一天，宁波甬剧团编剧谢枋突然来到枫桥，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说是宁波希望重新上演《亮眼哥》，要我带他去见商部长。我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出面反而不妥。便让谢枋直接去找商部长，说不定更有转机。果然，商部长点了头。我大喜过望，留住谢枋，讨论修改方案：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加强阶级斗争内容，增加两段戏，一段是亮眼哥弹琴唱曲，加一段狼披羊皮“羊吃羊”的唱词；另一段万松青得知敌人阴谋，到公社报信时不当心跌落山谷，改成地主儿子暗暗跟踪、设计害人。做到小改动，大变样。至于那场《母子会》，商部长已经松口，可以暂时不改动。商量定当，让谢枋回团执笔修改，然后再交给我定稿。新版《亮眼哥》很快就重新亮相，赴沪公演。连续演出一个多月，场场客满，顿时轰动上海滩！全国许多专业剧团纷纷前来观摩，有的剧团竟派了几个人一起来，一个记场面，一个记白口，一个记唱词，分工偷戏，回去立即赶排上演。上海越剧院更是近水楼台，趁热打铁，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女子越剧团和新成立的男女合演青年团同时上演越剧《亮眼哥》，上海滩又一次出现观众热潮！我到上海去看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亮眼哥》，演出结束后，戏迷们围在剧场门前不肯走，黑鸦鸦一大片。演员卸妆后出不来，王文娟只得戴上口罩和我一起溜出后门，搭上公交车回家。

《亮眼哥》在上海公演后，《剧本》月刊决定登载，征求我同意。我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便先去征求商部长的意见，商部长还是遥头，不同意发表。我把情况告知《剧本》月刊，请他们直接找商部长商量。据说他们几经交涉，最后说《亮眼哥》已排版待印，如果撤下此剧，刊物就要延期出版，造成不良影响，商部长才点了头。于是《剧本》月刊作为领头稿在1964年1月号上发表了甬剧《亮眼哥》。《亮眼哥》的复活，完全是宁波的功劳，我很感激。北京汇来七百多元稿费，我给谢枋寄去四百元，他只收了二百元，余额退还给我，从此我在宁波又多了一个挚交好友。上海电影演员孙道临也很欣赏《亮眼哥》，他通过上海电影制片厂邀请我到上海、苏州住下，将《亮眼哥》改编成电影剧本，由孙道临主演，汤化达担任导演。电影剧本定稿后正准备拍摄，毛主席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了，“批示”严厉批语中央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中国作家协会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形势大变，全国故事片停拍，电影《亮眼哥》被迫下马，中途夭折。

现在有的文艺评论家批评《亮眼哥》，说它宣扬阶级斗争，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作者脱离实际生活凭空虚构的结果。对此我倒有话要说。1960年前后，我国遭遇天灾人祸，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那时政治形势很紧张，阶级斗争不但存在有时还相当激烈。那时我写的所有剧本都是通过对实际生活的体验有感而发的，甚至剧中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以《亮眼哥》为例：万松青的生活原型是义乌县唱道情的民间盲艺人叶英美。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相信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给村民们唱道情时总要先唱一段“社会主义好”。一天他在路上走累了，坐在大树下休息。有人走到他身边低声警告他：“不许你再唱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不然小心你的头？”叶英美毫不畏惧，回应道：“共产党就是好！社会主义就是好！你再反动下去，当心自己的头！”一股正气，把那个不良分子逼退了。叶英美很守信用，一次高山乡晚上召开社员大会，约好他去唱道情。不料晚上下了大雨，他硬是去了，山路上有一座独木桥，他冒着狂风大雨抱着那根独木爬过去的。1960年国庆节，盲艺人叶英美受到邀请，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上台拍鼓高唱：“托毛主席的福，吃毛主席的谷，唱毛主席的曲！”轰动北京，到处传诵，一时传为美谈。反面人物也有生活原型。那时我到余姚梁弄山区，对一些地主进行采访，他们都说自己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只有一个地主向我掏出“心窝话”，他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他是又喜又忧，喜忧参半，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国民党回来了可以拿回土改分掉的土地、房屋、财产，来个“白鲞翻身”；怕的是四明山梁弄地区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当地的干部、民兵都是国民党的死对头，如果国民党反攻过来，他们为了防止地主作内应，一定会先下手为强，把地主统统杀光！经过几番开导，那地主终于从从墙洞里拿出“变天账”。此人便是《亮眼哥》中地主婆马上娇的“生活原型”。甬剧《亮眼哥》中展现的一切戏剧因素，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撷取的，没有脱离生活、凭空虚构。《亮眼哥》创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脱离生活，而是缺乏思想。作为一个剧作家，离开曹禺先生认为剧作家应该是思想家的要求还很远、很远。我用自己的眼光和心情去体验生活、观察人生。我不是政治家，也缺乏思想，不可能超越时代，冷静地去审视当时的阶级关系，分析共产党号召“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意图，预见到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亮眼哥》能重新搬上舞台，观众不妨将它看作一个当代的“历史剧”，看看那个时代，看看那种生活，看看那个甬剧，听听那个乡音，也许别有风味。
当然，这只是我的梦想，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回想当年，感慨万千！我为宁波甬剧团第一代演员写戏的年代是一个革命时代，文艺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罗丝钉，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工作者要改造思想走向工农兵，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身体力行，通过与一代甬剧演员合作编演戏曲现代戏加入新时代文艺运动，而且走在前列，努力争当排头兵。

六十年过去了。甬剧演员一代接着一代，顺应时代，代代更新。老一代过去了，留一下个时代的记忆，让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常常怀念，永难忘记！

胡小孩 2014年5月4日，写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