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评弹艺术家们立传，是一种历史责任

为评弹艺术家们立传，是一种历史责任

唐燕能

《评弹名家系列》是本人策划并主编的《菊坛名家丛书》中的一套系列书。两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京昆名家系列》第1辑和第2辑，受到梨园界与京昆剧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今年又推出《评弹名家系列》第一辑蒋月泉、周云瑞、徐丽仙、朱慧珍四个艺术家的传记，计划明后两三年中还将策划、组织有关作者撰写刘天韵、姚荫梅、张鸿声、张鉴定等评弹大家的传记，并陆续分辑出版。与此同时《海派京剧名家系列》也正在着手筹划之中。

为什么自2009年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文化编辑中心，开始将《菊坛名家丛书》列入该中心的出书范围呢？

众所周知，作为高度综合的汉民族艺术的中国戏曲和曲艺，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审美、伦理的价值评判与实践活动的宝贵经验。而戏曲、曲艺的艺术及社会功能是通过艺术家们“唱、念、做、打”和“说、噱、弹、唱”的综合表演去实现的，这种富有形式美的戏曲、曲艺形式，凝聚着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毕生的心血与精力，又成为新一代演员进行再创造的起点。因此，总结那些卓有成绩的艺术家们的艺术经验，展示他们台前幕后的戏剧人生，写好这些戏曲名家的人生故事，无疑对于传承与光大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为这些戏曲、曲艺名家立传，是出于一种历史责任。

“评弹名家系列”第一辑的作者，力图揭开历史的尘封，摈却世俗的偏见，挣脱人为的樊篱，用当今社会学和接受美学的审美视觉，寻觅和诠释评弹大师演艺生涯与艺术经验的轨迹，还原他们真实、鲜活的神韵风貌。

各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填补了评弹史上为一流名家立传的空白。如蒋月泉、周云瑞、徐丽仙、朱慧珍这样一些评弹大家，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如日中天，名声响遏四海，他们在数百年的评弹史上都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至今日对评弹艺术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可惜，这样一些评弹大家及至身后，由于种种原因，近半个世纪竟没有出过一本文学传记。六十年代，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评弹艺术家评传》，但每位艺术家评传的文字只有两万字，只能述其艺术与生平大略。本套系列书，每本传记20至30万字左右，并附有供后人研究的传主“年谱”，以及近两百幅传主的演出照与生活照。作者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高度，科学地慎重地重新梳理了艺术家们的艺术人生与书坛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在忠实地讲述他们人生故事的同时，生动地刻画了了艺术家们的不同遭际与个性特征，还原了他们鲜活的本真面貌。

二是对艺术家所处时代与艺术关系的反思。传记作者，多数都从事历史研究，他们用深邃的历史眼光，把传主的人生故事，艺术得失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考察，从而历史地、公正地去剖析、反映戏曲艺术家的艺术个性、人生故事、性格特征、情感世界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客观地评价他的艺术贡献与历史局限。

书中对过去评弹团的某些做法以及执行政策方面“左”的倾向也作了实事求是地分析与中肯的批评，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如，在整理传统书目过程中，因为用片面的阶级分析观点指导工作造成的失误，以及艺术家们在“左倾”思潮的压力下，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反映了他们忠于艺术规律在曲折中前行的高尚艺德。作者在肯定整旧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善意地分析了它的不足。例如，在《玉蜻蜓》中对金张氏的彻底否定；《白蛇传》的改编，去掉了白娘子下凡是为了“报前世救命之恩”的大前提，反而让法海的干扰显得合理。而对当时新编书目《夺印》则完全采取了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大写十三年的”产物。剧作家在政治任务的驱使下，把生活中了解的个例，进行了文艺化的放大，并无典型的现实意义。《夺印》的创作、改编与演出，只是空耗了剧作家和一流评弹表演艺术家的才华与精力。传记作者认为，任何作品能否流传下去，不是主观意识所能操纵，决定权在人民手里，只有人民才是文艺作品能否百世流芳的真正的过滤器，并非官方意志。

整旧、编创书目中的不足与问题，显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理论指导、文艺政策的失误、不稳定有关，艺术家在那样的条件下只能那样“舞蹈”，他们在“迎合、适应”的过程中是被动而无可奈何的。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评弹艺术家们去承担。

三是按文学传记的要求写的，它不同于人物评传，也不是传主的艺术档案或专述他个人阅历的文史资料。艺术家们的性格特征都是社会环境和时代变迁造成的。作者们没有把他们写成让人顶礼膜拜的圣人、神人，而是尽量客观、公正地去研究、评判其人其事，从而准确地去呈现他们的真实面貌，并解读他的人生密码与艺术真谛。

为了写活这些性格复杂的艺术大家，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作者们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勇敢地去揭示艺术家赖以生存的那个时代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尽可能反映并还原那个历史时期社会与生活的真实。

这套系列书基本上勾画出四位评弹名家的性格特点与人格魅力，他们的喜怒哀乐，人生遭际，书中都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作者在书写过程中注意通过具体的个人的历史事件，日常活动的场景、生活细节，以及传主与相关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去表现传主的性格特征与精神风貌。以传主个人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展开带有文学色彩的叙述与描摹。作者对必然发生的情形作一定的合符逻辑的“合理”想象与细节描述，是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展开的。

四是对于曲艺知识、传主艺术特点的深切了解与把握。对于传主的艺术个性，作者们不乏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有些分析不仅合理且有相当价值：例如，关于前“蒋调”与后“蒋调”转变的主客观原因、过程及其区分时段的分析；“周云瑞调”的成因及艺术特点，及周云瑞本人对于评弹唱腔革新的贡献；“丽调”的成因及其艺术上的成就与得失；朱慧珍对于“俞调”的继承以及女“蒋调”的发展。一部分观点还是在综合了业内外的意见形成，并可资借鉴。

五是书中部分章节涉及了传主的婚姻、婚外恋等私生活，虽然所占篇幅不多，却是一个突破。可能有人不主张写，认为写艺术家传记，谈艺术够了，何必去揭名人的隐私？爱面子的中国人，尤其是名人的家属、族人、后代，总是习惯于光宗耀祖的思维模式，指望为名人立传，就要多讲好话，不能有半句逆言：只展示阳面，不触及阴面；只谈艺术，不写生活；只表现台前，不反映幕后；只褒扬伟大，不去描写平凡。似乎艺术家与他的艺术是凭空产生的。然而，面对这种因袭势力，传记作者在书中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在交待了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前提下所作的叙述，让读者明了，作为公众人物的艺术家们的恋情、婚姻状态，不单反映他或她个人的情感世界、审美与道德观念，还能折射许多令人瞩目的也是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只要作者不是用猎奇的眼光，而是用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准确的现实主义、非自然主义的写作方法，在材料的运用上懂得孰取孰舍，禁区是可以打破的。例如，严酷的生存环境乃是摧生评弹大家的外部社会原因；成名之后的酒色诱惑，又折射出那个时代发生的社会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对传主的影响与关联。

本系列书在为评弹名家立传时，有两点十分突出：即不仅总结了四位评弹名家的艺术经验，还反映了他们鲜为人知的人生遭际及私人生活；对于逝去的历史不仅作了深刻的反思，还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批判。

愿我们的作家奔着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在一个时代开放、言论自由的宽松环境中，用文学传记的样式，写活更多评弹大家的神韵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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