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敏与王宝钏

李正敏就给大家演绎了这样一个王宝钏。在表演上，他把王宝钏由温顺、娇媚到坚毅、果敢的反抗性格，塑造得惟妙惟肖，荡气回肠。尤其是在唱腔风格上，杂糅百家，博采众长，最终探索出独树一帜的声腔体系——“敏腔艺术”来，至今流传广泛，影响百家，被秦腔界誉为“百年不遇的演唱神话”。《五典坡》中最能代表“敏腔”行腔特点的一段唱词是：“老娘不必泪纷纷，听儿把话说原因。我父在朝官一品，膝下无子断了根。所生我姐妹人三个，个个长大配婚姻。我大姐二姐有福分，与苏龙魏虎结了亲。单丢下苦命宝钏女，绣球单打讨膳人。好配好来歹配歹，富的富来贫的贫。世人都想把官做，谁是牵马坠蹬人（这两句词有深意存焉）？”有人说，快一百年过去了，李正敏的这口绝唱，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在唱“老娘不必泪纷纷”时，“情中带悲，悲中有柔，含蓄朴实，情真意切。行腔抑扬顿挫，四声分明，击节有度，刚柔兼备。”在唱到“单丢下苦命宝钏女”时，把“苦命、命苦”四字，“用拉腔的方法‘颠（颠字用得妙）’开，着重突出两个同时出现的‘苦’字，托音与丝弦交织在一起，哀苦有声，婉约动人，然后大口换气，稍作停顿，随即运足底气，让‘宝钏女’三字喷薄而出，大有雷霆从天街滚过的收放奇效，顷刻间把王宝钏十八年的幽怨、屈辱、诉求表露得淋漓尽致……”这是一段深中肯綮的业内评价，关于此类评价，在秦腔界，可谓俯拾即是，有人说，若整理出版，是能有几块“秦砖”的厚度的。

之所以能称“秦腔正宗”，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李正敏先生与“正俗社”、“正艺社”相关，并且正艺社干脆就是自己创建的，他本人学名又叫正堂，艺名又叫正敏，誉为“秦腔正宗”，大概也与这处处皆“正”有关，当然，更有开宗立派之意。加之在同一时代的演唱中，李正敏匠心独具，技压群芳，尤其是在大多秦腔艺人只注重比较单一的“怒（挣）、吼、尖（高音）、放（粗放）”的演唱时期，他能吸纳京剧、晋剧、河北梆子、吕剧等兄弟剧种之长，使演唱风格进入“峰回百转”的“凄迷”状态，讲“歌喉婉转”，重“高低错落”，推崇“中低音效率”，追求“丹田音共鸣”，从而形成了道白、吐字、行腔、收音、归韵都有别于同行的“敏腔艺术”。我想，从陕西走出去的电影明星周伯勋，之所以要旗帜鲜明地在上海给他打出“秦腔正宗”的旗号，恐怕与这个西北汉子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最终看清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真面目”不无关系。

有了“秦腔正宗”的封号，接着又有了“秦腔皇后”的美誉，当时的报纸说他“虽比之梅氏也毫无逊色”，而谦虚的梅兰芳，自是不能拿自己相比，听完戏后，又称他为“西北的程砚秋”。那种时下最爱论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由此当能管窥其全豹了。
　　我觉得“秦腔正宗”李正敏的深刻意义在于，对固有形态的戮力改革和对剧种程式的坚强突破。秦腔自古“响遏行云”，而李正敏之“正宗”，却讲究“余音袅袅、歌喉婉转”，这是一种声音的革命。当然，李正敏是在精通秦腔音律、板式、甚至谙熟各种弦乐、打击乐基础上的“清醒革命”，是一种生命在行进中的悟道、蓄含与“修正”，因而，接受者甚众，最终造就了一个秦腔“改革者”的成功范例。许多企图“改革”，又谬之千里者，根本还是对秦腔缺乏李正敏式的生命体悟与认知，被骂，被剿，被“公审”，被“判决”，也就在所难免了。一部秦腔史，是一部发展史，一部改革史，可到了今天，一提改革，便招徕诸多不谐和之音，有的甚至把“秦腔改革者”骂得“猪血四溅”、“狗血淋头”，我想一是爱之太切，不容秋毫有犯；二是“改革者”自身并未进入到秦腔生命本体之中，多呈“隔靴搔痒”状，如果再“隔行通吃”、“时音泛滥”，热爱者不扔几块“砖头”，也的确是难以解除心中的怨愤与郁闷。但无论怎样，秦腔的改革还是应该继续的，既然大家都承认“艺无止境”的铁律，那么就应该给秦腔的改革让出一条通道，这里也需要有一种“民主”的生态，应该有对所有“改革者”的理解与宽容。时间是最无情的裁判，在多重声音的咬合中，“正宗”自会更加正宗，“斜枝”自会式微衰落，任何在艺术上进行“迎头痛击”的办法，都是可爱而又荒谬的，看似强劲实则懦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应该向李正敏时代的那些胸怀宽广的秦腔观众表示敬意了，因为无论怎么讲，李正敏都是秦腔的最大“改革者”，他的成功，不仅得益于自身的艰苦求索，更得益于观众的悉心呵护与宽博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