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88岁高龄的评弹理论家吴宗锡荣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吴宗锡以其数十年的研究，提出了独到而系统的“评弹观”，这是他对评弹艺术的理论认识，即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总结和提升后形成的关于评弹艺术的理论表述。它涉及评弹艺术的本质、渊源、规律等基本观点，以及对于评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鉴赏的基本理论。
吴宗锡曾经在一份关于评弹观的《提纲》说：“评弹是以说唱为基本手段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其完整的表述有：说唱、综合性、表演艺术，它们合起来构成了吴宗锡关于评弹艺术本质论的整体认识。
说唱、综合性、表演艺术
评弹是什么？这是“评弹观”的首要问题，不同的评弹观最鲜明地表现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无疑，这也是吴宗锡“评弹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11年《走进评弹》研讨会上，吴宗锡说：“我认为评弹是一门以说表为主的综合性的表演艺术”。事隔一年，在2012年一份关于评弹观的《提纲》中则表述为：“评弹是以说唱为基本手段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上述表述有：说唱、综合性、表演艺术。它们合起来构成了吴宗锡关于评弹艺术本质论的完整认识。
说唱是评弹的“主要手段”，也是评弹的最基本的特征。吴宗锡说：“评弹原只有两种样式，评话和弹词。弹词有说有唱有脚色，评话只有说和脚色表演。”从中可以看出，以“说唱”为主要手段，源自于评弹是评话与弹词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取两者共有之“说”，加上弹词之“唱”。“说唱”诉诸声音和声调，是听觉的艺术，这无疑强调了评弹艺术是以听为主的艺术。吴宗锡经常引用评弹前辈沈苍洲的“戏所以宜观也，书所以宜听也”的话，用“听”字来概括评弹艺术的本质特性，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正好解释，评话和弹词都有“起脚色”，但是为什么却把它排除在“主要手段”之外。原因就是，“起脚色”虽然在评弹演出中也是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运用得当有时甚至会收到比“说唱”更强烈的演出效果，但在吴宗锡看来，它在总体的评弹艺术中，都不能喧宾夺主，只能是“说唱”手段的辅助手段，否则就改变了评弹艺术的性质。
“评弹艺术以说为主”而“唱”居于次位，从本源上说，唱是带调的说，因此本质上，“唱”是“说表”的衍续和补充。“评弹艺术以说为主，其叙述情节、刻画人物所用之说白和表叙，概称说表。”而“唱”不仅附丽于说，而且从广义上讲，“唱”也是“说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常常在说到关键之处，继之以唱，从而加重了说的分量，也加强了其表现力和感染力，因此说，“说”、“唱”都是评弹刻划艺术形象的基本手段。
综合性是评弹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
综合性是评弹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吴宗锡说：“前辈艺人曾把评弹的艺术手段归纳为‘说、噱、弹、唱’四个字，这四个字就反映了评弹艺术的综合性。后来又有人加上一个‘演’，并说，评弹艺术具有戏剧性、文学性和音乐性。这又进一步说明，评弹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吴宗锡所说综合性主要是指艺术手段的综合性，以及这些艺术手段的艺术属性的综合性。这一方面意味着，评弹在艺术观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凡是有益于评弹艺术的一切艺术因素都可以吸收过来，如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舞蹈、美术、雕塑以及口技等等。
评弹艺术坚持以说书人为创作主体，以“宜听”为主要特性。“综合并不是凑合，更不是搅和。综合是以一种艺术为主，吸收、融化其他艺术的因素，成为加强其表现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必须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这里“我”就是评弹艺术的基本特性。
吴宗锡所认为的评弹艺术的综合性，说到底是评弹艺术的一种创造性，各种艺术因素和艺术形式，在“我”的创作中，被重新按照评弹叙事的需要融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评弹艺术性的高低、艺术感染力的强弱，评弹艺人的功力的深浅，都与这种综合性运用的程度紧密相关。综合性作为评弹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在评弹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最早的评弹是平说的，只有平铺直叙。后来综合了戏剧因素，就发展了代言和‘起脚色’。后来又有了双档，增加了伴奏，发展了音乐性。”因此吴宗锡认为，“评弹艺术的发展过程也即是其发挥和加强其综合性的过程。”由此可见，综合性并不是评弹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它直接造就了评弹艺术所独有的个性，评弹“一二个人说唱”，“一块醒木”，既是简之又简的舞台，却又是联系着一切艺术、一切形式的丰富眩目、令人陶醉和流连忘返的艺术天地，这其中正是其综合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评弹表演“既追求好听，也追求好看”
在吴宗锡评弹观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评弹属于表演艺术。说唱和说表都只是表演艺术的前缀定语，是手段与工具。整部评弹艺术的发展史，也就是从“简单的表演性”到综合的（复杂的）表演性的发展过程。“听”和“综合性”最后也都落实到“表演艺术”之上。
吴宗锡的“表演”的概念，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演员一上台便进入了创作、表演的状态。第二，“起脚色”是表演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评弹的戏剧性。吴宗锡在《评弹与戏剧》一文中说：“评弹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和小说、戏剧（戏曲），从艺术分类上讲，不属于同一门类。然后，作为一种运用语言为主要手段的叙事艺术，它们之间又有着一定的联系和共同点。”并由于评弹具有说唱艺术的表演性使吴宗锡把评弹看作“更接近于戏剧”。戏剧的表演性和评弹的表演性基本上是相通的。所以吴宗锡说：“有人说评弹好听，其实倒不如说，有戏剧性的情节，有戏剧性的矛盾。”“评弹也可以说是用说唱表演的富于戏剧矛盾和戏剧情节的社会生活。”
“说唱”、“综合性”、“表演艺术”这三大关键词，较清晰地呈现了吴宗锡评弹艺术本质论的思想。评弹艺术就是一种表演艺术；因为它以“说唱”为手段，所以它主要是听觉艺术；因为它具有“综合性”的艺术视野和艺术功能，所以在诉诸听觉之外，又有视觉的效果。听、视的综合性（注意不是视、听）大大增强了评弹艺术“对听众的吸引力和与其他艺术的竞争能力。评弹表演“既追求好听，也追求好看，从而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艺术。”
评弹艺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集中地体现在评弹叙事之中
吴宗锡认为，评弹艺术属于现实主义艺术，评弹艺术创作遵循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现实主义是一种真实地再现现实，严格地按照生活逻辑进行艺术创作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
在各种评弹创作因素之中，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最集中地体现在评弹叙事之中。吴宗锡接连在《叙事谈》、《结构谈》、《关子谈》等重要文章中作了专门的探讨。
吴宗锡深刻地指出，评弹的叙事视角随时可以变换，说书人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从全知、旁知到限知、自知，以及内视角和外视角，“跳进跳出”，“评弹叙事十分灵活”，仿佛有充分的自由；评弹的叙事时空也可自由转换，不光是可以“过去重提”、“未来先说”，而且也可以把叙事时间延长或缩短，把叙事空间延伸和缩小，但是所有这些叙事自由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定，这就是从仅仅围绕叙事中心的需要出发的。依据生活逻辑组织叙事结构。所谓叙事结构，属于现代叙事学的概念，是指叙事的一种框架结构。“叙事中心”解决的是说什么的问题，而叙事结构解决的是怎样说的问题。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哪里是关子书，哪里是弄堂书，哪里是做，哪里是表，哪里种根伏线，哪里穿插衬托，这种艺术的营构，便是评弹的叙事结构。评弹叙事结构所强调的是一个“理”字，即合情合理、入情入理：“必须具有严格的现实依据，严谨的逻辑性，必须严格地符合于客观的规律”。理就是现实的生活逻辑。吴宗锡说“对理的尊重也便是对现实主义的尊重”。一部好的评弹书目，固然是以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内涵取胜，但是它们首先是建立在“书情的合理性”之上的。吴宗锡认为，这就要求说书人“对于每一个情节的发展一定要找出其根源、原委、因果关系，以充分的生活逻辑来说服和打动听众”。由此可见，“书情的合理性”最根本的就是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只能来自生活逻辑，不能由说书人编造。“关子”是评弹叙事结构的核心。
在吴宗锡看来，在评弹艺术中最能体现这一现实主义叙事原则的，当数“关子”莫属。所谓“没有关子就没有书”，它充分显示“关子”在评弹叙事中的突出位置。因此吴宗锡认为，“关子”的实质是“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由戏剧性矛盾冲突所产生的危难、困难关头”。它正是现实生活矛盾的最集中体现。“社会生活是充满着复杂、错综的矛盾的。关子正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性格、意志、思想等复杂、错综的矛盾冲突的反映。”抓住现实生活这种矛盾冲突，将之按照实际生活逻辑加以集中、提炼和概括，使之上升到艺术的真实，用吴宗锡的话说，“只有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和意志冲突的动作，当其集中和不断发展时，才造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因此，表现在“关子书”中的矛盾冲突就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更加激烈、震撼人心。吴宗锡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对“关子”的认识，比一般人仅仅把“关子”当作书情中的“悬念”，要深刻得多。“关子”正因为是现实生活的集中反映，它才能在评弹的叙事结构中被称为“肉段书”，它是用矛盾冲突和解决的实际过程，亦即鲜活的生活逻辑本身去吸引听众，而“悬念”论只是把“关子”当作一种说书的技巧。用“虚关子”亦即不符合生活逻辑的离奇情节来吸引听众，这无疑不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提倡。
评弹语言有广、狭两义
评弹语言，有广、狭两义。广义的评弹语言，当指它的“表现手段和叙事方法”，因而评弹的表叙、弹唱、“起脚色”等一切表现手段都是评弹语言；而狭义的评弹语言就是特指评弹说唱的表述工具，它“既包含其语词、语汇、语句、语法，也包括其语音、语气、语调等”。现在既然把“现实主义语言观”作专门探讨，其语言的含义也主要是狭义的。吴宗锡《语言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评弹语言的现实主义倾向作了充分的探讨。
评弹语言来源于苏州方言。苏州方言是评弹艺术的渊源，没有苏州方言就没有评弹艺术。苏州方言“蕴含着苏州人民的颖慧、聪明、机巧、诙谐及壮怀柔情，实也是其古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既听起来“十分悦耳”，又“有丰富独特的语汇，有独具的语法、语格、语言结构和语气、语调。并有不少形象化的富有想像力的俚语俗谚，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苏州方言的所有特点，都成为评弹语言，乃至整个评弹艺术的特点。所以吴宗锡认为，正是苏州方言的这些特点：它的灵活生动、秀丽雅驯、俏巧诙谐，“决定了评弹的艺术风格”。评弹艺术与苏州方言的关系，说明艺术来源于现实，这正也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一个特征。
但是评弹语言决不是简单等同于苏州方言，它是在苏州方言的基础上，加工提炼的艺术语言。评弹语言选取了苏州方言中最精彩生动的、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语言，同时又“力避鄙俗、粗俗”的一面；它会不断地追随时代的发展，“不同的题材内容，不同时代背景也都体现在语言中”，因此吴宗锡认为，评弹语言就是由历代评弹艺人精心“磨砺的艺术语言”，这种磨砺“是一种长期积累，艺人们不断地从人们生活中吸收提炼着，又不断创造丰富着”。评弹语言以“精到的叙事、状物、抒情、说理，构筑起评弹的文学性、艺术性”。
评弹艺术既然“以说唱为主要手段”，那么，无论是说还是唱，都离不开评弹语言，“评弹演员表演的主要手段是语言”。总体上，吴宗锡把评弹语言分成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大类，叙述语言又分为文学语言和口头语言，人物语言也分为程式化道白和口头语言。“评弹艺人将这些不同性质的语言通称为‘六白’，为表白、官白、私白、咕白、衬白、托白等。”通过这种分类，吴宗锡进一步确信，评弹语言犹如国画中的“墨分五色”，有丰富的层次、多样的视角和不同的时态、人称组成的语法结构、语格变化，它们无疑是评弹语言极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性的重要根源。在实际的运用中，评弹语言作为一种“表演的语言”，吴宗锡对不同类别的语言有不同的要求，表叙语言要求通达，人物描述语言要求亮达，人物道白语言要求性格化。除此之外，在评弹表演中，演员还要巧妙运用双关、谐音、叠字重句、象声词，在听觉上加强效果，加深描述的感染力的方法等等，优秀的演员常常“从声调、语气的转换里体现了身份、关系的转化”。因此吴宗锡始终认为，“语言的强大力量不但在于其思想内容，语词语法，而且也包括其所运用的足以震撼人心的丰富多彩的语气、语音、语调。”正是语言的形式因素，强化了语言内容的承载力量。总之，在吴宗锡看来，评弹语言是评弹艺术的基础，是评弹艺术“主要的表述工具”，评弹的艺术，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评弹语言的艺术。无论从评弹语言的内容还是形式，它都与现实主义紧密相联。
唱曲主要在于唱情
评弹艺术“说噱弹唱演”之中，弹唱都与音乐有关，因此音乐性在评弹艺术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吴宗锡的“评弹十五谈”中有三谈是专门谈评弹艺术的音乐唱词唱腔的，它们是《曲调谈》、《唱篇谈》、《弹唱谈》。吴宗锡首先是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来确立评弹音乐在评弹艺术中的功能和作用。
评弹音乐的目的是“为书情内容服务，为塑造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服务，为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服务”。这“三服务”成为其现实主义音乐观的基调。这一基调的主旨，便是要评弹音乐紧贴生活、紧贴内容。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才产生了评弹音乐的唱腔、唱法的千变万化：“评弹的唱腔旋法，灵活而细致，变化丰富，有高旋低旋、加花减花、散整交替、紧慢结合、长腔短调、唱念衔接以及正反转换等等”，“评弹的唱法是以字行腔，所谓腔随字转，字领腔律。是依字音来生发音乐，又用音乐表现与深化字义的。”所有这些技法和形式，它们在评弹艺术中都是为塑造人物和增强表情能力服务的。
唱曲主要在于唱情。吴宗锡认为，尤其是作为“脚色内心独白和道白的音乐化表达”的脚色唱篇，“是塑造人物，表达其内心感情及戏剧性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唱腔的韵味也主要在于运用演唱技法抒发情感。
但是，评弹音乐遵循现实主义的音乐观，这并不等于评弹音乐完全模仿、照搬现实生活。要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生活，还有一个艺术性的提炼问题。真哭真喊真嚎虽属于生活的真实，但它一旦进入评弹音乐，就失去了美感，从而也失去了艺术真实。正是从这一角度，吴宗锡认为，评弹音乐的唱腔、唱法实际上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的代表就是评弹艺术发展初期的书调、书腔。第二层次即是在书调发展基础上出现的流派唱腔，它不仅仅“是一种风格特征鲜明的唱腔旋律”，而且还是“具有独特造诣和风格特征的演唱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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