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之于西北老农

时光老人把马车赶上了冬的轨道，西北的老农干完了所有的农活，开始乐呵呵地享受清闲，苍劲的北风带着骚动的信息卷进了腊月的彩排，街市招摇，忙活了一年的身子骨又轻巧地跳上了购置年货的车次。土塬上架起了高音喇叭，响起了久违的秦之声。

每当秦腔响起的时候，似乎空间里所有的能被激活的因子都会睁开眼睛，仰目久远年代的回音。从那八百里秦川至黄土高坡的几乎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似乎是老乡们刻骨铭心的教诲、或是历史的低泣。听那秋后的呐喊声，是老农们置身在大山深处，吆着拉犁的老牛洋溢丰收后的喜悦，一腔一调，一扬一抑，清脆的牛铃是最远古最纯朴的锣鼓，扬鞭长策那敲打梆子的点点动动的短音，大山是幕布，洒满了汗水的田地是舞台，还有那对面传来的对唱声是在讲述一个教人们做人立世真实的故事。

西北的山广袤而突兀、浑圆而深厚，从那文明诞生的年代开始，人类耕种着、繁衍着。当东部的人置身于现代化建设中，购置现代文明的时候，西北的老农仍在劳作着，倾听亘古不变的诉说，他们的神情变得粗糙、旷达而憨厚，还有他们的脊背也变得宽阔了许多，似乎那山与人之性情，那山与人之身躯，那性情与人之身躯，是灵动地相通着。每当除夕夜步来的时刻，像是有诺大的遥控器操纵着人们去找那最亲近的艺术，西北老农的心里没有被摄入时尚和欢悦的分子，央视的晚会在他们那以秦腔唯美的生活中低调着，国粹的精深似乎是不伦不类。

记得大伯在和我看《三娘教子》时有一段对话：

大伯：“这戏演地（得）是旧社会三娘抓养娃娃的故事。”

我说:“大伯这戏我看过，再说哈头（下面）有字呢，我看字着呢。”

“往（虽然）你看字着呢，鄂认不地字（我不认识字），”大伯得意地说：“鄂韩能背哈这戏呢（我还能背这些戏呢）。”

至今，我仍然无法忘记大伯的神情，那种得意，那种虽然没识字而和识字人一样看戏的平衡。我为这种赤裸裸的真实而感动着，同时我有一种悲哀，西北的老农还有什么值得他们炫耀呢？也许是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几千年的积淀是原汁原味的浓缩，似乎还有些原始的愚昧，也许这些也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有人说，秦腔是因为没有创建理论框架而难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古老的土本文化如果有那么一批理论家做一些高深莫测的撰写的话，在西北，在老农的眼中会有几分认同呢？昼劳夜息，他们最需要毫无掩盖地倾吐，脱离了西北的那片土地，谁能凭空捏造秦腔艺术的神韵，秦腔在西北，只能在西北。

听父辈们说，老家的三爷年轻时为了能登台唱戏而用砖敲掉了自己的两颗凸出的门牙。在今天的艺术家访谈中，一个个为艺术而忍受非人的痛苦终成大器的轶事博得了阵阵掌声，而西北的老农做出不寻常的付出，却依然默默地为唯美的秦腔而继续吆喝着。
西北的腊月是清闲中的忙碌，置办了年货，还得为一场大戏举办庙会做准备。有些地方是在正月，总之，老农们是在四季的轮回中偷出这么点时间，用唱戏这种最高贵的艺术敬奉神灵，祈求平安和幸福。庙会往往是在各村专供唱戏的空地搭建的布蓬里唱戏，布蓬就是舞台，对面是神像和牌位，中间的戏场便是观众的立足之地。而且每逢庙会，举办庙会的村里人总会邀自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凑凑热闹，戏场中往往是人头攒动，小商贩、叫卖的货郎，其景象决不亚于闹市的小吃街；台下的人更是议论纷纷，评点着戏子的唱功或是身段，讲述着戏里的故事；调皮大胆的小孩会骑在墙头或是戏场的老树上，看一时的好奇；小伙子们会领着心仪的姑娘在戏场溜达。每当夜戏结束的鼓声响起时，大人们叫喊着自家的孩子，搀着老人，各自回到那温暖的土炕，过去了一天又被他们抛在了滚满黄土的戏场，新的一天又开始酝酿在他们的梦里。

当我来到东北，有时候从网上下载些秦腔名段听听，朋友们都搞不明白我为什么听那玩意。姑且不论吧，因为我知道在他们的概念中秦腔只是一种剧种，或许就类似于河南人听豫剧，江浙人听越剧。没几人能明白在秦腔声中有西北人的生活，有西北老农的故事，更有几千年西北文化的积淀。也正是有了这些，才使她原生态地存活在西北、存活在西北老农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