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锋与秦腔《劈山救母》

李小锋与秦腔《劈山救母》

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京剧团倾力打造的神话京剧《宝莲灯》，以优秀而强大的主创队伍、崭新而恢宏的舞台风格样式、精湛而出采的艺术表演，横空出世，蔚为壮观。为当前仍不算景气的戏曲天地打出了几束耀眼的强光。相对于这台近乎巍峨的大戏，处在秦岭之麓的李小锋和他的小小团队，以精干到家的寥寥班底、微不足道的象征性投入，独自“一赶三”的绝妙演绎，推出的秦腔新编神话剧《劈山救母》（故事情节与《宝莲灯》出于一脉、源于一体）同样星光灿烂，吸引观众眼球。为戏曲市场增添了一个眩目的亮点。

京剧《宝莲灯》依托大制作获得大成功的经验有许多需要总结的方面。而秦腔《劈山救母》凭借小制作异军突起、眩人耳目，应当说，留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更广更深更多。跻身剧场与广大观众一起感受舞台上《劈山救母》引起的躁动和氛围，琢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连续六个晚上播放的李小锋与《劈山救母》的专题节目，静下心来再反复品味DVD碟片《劈山救母》的艺术展示，我们不禁萌生出一系列深切的思考。

李小锋与秦腔《劈山救母》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在于他们自觉地遵循“传承、创新、繁荣”的理念和主题，在选材和出新上豁透出独到的艺术眼光。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李小锋他们对这段话体会尤深，践行到位。他们敢于在体制机制上寻找新的突破口，不採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而是集结起灵活、精干的创作班子，以一种事半功倍的“剧组制”的形式，趟开了一条小剧组创作排演大戏的新路子。有了创作班底，李小锋他们在灿若群星的传统剧目中选中《劈山救母》也是富有艺术眼光的。虽说是小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不少剧种也以多种艺术形式将其搬上了戏剧舞台。然而劈山救母故事的原发地就在陕西华阴县，雄踞华阴境内的西岳华山西峰上至今高悬着沉香劈山所用的巨斧（当然是历史传说中的道具）。几个世纪以来，一出秦腔《劈山救母》的大戏一直在三秦大地唱响。其中有的唱段近乎家喻户晓，久唱不衰，彰显出很强的人民性和地域文化的色彩。生长于秦腔王国之中的李小锋他们，在新戏酝酿之初便先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了人民性和地域文化这个大前题，再对传统的《劈山救母》加以继承，赋予创新，比较容易拥有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足以解决好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剧作能不能为人民大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时代课题。应当说，他们的这种思考与认定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遵循了“不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既渗透着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又蕴含着时代孕育的理想和精神，既延续着传统艺术的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那精辟的理论阐述与概括的。

遴选出了泛着活力、比较理想的继承蓝本，接下来李小锋他们创作的第二环节自然是将艺术的创造力凝聚到新的《劈山救母》的创新上面。扫描新版《劈山救母》，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李小锋他们的创新焦点始终对准了力求在戏曲的美学特征上求新。在保留《劈山救母》传统剧本原有的故事情节曲折、感人至深的基础上，在新改编的剧本中刻意将戏曲艺术所蕴蓄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诗意与空灵、情与景、实与虚、形与神等对立关系统一在艺术创造的原则下，着力在高扬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正义战胜邪恶、悲情中融入喜剧因子处理、用美感动、征服观赏者诸方面做足了文章。从而在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出新与现代魅力的市场沟通两者之趟开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大道。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种美学特征上的探索与求新始终注意不偏不离中国戏曲那种独特的美学形式之民间属性。从叙述对象、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以及行当体制、程式表演等多个环节无不向民间化、群众性倾斜。整台戏豁透出一种该戏就是为人民大众而作，就是广大观众的知心朋友之风采。毋庸置疑，付出必有回报。观众给李小锋他们的回报也是丰厚的。大家喜欢看新版的《劈山救母》，热情地赞美新版的《劈山救母》，以至于在兰州金城大剧院演出时，120元、80元、60元的戏票（这在秦腔的戏价中算是较高档次的）悉数售罄，出现了看客蜂拥、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

透视新版秦腔《劈山救母》的创新图像，不能不说到这个戏的一大独有看点——“一赶三”。李小锋一人在戏的前半场扮演书生刘彦昌，中间出演中年的刘彦昌，后半场又饰小沉香。集小生戏、须生戏、武生戏于一身，大大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考察秦腔的演出史，舞台上呈现“一赶二”的角色并不鲜见，而“一赶三”则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小生、须生、武生三个角色，是对演员艺术功力和综合实力的考验。在表演中稍有不到或不慎，就会三个角色雷同。流于程式化的“一顺边”、“一道汤”，全然失去剧目创新的意义。行及中年而艺术上越来越成熟的李小锋，在《劈山救母》中三个角色一肩挑，唱做俱佳，各尽其妙，整体展示显得沉着锐敏而恰如其分，成功地调动和运用了带有艺术个性的不同的程式技法，创造了自己艺术上新的辉煌，也满足了戏迷观众们的审美期待。当然，李小锋之所以能达到“一赶三”而且还显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高度，绝非是偶然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自小从艺坐科学戏，天生有一付清亮圆润的嗓子，又刻苦练就一身的好功夫、方奠定了他“文武小生”的坚实地位，得以驰骋舞台，屡获大奖。可他从不沾沾自喜，裹步不前。而是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鞭策自己从零做起，不倦地攀登艺术高峰。1994年，在秦腔界已经名声大噪的李小锋，专程赴京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为师，学习京剧小生的表演长处，以全面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水平。在排练新版《劈山救母》的日子里，他为了更好地把握住须生刘彦昌的演唱技巧与内涵，演活这个对他来说尚属相对陌生的角色，认认真真地跟三秦名须生雷开元先生学戏。在雷老师的悉心传授和指导下，他演唱的那“刘彦昌直哭得眼泪汪汪……”的经典唱段，声情并茂，韵味十足，令戏迷们大饱耳福，赞叹不已。

善于继承，锐意创新，成就了新版秦腔《劈山救母》。人们在兴致勃勃欣赏这台雅俗共赏大戏的同行，也随之萌发出许多联想。如今戏曲梨园仍然处在不太十分景气的状态，我们也经常不忘发出振兴戏曲的呐喊。然而振兴戏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包括继承创新、多出人才、多演好戏、培养观众等等诸多环节。需要有关方面和大量的有识之士长期坚持来做艰苦细致的实际工作。李小锋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有这种清醒的意识，心胸间奔涌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李小锋出道早，成名早、年轻轻就出落成一个能在秦腔界独树一帜的名小生。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省政协委员，一项项桂冠戴在头上。就是在他的艺术生涯如日中天，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情况下，他没有躺在已经拥有的成就和知名度上享清闲。而是不断地提醒和激励自己：戏曲事业尚处于低谷，还没有走出点（个别大剧团）上繁荣、面（身居基层的多数剧团）上撂荒的尴尬怪圈。发扬光大秦腔艺术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为此，他天天琢磨，日日思考，自己做为一个秦腔人，该为秦腔的全面振兴、英发飞扬做些什么。越思考他越觉得自己的方方面面离秦腔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不足之处。而不足之处的源头，是缺乏理论思维和文化修养。戏曲艺术不简单，秦腔艺术不简单，不仅仅是嗓子亮、动作美就可以在今天担承起振兴的大任。有了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李小锋克服许多困难，放弃不少获取名利的机会，义无反顾地考入中国最高戏曲学府，扎扎实实读了三年研究生，系统地学习了戏曲理论和舞台表演艺术，成为当前整个秦腔界第一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演员。有了文化的滋润、理论的支撑，他的心底更加亮堂了，懂得了许多以前不大理解的东西。以前他也是认为只要自己把戏唱好，能有观众捧场，就足矣。在大家都瞄着摘取大奖的大气候下，他一度热衷的也是如何赶时髦，上重点戏，捞大奖。现在他渐渐明白了，中国戏曲的源头和生存环境始终是在民间。秦腔艺术能否大繁荣、大发展，根本在于艺术家能不能为最广大的观众服好务，关键是要看人民群众买帐不买帐，欢迎不欢迎。那种一门心思奔大奖、鼓吹流行大制作的行径不一定是振兴秦腔的最佳方法。思想认识飞跃了，李小锋开始“妙手著文章”了。于是才有了“七年打磨”，才有了新版《劈山救母》的铸就。

著名学者、戏曲理论大家郭汉城先生说得好，在今天进行戏曲改革并逐步使之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注意仍然保持它的人民群众的知心朋友的地位，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关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为新版秦腔《劈山救母》的闪亮登场叫好，为它的主创人、编、导、演的集大成者李小锋鼓掌。同时，我们更为热切地呼唤，能有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更多的秦腔事业筚路蓝缕者跃上时代的大舞台。

（本文作者：孙豹隐：研究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孙 昭：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