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小剧场话剧能走多远？

毋庸置疑，起步是晚了。小剧场话剧在甘肃迈出第一步时，这种“舶来品”艺术登陆中国已有20余年了。

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牵绊于陈旧的戏剧观念和强烈的文艺功利主义下的甘肃小剧场话剧，到底能走多远？

“无奈之举”

说“逼上梁山”可能有些过了，不过，省话剧院的小剧场话剧《我要和你在一起》的产生，却脱不了“无奈之举”的干系。

“2010年整个话剧院没有一部新的创作，全年仅上了的一部戏，还是2007年的那部《兰州好家》，算是复拍。”省话剧院副院长祁宝泉说，上《我要和你在一起》这个戏的都是院里的青年演员，不管是到话剧院一年的还是两三年的，几乎都是第一次上戏。

“形势所迫。”《我要和你在一起》执行导演王明刚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戏和甘话小剧场话剧的发端。

《我要和你在一起》的演员被分为A、B两组，主要角色就5个，这十来个分别在A组和B组中担任角色的青年演员，在2011年1月11日、12日那两个寒气逼人的夜晚，就在能容纳百十来人的简易小剧场里，上演了他们戏剧人生中的“处子秀”。

“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培养年轻人。这是我院多年来的优良传统。”祁宝泉进一步解释了全部起用新人的理由。

对于演员出身的祁宝泉而言，相对于以前执导过的小品、片段之类，《我要和你在一起》是他正儿八经执导的一个“大戏”。而他的这个大戏也算是省话剧院的第一个小剧场话剧。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民间社团——大河剧社于2010年创拍的《胆大包天的村庄》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甘肃小剧场话剧。小剧场话剧是话剧艺术创作的重要部分，它通过调整观众与演员的距离，进行小规模的探索和试验，来实现话剧自身的突破与提高，并吸引观众重新回到剧场。《胆大包天的村庄》的意义在于“在进行小剧场演出模式新尝试的同时，也为我省艺术生产多元化的创作道路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眼下，《我要和你在一起》即将展开进入高校的巡演。而此前，这个剧目自从拍出来之后，就演了两场，都是针对内部人(话剧院职工)类似观摩的演出。“准确地说应该叫教学排练。”王明刚说，首演之际，面对在剧场前排就座的院里的一批老艺术家，祁宝泉副院长的开场白就是请大家看完后多提意见。

对于“教学排练”的定位，或多或少还和《我要和你在一起》这个剧本来源于“他人”有些关系。

“这是一个来自外省的本子，这个本子在当地的小剧场演出中相当火爆，进入小剧场的观众创下了不俗的数量。”王明刚说借用外面的剧本也可以减少成本。

剧本尽管是外来的，可事实上搞小剧场话剧的想法却是早有了的。祁宝泉说：“早在2009年省话剧院的新领导班子就提出了，然后才有2010年的改造工程，现在的小剧场就是由上世纪50年代建的一个排练厅改造而来的。”“不过，打造小剧场话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甘话的发展，看得到的现状是，甘话要发展，仅仅靠大剧场的演出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去年一年没有一部新戏，那怎么成？所以现在的小剧场话剧就是一种弥补吧。”祁宝泉说。

祁宝泉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某种程度上，小剧场话剧要承担“破”甘话发展困局的一种责任。

投石问路

借《我要和你在一起》，省话剧院开始向小剧场话剧投石问路。

夏日的某一个傍晚，一名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孩来看望曾经暗恋过她的一个男同学……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里，几个年轻人面对性、面对爱情、面对事业的一出“现实秀”上演了……

题材贴近生活且现实，祁宝泉看中了这个剧本。“这个剧在北京、上海的小剧场演出中，特别受年轻白领们的欢迎。”在祁宝泉看来，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是小剧场话剧最大的卖点。

相对于演员和观众间几乎是零距离的表演，“处男、傻B、TMD”这些台词似乎也成了体现这个剧本现实性的所在。“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追求戏剧卖点，就是一种真实感的表现。”《我要和你在一起》A组男一号扮演者李鹏说，当初在排练过程中对这样的对白就进行过斟酌，最后决定保留，就是觉得它具有真实感。“我的几个朋友都来看了，他们都没有觉得这些(对白)有什么过的，相反他们都觉得这个戏很有趣。”

首演的当晚，甘话的老演员、老艺术家苏廷石就坐在前排，最后，他对这个戏的评价是：“这个现代都市戏由小剧场演是合适的。”

也有看到一半就坐不住了，想溜号的。“这个剧本不好，犯了很多常识错误，在一天一夜之间，一个女孩在刚刚和一个男孩发生关系之后，转眼就爱上了另一个男孩，是不是太快了些？”一位不愿具名的职业编剧表示，尽管自己是“60后”，不是很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但至少他觉得这样的戏剧处理不太合乎常理。“戏剧是文学艺术中尤其讲究人物的，现在的一些编剧，不尊重艺术规律，没有扎实的基本功，不懂最基本的戏剧创作规律和技巧，只想赶时髦，挣钱，出名，对必须遵循的艺术规律不屑一顾，一味空谈爱情、大肆张扬性观念的做法，绝对创作不出立得住的好作品。”

而戏剧没有被升华他认为是这个戏的最大败笔所在。

“不管是教学排练还是别的性质，这个戏‘扒’得不成功，这个问题应该是话剧院本身的问题，拍小剧场话剧的人和小剧场话剧本身属于两个世界。”

周琪看的是B组演员演的。搞戏剧研究十多年的周琪是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他说，尽管晚了二十来年，但是甘肃搞小剧场话剧很有必要。“甘肃的戏剧环境太过于单一，其固有的阵地需要有新的生命产生。”就此一点而言，甘话的《我要和你在一起》及去年大河剧社的《胆大包天的村庄》都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我要和你在一起》这个戏也是“80后”的李鹏在小剧场话剧上的“投石问路”。

进话剧院5年的他，算是比较幸运的，几年来多少还上了几部戏，有的还是重要角色。不过，像他这样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我周围的不少同龄人一年上不了一部戏。”李鹏承认，刚进话剧院没戏拍的那段时间里，自己和那些没戏演的人一样迷茫过。

所以，在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的同时，也让李鹏他们背负了一些压力。第一次担纲主角的李鹏对自己的演出给了一个“基本满意”的结论。他总结了不少演出上的不足，有的地方演得过了，有的地方又欠火候，“主要原因还是舞台表演经验少。”

“把个留学归来的女研究生当成中学生演了。”上述那位职业编剧如是评价出演该剧的两位女一号中的一位。

周琪的观点是，包括《胆大包天的村庄》，投石问路的这几部小剧场话剧都存在不足之处。“当下应该明确的是，小剧场艺术首先是一种都市艺术，它需要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戏剧知识基础。”周琪不认为一部戏只要被冠之以小剧场之名，就成了小剧场艺术。

前行之困

祁宝泉不否认这部小剧场话剧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我要和你在一起》尝试的路线是公益性的演出，包括即将进入高校的演出，“没有考虑市场，不打算挣钱。”祁宝泉说。“最终我们还是要你买票(进剧场看剧)的，不然我们就赔了。”王明刚觉得，等到“观众自掏腰包”成为一种常态时，也意味着甘肃的小剧场艺术成熟了。“观众自掏腰包的成熟市场”在祁宝泉他们看来是需要假以时日的，针对眼下大剧场演出都鲜有观众的现实，《我要和你在一起》只有放弃市场，选择走公益这条路。“在上海，一年大概也只有三四万人次主动走进剧场，在我们这里，有三四千人都是出人意料的了，实际还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戏若要卖票，怕是卖不出几张。”祁宝泉说，眼下戏剧艺术的现状，“迫使”他们的小剧场话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培养未来观众和青年演员为主要目标。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是多长，祁宝泉自己也不知道。

在省话剧院2011年的工作计划中，小剧场话剧是空缺的，按祁宝泉的话说，“今年小剧场会歇一年。”院里为庆祝建党90周年要创拍新戏，这将是重头任务。

常年在外拍戏的苏廷石看过不少小剧场话剧，实践告诉他，密集的演出频率是小剧场艺术生存的关键。“曾经在1999年凭《恋爱中的犀牛》创下小剧场话剧票房奇迹的孟京辉，自从在2007年创建了他个人的小剧场品牌阵地——蜂巢剧场之后，包括《恋爱中的犀牛》在内的不少孟氏经典小剧场话剧常年在这里上演。”苏廷石认为，现在既然开了这样一个空间，就应该保证它有密集的演出频率。“如果一个小剧场艺术的演出频率过低，它的死亡是必然的。”

从民间社团大河剧场到省话剧院，周琪坦言，小剧场艺术在甘肃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而戏剧观念的陈旧和强烈的文艺功利主义是最主要的困难。“中国的剧团过去普遍端的是国家的铁饭碗，多年来的体制使剧团丧失了应对市场的能力，昔日的辉煌成了今天的包袱。戏剧艺术，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势必成为小众艺术，这是戏剧艺术发展的必然。戏剧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世界艺术主要种类的戏剧，存在并发挥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现在，我们戏剧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建立正确的戏剧观和艺术观，并寻求各方面的认同。没有剧本，可以由剧社内外的作家来写，没有资金可以想办法，没有舞台可以寻求借鸡下蛋。”

苏廷石也认为，对小剧场话剧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几年前，苏廷石在北京看了一部小剧场话剧，是人艺的老艺术家朱琳和于是之演的，这个剧名为《洋麻将》的戏就这两位演员，但演出效果极好，连演几场，场场爆满。“小剧场艺术是具有自身存在意义的，它既不是大剧场的一种弥补，也不是为青年演员提供演出机会的权宜之计，它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模式，不管其失败还是成功，你都得意识到这一点。”苏廷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