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秦腔》是于2004年正式定稿完成的。那个时候我正在部队拿着国家的饷银混沌地混日子，坦白地讲，由于对中国文学现状的失望，我当时对中国当下文学几乎不顾，正疯狂地埋读部分西方中世纪文学著作。在这里我绝没嘲谑当下中国文学的意思，只是从客观理性上承认了这一无奈的事实。
贾平凹应是中国众多描写乡土的作家中最有力度的作家，如之前的《浮躁》《土门》等都是一些影响较大的描写农村的作品。从意识形态与创作手法上看，《秦腔》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不乏处处显露着作家的农民情怀（抑或说作家身上隐藏着浓厚的农民情结），他以悲悯的姿态描写了现代农村的发展，农民的苦难与生活矛盾，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作家以凝重的笔触，解读中国农村20年历史，是一部纯粹的零碎型反史诗性的乡土史诗。在历史积淀与现实冲突发展的悖逆冲突中，掘出农民的彷徨、迷茫、矛盾、精神阵痛、心理裂变等诸多变因，呈现了新时期农村发展中残酷、尖锐的现实问题，记录了农民真实的生活与心灵精神足迹。《秦腔》它阐述了一个西部农村20年的现代发展史，赤裸展现了西部农村的现状与农民的精神状态，使我们重新陷入对“新时期农村”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深度思考与焦虑，作品的厚重感毋庸置疑。
《秦腔》中对农村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特别是作家把乡土的污垢以本性形式呈现出来，从这些“原生态”角度展现一种现代焦虑，作家无论是在艺术表达还是在现实诉求上，都体现一种纯净的良知。作家的艺术品质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为一种地域文明作出了一定贡献，这部作品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写乡土的“绝唱”或“挽歌”。
然而，尽管贾平凹利用自己深厚的创作功底强硬地架起了《秦腔》的宏大框架，但作品中仍出现许多作家自己也无力挽救的贫乏与苍白，使读者读来没有强烈的沉痛感。一、在文学创作的形态意识上，缺乏价值肯定，采取回避，对平民矛盾解构与梳理缺乏应有的力量。二、文本意识的美学规范过浓，机械地记录与呈现在场生活，对大众思维与意愿的顺从与迎合，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反思。三、未逃出中国文化常态观念，缺乏人性的思想光芒，心灵拷问与审判以及焦虑控诉，在政治面前有点软弱无能。四、人物整体压抑，人物性格多重却又以单向呈现，作品缺乏张力。
在阅读《秦腔》时，我总会无意识地把它与薄伽丘的《十日谈》作比较，前者的缺陷就更加明显，《十日谈》里作家所表现的独立精神在《秦腔》中无法实现，《秦腔》对现实世界的价值评判失去信心，对情感价值也采取回避态度。《十日谈》是通过100个故事巧接而成，做得非常绝妙，其中肯定了作家自己的态度与目的；《秦腔》也是采取平铺手法，把一些琐碎的生活、繁杂的乡村鸡零狗碎的琐事拼凑在一起，似乎只是作家对时间的记录或观察现场的笔录，表现一种生活在场，再没进行深层挖掘。《秦腔》完全是通过素材式堆砌完成故事叙述的，拖沓，价值虚无，尽管在描写时非常入细，却没对地域文明进行灵与肉的反思。在故事中，既不对悲惨人物同情，也不对可憎人物厌弃，过于冷静注视整个世界，没有使命与责任，一切顺其自然的这种写作取向把作品整个呈现带向局促的窄仄空间进行一种偏见的价值审视。这点，贾平凹在后记中我们就能看出他无法确立自己的立场，他对《秦腔》的创作茫然性，说明他用艺术形式对生活评判是缺乏勇气的。癫狂引生把我们带进一个颠乱破碎的世界，这是一种没有主义的在场生活，无论怎么读来都有一种空洞感。贾平凹在主线意识上，对引生的情感十分淡漠，对悲剧人物夏天义也很模糊与茫然，表现了作家的某种消极精神与无奈逃避，同时这也是整个社会呈现的精神缺失。
《秦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当下农村与农民生活的现象描述，表面图解，往往在写实描写中突然剔掉人性追问与焦虑思索，使得作品少了生命的隐忍。作品虽浅礁地碰触了当下政治现状，比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冲突所引发的农民反抗，读来却无法激起人心灵的深层的情感，通过引生零碎的视界的种种拼接，我们似乎只看到一个断裂的生活截面，小说变得有些混乱与贫乏，让人有些厌烦。作家的单纯入笔，忽视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地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抗与变化的衔接，对现代农民的多重身份和思想变化，在夏风身上体现得不成功，这类似的情况让作品中出现许多毫无意义的描写。
在小说中，贾平凹对显象生活的介入是比较多的，作家对有深厚底蕴的三秦文化有种近乎疯狂的无以复加的地域迷恋，导致原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作家自身身上就充满矛盾，最终无法跳出局来完成一个民族的自我审视。于是把某种暴力宣扬掺入到原始文化生态描写中，把某种落后与野蛮不自觉地解读为原汁原味的地域文化的厚重色彩，让作品似有些伪乡土的地域写作造成阅读时的语言障碍，少了小说的语言美感，完全类似一个文本记录。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乡土作品，他的语言没有刻意去搬弄江苏方言，但处处有着江苏的那种地域气息，大众都能读懂。我觉得贾平凹先生应多借鉴。把《秦腔》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作品的作者一直受到置疑，但不影响这是一部好作品）相比较，《秦腔》明显粗糙了许多，同样是史诗性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在作品中也引用了大量的民歌民谣，描绘乡风民俗，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变化发展与风土人情，却把人物烘托得非常生动到位，没有给作品划刻上地域的影子。伟大作品，总是在体现一个民族精神的维度，总是在深刻的主题里提升作品的价值广度与深度，而狭隘的民族写作是很难产生伟大作品的。
鲁迅开创中国乡土小说已有七十余年，赵树理式、丁玲式等乡土小说已不适合当下，应该选择适当的退场。在今天，农民模糊化，边缘化，经济发展使他们的入世生活有了多重身份，他们除了需要生活与政策的关怀，他们更需要人性、精神、文化的关怀，探索与思考的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状态、精神追索与需求尤为重要。近年异军突起的打工文学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尝试，许多作家却无法把握，对此现象显得茫然，普遍失语，仍坚持乡土偏执的苦难或寻根写作，生硬而没有张力。
创作缺失其实是中国作家当下的普遍痼疾。文学在娱乐化与快餐化的文化语境的裹挟下，逐渐演变成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物欲时代的浮躁，导致整个社会没有了文化底蕴，文化传承出现了断裂，大众素质渐显肤浅，精神与信仰缺失，使得文化生态失衡，每个人的内心缺乏焦虑感与文化的丰厚沉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因自身思想意识薄弱且无信仰支撑和社会因素影响，无法对价值定向与肯定，使得他们采取回避或只对单个物象的呈现，寻根与文本式让作品空乏化，没有了生命力，只能病态地建构一个个价值乌托邦，精神索求完全成为空洞的没有灵魂的附依。在整个创作的诉求上，无法完成民族精神改造和自我救赎，对人文精神的失落熟视无睹，对丑陋事物甚至采取认可与宽容的态度，混淆道德范本，沦失行为精神支柱。
任何文学都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作家自身的信仰与品质是一部作品的立根之本，那种臣服于政治写作的作家永远只是在做社会变迁的记录，无法独立完成人格的精神洗礼，一旦政治价值与社会功能发生变化，其作品就发生价值倾覆，毫无艺术的审美价值。
任何文学作品最终是需要回归到人性的正义与修复上，以思想的厚度拓展精神价值。正如尼采所说：世间根本没有道德现象，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文学正是如此，价值选择决定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可惜在中国，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类似萨特式的自由写作，或是像伏尔泰、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勇敢坚持自己、自我审判与拷问的作家！
真正的优秀作品它不为任何人都能读懂，也不为畅销书刊，它的高贵在于它需要我们用心灵靠近并解读它冲击人的灵与肉，而中国作家们的金钱写作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混乱的无信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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