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漫长的历史，在一座千年古都积聚、沉淀、凝结，绵延相叠的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催生了中华文化最灿烂和光华的乐章，也造就了她凝重沉穆的城市性格。光阴如梭，岁月在城市的身边，匆匆流逝。西安，青砖灰瓦的古老建筑之下，也难以掩饰昔日的流光溢彩。
[三原城隍庙戏楼，城墙下自乐班
在她生命的深处有一种声音，从厚重的历史中迸发出来，使她顿时显得轻盈和充满灵性。
这就是戏曲。
西安也是中国戏曲的一个见证。
[一组快节奏镜头：戏曲舞台和自乐班演出、戏曲文物、脸谱等画面
戏曲在这里发生发展，一座凝重千年的城市，积聚着古老辉煌的文化，而被称为中国梆子戏曲鼻祖的秦腔在这里，在以西安为代表的三秦大地，更是充满飞动的活力与热情，戏曲在这里曾拥有繁盛的昨天，未来也就是在这不经意的注视中慢慢的展开。
[曲江寒窑遗址
这是西安东南方向一个叫鸿沟的地方，在这条浅浅的沟壑里，隐现着几孔窑洞，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曲江寒窑，这是一处令人们再也熟悉不过的戏曲遗址，在中国戏曲的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寒窑，相传就是在民间家喻户晓的戏曲人物王宝钏曾经住过的地方，不像西安其他地方的名胜，几乎都和一个历史人物有关，但是这一处却完全不同，在西安近郊所有大大小小的名胜中，也最为特别，它是完全依据一个戏曲中的人物和事件建立起来的。
翻开中国古典戏曲的剧目，上至三代，下讫今世，数以万计的戏曲故事中，只有这一处是依据《五典坡》戏剧为剧中主人公而修建，数百年间，王宝钏的苦节守志，在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巨大、深远。
从鸿沟上去，是自唐代以来就称的洪固原，平缓起伏的原上，这个村子就是五典坡。秦腔传统戏曲《五典坡》就是因这个村子而得名。
杨志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为什么叫《五典坡》，从曲江寒窑往上去，有五个大殿，那个坡上过去有五个大殿，过去叫饭店的店，但后来戏把这改成五典坡。”
王志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研究员）：“五典坡，我想‘典’字‘店’字属于音的问题，‘典’当然比较雅一些，后来《五典坡》这个名字用的多，但《五店坡》确实是有其地方的。”
《五典坡》描写贵族女子王宝钏抛弃门第观念，彩楼招亲，不想打中的情郎是一个乞丐，他的父亲极力反对，但王宝钏为追求爱情，毅然与贫苦出身的薛平贵结为夫妻，后来，丈夫从军出征，十八年未回，王宝钏就在寒窑里守侯十八年。
在我国地方戏曲剧种中，《五典坡》是一出源远深长的名剧，中国南北各地十多个大剧种，每一个几乎都有这个戏的演出，而且历久不衰。京剧、豫剧、川剧、广东粤剧、山东梆子、河北梆子、云贵地区的滇、黔剧，汉剧、越调等等，不一而足，只不过每一个戏的名称互有差别，有的以剧中主人公而得名，称为《烈女传》、《王宝钏》，有的以故事发生的地点而得名，称为《五家坡》、《五典坡》、《武家坡》，还有的以剧情得名，如《彩楼配》、《红鬃烈马》、《回龙阁》，等等。
杨志烈：“在全国大概各个戏种里，青衣正旦大部分是以演这个戏成名，特别是京剧大师梅兰芳1930年代把它带到欧洲演出，咱们陕西回民退到吉尔吉斯斯坦，把这个戏带去演出。”
京剧大师梅兰芳早年演出《武家坡》，扮演王宝钏，他在西安参观过寒窑之后，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说：“《桑园会》、《武家坡》、《汾河湾》这三出戏，……秋胡与薛仁贵在历史上提到过，那薛平贵就找不着他的出处了，好像是凭空杜撰的。但是在陕西居然有王宝钏的寒窑和坟墓，还有他们两个的塑像，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王志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研究员）：“梅先生对《武家坡》、王宝钏确实演那么好，没有出处，唱那么红，家喻户晓，他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把一介草民，平民百姓，说那么好，他不可思议。”
那么，王宝钏、薛平贵到底是不是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呢？为什么会有这些遗址呢？《五典坡》是不是就是最早以秦腔的剧目演出呢？这个戏究竟为什么会遍布南北各大戏曲剧种广为人知呢？
明代中叶以前，流行于我国各地舞台的南北曲戏剧，都无《五典坡》演出。产生于山陕地区，作为梆子腔最早形态的秦腔，于明代中期逐渐形成，这个戏也就在这一时期问世。
杨志烈：“说这个戏是秦腔的理由，咱们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那就是出现最早，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秦腔在全国流传，为什么流传快？过去，南北曲戏曲，包括元杂剧，或者南戏，它们都是曲牌体，就是一个曲子为唱腔，曲子太多，很难演。到咱们秦腔，出来一种新的演唱形式，这就叫板腔体，就是六大板式，你学会，啥戏都能演，因此民间人很容易接受，所以在全国很快就流传起来。”
中国戏曲在这一刻完成了质的提升，它以简洁明快的板腔体系，流于民间，不再为文人雅士宫廷庙堂所独有，因而极为普遍的流传开来。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王宝钏故事，自然也就深深的烙上了民间的情感色彩，秦腔本以普通百姓的是非善恶和审美标准，以悲喜剧的形式，塑造了一批生动的艺术形象，剧中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唱做并重，情趣横生。
这是一出唯一依据戏中人物而建立的祠庙，人们为什么对一个戏曲人物如此珍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杨志烈：“早在元明时代，根据清人丁日昌考证，元明时代已经有了弹词本，叫《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后来，明代中叶以后，秦腔形成，根据弹词本改编成戏曲本，首先改的就是秦腔，搬上舞台演出。”
清朝同治年间，名噪一时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丁日昌出任江苏巡抚，他酷爱收藏各种古籍版本，从而辑录了一份自元明以来历代所查禁的小说书目，在他的记载里面，就有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和后来《五典坡》戏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故事书目——《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而这个故事流传的年代就在元、明时期，作为弹词本的《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在北方地区已经以鼓词的形式广为流传。另外，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还有明代一些已经不知姓名的作家留下的《宝钏》曲词以及《彩楼配》传奇。
弹词，是一种民间说唱文艺形式，与话本小说约略产生于同一时期，它们都较之戏曲形式早，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也一定在这个时期进入与此相类的戏曲当中。
从丁日昌所列《查禁小说书目》中，我们可以知道弹唱本《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的年代，最迟在明代初年已经出现。而秦腔也就在稍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舞台上要搬演这个故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中国戏曲的剧目也大致来源于此，经历了这样的演进。
仅有文献上的引证还显得不够，那么，作为演出状态的戏曲《五典坡》，究竟有什么根据证明它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呢？
杨志烈：“明末清初，有一个戏班，在四川，建于乾隆元年，由陕西商人张继儒修建。” [自贡，西秦会馆
这是位于四川省东南部、号称盐都自贡的西秦会馆。在明清时代，川陕属于一个行政区域，蜀道之上，这些来自关中腹地的商人，带着家乡的戏班，一路迤逦南下，这些戏班带来的秦腔之声，响彻在四川等地的山水间，从康熙乾隆年间当地文人所写的大量《竹枝词》中，都可以找到“山村社戏赛神幢”、“一派秦声浑不断”、“秦腔梆子响高低”的诗句来。
公元1736年，凤翔府商人张继儒在自贡的生意日益兴隆，为了扩展，融入本土，他建起了这座奇伟的西秦会馆。在这座戏楼的两边，分别刻绘有两幅木雕，即为《五典坡》中的《算粮》和《大登殿》两场戏，
郭广岚介绍两幅戏剧木雕：“薛平贵当了皇帝，这是玳瓒公主，这是王宝钏，这是王允……” 郭广岚（四川自贡市西秦会馆研究员）：“他有一个理念，就是歌颂陕西当时的历史人物，家乡的人物。”木雕《算粮》《登殿》郭广岚：“薛平贵王宝钏两幅，重头戏，大的，《算粮》《登殿》，两幅大的。”“男子在外，妻子在家，当然要安定了。”
完整保留下来的戏雕，是秦腔戏曲在西南地区演出的明证，《五典坡》位居其中，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戏至少在明末已经演出。
中国其他剧种如河北梆子、京剧、豫剧、川剧，大多是清代中叶戏曲大融合时期而最终形成，从时间的顺序来讲，它们或受秦腔直接影响，或为秦腔流传各地后再吸收溶化，那么它们演出的剧目，有一大部分就是沿用秦腔等剧剧目，不同剧种的《五典坡》戏自然也不例外。
[甘肃靖远
在这个黄河岸边的靖远县城西关，有一座老君庙，据说在庙门进去后的东面，悬挂着一口清朝嘉庆年间所铸献的大铁钟。最为奇特的是，这口钟的四面，铸满了密密麻麻的秦腔剧目。
金行健（甘肃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为什么要有这口钟呢？老君庙，每年七月七有个庙会，不管哪个剧团来演，都要按钟上剧目演出。金行健：“根据一些个老人的回忆，这个钟是清嘉庆12年铸的，铸的人叫苏可美，这个钟有时候就是，它的外面有四面，这四面都镌刻秦腔剧目，一边32个，一共128个，这128个剧目不是很准确的记录下来。剧目按分类按数字，地域、争战、计策，还有一些个地名，按这个分类分出来的，你比如说，《一捧雪》、《二度梅》、《三上轿》、《四进士》，当然也可能有《五典坡》。”周翔（甘肃省靖远县秦剧团演员）：“我们当时学习，就学习这个钟上的戏名字。”
这些贯穿古今的剧目，是研究秦腔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物资料，就是在全国也属十分罕见。可是，这口钟在大炼钢铁时竟被毁掉了。
在那个时期的黄河两岸，无论是陕西，还是甘肃，还是更遥远的新疆西藏等地，戏曲活动十分普及兴盛，而作为其中最引人的王宝钏故事，自然也口耳相传，遍及各地。
我们已不知道编写这个弹词故事的作者到底是谁了，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爱情故事的最早记录。但在清人丁日昌所查禁的这个书目中，这个故事和戏曲剧情有着极大的不同。
弹词本的故事大致讲述宋朝仁宗时期，太师王忠有三个女儿，长次二女已经分别婚配文武状元，只有三女得到皇帝所赐的龙凤灯彩球，于是抛彩招亲。彩球正好打中乞丐薛穷。王太师见是乞丐，就想用银两赎回彩球。但是，三女儿并不嫌薛穷贫苦面貌丑陋，与父亲断绝关系，执意同薛穷同回到破窑中成婚。王太师命家人王虎刺杀薛穷，但是没有得逞。
原来薛穷是本朝皇后吕后生下的太子，由于在后宫无情的斗争中，被李妃陷害，孩子刚一出生，李妃就暗中以狸猫代替，宫中另外一个妃子用金钗在孩子臂上刺上“太平郎”三字，设法护送出宫。太子被一薛姓夫妇收下抚养长大。薛姓夫妇去世后，太子被叔父撵出家门，沦为乞丐。
许多年后，事情查明，皇上出榜找寻太子。于是，王家三女和薛穷回到宫廷，滴血相验，薛穷果为太子，后来太子登基，王女为后，故事圆满结束。
王志直：“宋仁宗，地点变了，开封，说的是这，而且说薛平贵这个人，类似于《狸猫换太子》那么个意思。”杨志烈：“弹词本是秦腔两个戏的结合体，前半部分王宝钏，后半部分是《狸猫换太子》，弹词本叫薛穷，封皮上叫薛平贵，后者就是《狸猫换太子》的内容。” 很明显，弹词本的故事除了时间和地点及部分剧情，与秦腔戏曲本《五典坡》不太相同外，其余已和后世的秦腔本大致相同。
王志直：“把弹词本改成《烈女传》，宋改成唐，地点改成长安，薛平贵不是太子了，就是一个乞丐。” 秦腔艺人既将故事地点改为陕西地名，故事发生的时代也应随之更变。弹词本薛平贵故事，发生在宋仁时的都城汴梁相府及城外破窑，秦腔艺人把它移植为秦腔剧本时，将时代由宋改唐，地点亦从汴梁移到了长安。为了使这种改编真实可信，秦腔本还依据唐代长安一些真实地名，增添上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情感爱恨交织的故事或者历史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三百余年。
杨志烈：“作为这个戏本身来讲，可以说经过了明、清、民国、建国以后四代艺人的反复修改和提高，最早的就是根据咱们陕西省原来的剧目工作室，建国初的调查资料，明代的秦王府就是咱们陕西的秦王府旧有秦腔班子，进京给皇帝演出，其中给崇祯母亲作过祝寿演出，带的就是王宝钏戏，当时叫《五典坡》。崇祯母亲很高兴，到了清初，川陕总督也不断带戏班子进京演出。”
秦腔本用弹词故事的前半部分，改造成最早的《五典坡》戏曲，当时的剧名叫《烈女传》。这个被称为“前本”的故事在明末，却是以悲剧的形式演出。也许，只有在那个大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悲剧才好体现那个时代独特的气质。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一个争取来的爱情之下，人们最终的抗争并不能得到美满的结局，因此，当悲剧主人公毁灭的时候，这出戏曲的效果更将引起人们的极大的悲愤与崇敬。
杨志烈：“为什么川陕总督，有一个反映呢？反映的原因就在于，原来这个戏是悲剧结局。薛平贵18年没有回来，王宝钏托鸿雁捎书，然后跳井而死。”
戏中的王三姐，托一只孤独的鸿雁捎走血书，然后眼望苍天，她的心中一定会发问，为什么自己爱的人不再回来，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与幸福为什么会这样的无助的坚守，在那个不知遥远的地方，他所钟爱的人是否还等待着她？只听见大雁一阵悲鸣，王宝钏在寒窑门前，含笑死去。
清朝康熙年间，四方安定，国家和社会生活也逐渐回升，在版图辽阔的大地上，从北方到南方，从宫廷到民间，曾经一度沉寂多年的戏曲活动重新又开始活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北京皇宫里征选各地戏曲进京献技的消息，传到了西安。为官一任的川陕总督，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他们就带着这出深受民间喜爱的秦腔大戏《烈女传》出发了，他们很有信心，这出在陕西民间红极一时的戏，一定会博得宫廷上下的喜爱。
[北京 湖广会馆
事实也果然如此，一时间宫里宫外，都为这个苦情戏而深深吸引，人们被剧中主人公的真情守侯而感动，但也为王宝钏的悲剧命运唏嘘不已。
悲剧的结局，令皇宫很不满足，于是，一则改变这个戏曲故事最终走向的意见出台了，宫里要求川陕总督府组织人员把《烈女传》进行一次大的改编。
杨志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个悲剧结局，连崇祯的母亲都不高兴，觉得悲剧结局，王宝钏很可怜，官员就修改。”
这是一次极有意思的变化。明朝末年的社会，他们十分欣赏和推崇这样的的“贞烈”的结局，而到了时代更替、社会安宁之后，这样的结局必须要改变了。
那是两个时代审美趣味的极大变化，那也是一次重大的修改，要把一出悲剧改成符合当时的审美趣味，我们可以在这个变化中，看到时代的背面，已经从明末的乱世激荡，推进为康乾盛世，就这样，一个悲剧就以主人公的复活而转化为新的喜剧。
杨志烈：“修改就结合当时清代这么个形势，改成了薛平贵在西凉投降，招驸马，然后带外族兵打到长安，称王称帝，所以，清代文人改编，就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后面这情节就是清代改的。”
这给久居中原腹地的汉族文人，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那时候的社会，人们还沉湎于正统的意识之中，“反清复明”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文人要在这一历史情势下，在自己的内心找到一个契合最高统治意志的结合点，毫无疑问，这个新的故事都必须使使双方满意。
或许，那是一次集体的创作，也并不是一时一地完成，而是经多人之手反复修改，这其间毫无疑问的是，由于秦腔艺人与底层文人共同的参与，这个戏深深的烙上了最明显不过的民间印记，与那一时期众多的文人创作戏曲完全不同。
它在那个年代，给那时处于中原腹地的人们，在失去汉家江山之后以强烈的心灵慰藉！虽然它描写了薛平贵引来西凉入侵，夺取中原王朝，但到底是薛平贵王宝钏夫贵妻荣，在一种喜剧的格局里完成了一次情感的转化。不仅如此，这些秦腔艺人，还把朴素而淳厚的乡土情结与地域特色融入《五典坡》之中，“因地入俗”，以浓厚的陕西本土风情，吸引无数的观众。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故事，这就是后来秦腔戏《五典坡》的后本：
征讨外族西凉国的汉人薛平贵，被俘以后就生活在西凉，进而被招为驸马，适逢西凉国国王去世，没有子嗣，因此薛平贵以驸马的身份，成为西凉王。一十八年之后，他得到了王宝钏托书的那只鸿雁，他知道在故国长安，妻子王宝钏还在等待，于是想方设法，灌醉玳瓒公主，逃出三关，回到寒窑。后面是玳瓒公主领引的西凉追兵。
这是一个几乎发生在两三天之内的新编故事，当薛平贵在五典坡，看见挖野菜的妻子后，假意不认识，借机调戏。这对离别十八年的夫妻，在五典坡前一番你争我斗，最后终于相认。
王宝钏见丈夫回来，两人便商议第二天回相府算粮，父亲王允以为女儿十多年里第一次回家，是回心转意，于是劝其改嫁。不料王宝钏与二姐夫魏虎执意清算所欠薛平贵的粮饷，众人都以为薛平贵十八年未回，一定是死了，不料薛平贵出现，故事急剧变化，这时的宫里也发生变化，皇帝驾崩，身后的玳瓒公主和西凉兵打来，薛平贵被推举为新的国王，于是，宝钏封后，玳瓒为妃，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这样结束。
夫妻团圆，登基坐殿，这是一个最喜剧化的大结局。这个续编的故事共有五出，即《赶关》、《赶坡》、《算粮》、《收将》和《大登殿》，这就是“后本”，而王宝钏彩楼招亲、薛平贵别窑从军的故事就被称为“前本”，在明末，这个戏由由弹词本改编为秦腔的时候也仅有前本，共八折，即《花园降香》、《彩楼配》、《三击掌》、《降妖马》、《投军别窑》、《征西》《母女会》和《鸿雁捎书》。
从此这个戏曲被定名为《五典坡》，一悲一喜，在各地的城乡演出。一本完整的《五典坡》戏曲就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
王志直：“过去看戏，连台本戏通宵看，往往好多戏连台演，觉得王宝钏就这样子完了，不解谗。后来把后面续上，比方说《算粮》《大登殿》，想这个，人就感到美好的结局，感到很满意，因为中国人喜欢大结局，喜欢这个喜剧结局，喜欢这个形式，因而看的好像很解谗，据我考虑，主要就是这样子。”
王志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研究员）：“后来就加进来，糅合在一起，过去是前后本连演两个晚上。”
无独有偶，在中国民间这一演出形式，和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大酒神庆典”极为相似。在古希腊，每一位的悲剧作者，用一天时间演出自己三部悲剧作品之后，还要演出一部“羊人剧”才能散场，观众才能回家。而古希腊的“羊人剧”，就是一出喜剧和闹剧的演出，为什么在悲剧之后，还要上演一出喜剧？观众才能心满意足的回家呢？或许在悲喜之间，有一种原始而神秘的对应，在我们每一个内心最隐秘的深处。
清代改编的后本故事中，这一折戏，这样的情节，为什么令我们似曾相识呢？
原来在中国戏曲史上，有一出著名的元代杂剧《秋胡戏妻》，剧作描写罗大户人家的女儿罗梅英新婚三日，丈夫从军，一去十载，她在家采桑养蚕，为人担水度日。十年后，丈夫秋胡衣锦还乡，在桑园遇见妻子而不认识，上前调戏，遭到痛骂。
秋胡故事的本原同样可以追述到汉代刘向所编的《古烈女传》以及唐人话本《秋胡变文》之中，它们都是描写烈女。
梅兰芳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提到的《桑园会》就是演绎这个故事。而他提到的另一出戏《汾河湾》，也有相似的情节，那可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唐朝名将薛仁贵从军征西，妻子柳迎春在寒窑等待十八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五典坡》到底和这些戏曲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受了它们的影响。
陈彦（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一级编剧）：“最后见到了她所等待的人，我想这应该是美满的，但是大家觉得不满足，穷了这么长时间，穷了十八年，天天剜荠菜，把这五典坡上的荠菜都剜完了，你回来以后还是两口子挖荠菜过日子，那总是不满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戏结尾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总是想一个很好的很美满的大团圆的结局，这也是民族欣赏习惯，要改变也不是很容易的。”
秦腔戏曲《五典坡》把弹词、话本、民间传说集中起来，编成王宝钏故事，同时，为了增添这种改编的真实性，他们还融汇了唐代长安的一些真实存在的地名，这些地方直到今天还有遗址，史书和地方史志也都有记载。
杨志烈：“弹词本写的东京汴梁，南郊吧，寒窑，地点在那儿，秦腔戏改编，就是随地入俗，因此秦腔戏的改编，就是要有亲和力，让人看了亲切。所以他就把地点从东京汴梁改到长安，因此宝钏庙没有修建到东京汴梁，而是修到西安的寒窑，就是这个原因。”薛平贵故事，发生在宋仁时的宋都汴梁相府与城外之破窑，但秦腔艺人照此故事移编为陕西秦腔《五典坡》时，不仅将故事发生的时代，由宋改唐，而且将地点亦从汴梁移到了长安。”
唐代长安东南城外，鸿固原上就有乞丐所居的教化坊，沿街乞讨度日的乞丐，只能在鸿沟两岸的土崖上挖窑开洞居住，窑内清贫如洗，久无炊烟，因此得名寒窑。《五典坡》戏所写薛平贵，就是城南乞儿，住在鸿沟的寒窑之内。戏中描写彩楼招配之后，王宝钏与父亲三击掌，断绝情分，毅然追随城南寒窑，与薛平贵成婚。
随之而来的是秦腔《五典坡》故事发生时代的改变，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十多个王朝的建都之地，因而《五典坡》一剧就必须由宋代移为唐代。
杨志烈：“时间上有改变，过去写的唐代，包括其他各个剧种写的是唐代，但秦腔本写成后唐，五代十国时的后唐。”
但是民间艺人在改编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历史的后唐建都洛阳，并没有在长安，也许是与那位尽人皆知的唐代名将薛仁贵区别开来，秦腔《五典坡》后本，将故事发生时代改变成后来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在戏剧中，还出现了后唐庄宗李存勖，毕竟是出自于民间，是一本戏曲，谁会追究后唐的都城究竟是洛阳还是长安呢？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的时代。一个崭新的问题被当时的人们激烈的提了出来。这是1917年3月30日西安当地的一份报纸《公意报》，在它上面刊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指出《五家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王宝钏为什么爱上贫儿薛平贵？秦腔本的演出那个时候还没有褪去弹唱本中，王女看到薛穷虽然贫穷，但言出必验，日后必为真龙天子。因此，这出戏在主人公爱情动机上宣扬尊崇封建皇帝、宿命的思想。流传百年的《五典坡》大团圆的结局，虽然还烙有宋元时期弹词话本“前世今生”的印痕，但故事一代代传递到今天，这个结尾是否就令人们满意呢？
陈彦（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编剧）：“应该说，这个结尾是牵强的，今天的改编者，能够给它找到什么样更好的结局，我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局，但是今天哪一个编剧把这轻易改掉，观众是不是接受，我觉得你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传统经典，我觉得任何经典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总是传承着一些缺损，这些缺损，并不伤及它的经典性，留着时代逐渐去完善它。”
这出戏芜精俱存，它既反对门第偏见、宣传婚烟自由，同时又保留着封建正统观念以及一些神秘主义思想。后来的改变就集中在这个方面进行变化。
陈彦：“当然，面对今天这一代人，你说起一个女的，在寒窑里苦苦对待一个男的十八年，这个故事听上去有些残忍，我们歌颂这些东西，初一听起来是残忍，但是我觉得目前王宝钏塑造的这个故事来看，我觉得她也有她的价值。王宝钏首先是在争取她的爱情自由的过程中，从一个特别封建的家庭走出来，她走到民间，其实她在那儿守着一种孤独，守着这个孤独其实也就是争取她人生最大的自由。”“我觉得王宝钏真是为了她心中的恋人，心中所争取到的那一份自由，等待了十八年，用现在的价值观，只要是不是逼迫的，它同样是崇高的，因此这个戏还是它时代的价值的。”“我想演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说久演不衰，推出了了这么多演员，并且在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我想它存在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仅仅说它那些方面的封建意识，对作品否定的话，我觉得对这个作品是不公的。”
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五典坡》戏剧的修改才得以最终实行，当年西北局文化部在中央戏曲改革方针的精神之下，专门成立“西北戏曲修审委员会”，对《五典坡》一剧进行专门的审议和提出意见，后来由著名编剧袁允中执笔修改。这个新修的本子将旧有的戏曲中，表现封建正统观念和宿命思想的部分，大都革除，使王宝钏勇敢地冲破封建门第藩篱，忠贞于爱情的美德得到更高的集中和表现。《五典坡》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陈彦：“这么多年，随着这么多演员，包括一些编剧，特别是观众，民族戏曲的发展，观众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的作品，也是不断听取观众意见修改，因此王宝钏修改到今天，观众起的作用很大，应该说受众去接受，使这个剧本在流变中，没有变的，始终是王宝钏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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