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话流派风格

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合称苏州评弹，又统称“说书”。苏州评话习称“大书”，流行于江苏南部吴语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及上海等地。

明代中后期苏州即有评话活动。万历以后，大说书家柳敬亭长期活动于苏州，和柳敬亭齐名的有苏州人评话名家吴逸。苏州评话界尊柳、吴及广陵(扬州)的张樵、陈思为始祖。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苏州的评话活动已很盛行，并已用苏州话说书。当时的《评弹琐记>记：“说书原来官白，无土话，至姚士章时改说土话，听众特别欢迎。”姚士章是张汉明的谪传弟子，为同治、光绪时苏州评弹“后四名家”之一(另三家为弹词艺人)。胡觉民则在《苏州评弹杂说》中说：“当时评弹说唱，本以中州韵为多，改由苏州方言说书，实由张汉明开其端。”

苏州评话在用苏州方言说表的同时，发展了一些技法。张汉明说的《水浒》，角色繁多，说到衙门，就有官、六房书吏、三班衙役、官太太等，他能把这些人物的不同腔调、不同的生活动作，作形象的模仿和细致的描绘，尤擅演“霹雳火秦明”，有“活秦明”之誉。此外，对“八技”的运用，也得心应手。单马蹄声一技，能表现出是快马还是慢马，是在沙地上走，还是在雪地里奔。对人物的哭声、笑声、方言乡谈，都能模拟得惟妙惟肖。姚士章继承了张汉明的书艺，又向昆曲学习，吸收昆曲的表演技巧，用于起角色、说表。他还擅把眼前的事物随手拈来，作为穿插，常常三言两语，便使听众忍俊不禁。即使对人当面讽刺，也能使对方哑然失笑。老听客传说，听姚士章的书，如案头清供的盆景，精巧有致，逗人喜爱。姚士章弟子王效松擅说鲁智深醉打山门，倒拔垂柳；他表演赤发鬼刘唐推车上梁山，能用高低疾徐，各不相同的声音，表现刘唐的用力声、盘山而上的脚步声、吆喝声和车轮辘辘声，被称为“四声并发”。姚士章之后的其他苏州评话名家有：以说《岳传》著名，有“钟家一条枪”之称的钟士亮；有改业评话，擅说《三国》的许文安；擅起各种角色，说《五义图》和《绿牡丹》的黄永年等。经过众多评话艺人的创造，至清代末年，苏州评话初步形成了以“说”、“噱”、“演”为特色的说表艺术。

民国初年(1912年)，受当时的文学和京剧的影响，苏州评话除开拓新书目，编演了《张汶祥刺马》、《山东马永贞》、《霍元甲》等书目外，继续发展评话的表演艺术。说《张汶祥刺马》的朱少卿，吸收清代服饰、礼仪，在书坛上创造了“清装表演”；说《三国》的黄兆麟、说《水浒》的何云飞和说《包公》的杨莲青，吸收京剧道白、角色行当和表演程式，创造了京派的评话表演艺术；说《金台传》的叶声翔吸收武术拳法及京剧角色表演，糅合成独特的武打书的表演风格；说《英烈》的张鸿声加快说书节奏，称为“飞机《英烈》”，自成一派。至抗日战争前后，单《三国》、《英烈》和《济公》书目，就各自形成了有特色的四家。

说《三国》的四家是黄少麟、唐再良、何绶良和郭少梅。黄少麟的《三国》从“赠马”起到“华容道”止，可说4个月左右，起张飞、赵云、周瑜、曹操等角色，言词纯洁，刻画逼真。特别是起关羽角色，因黄少麟擅刀技，又双目带豁，所以更为动容，有“活关公”之誉。唐再良的《三国》，从曹操相堂发令、诸葛亮登坛拜帅、张飞三闯辕门起，到兵进西川止。他对起角色、运用手面等并不擅长，但古文根底好，说书以说为主，并以《列国志》内容衬托《三国》，另成演出风格。何绶良专门研究书中的“发噱”因素，从书情、人物身上找“肉里噱”，因而他的《三国》趣味性很浓。郭少梅的《三国》，单以说表来表述人物和书情。他说书总是从农历正月初一开书，到农历年底结束，整整一年，是说《三国》的艺人中用时最长的一位。

说《英烈》的四家是叶声扬、蒋一飞、许继祥和朱振扬。叶声扬说书着重“味”和“趣”，能与台下听众感情交流，同时以噱为主，所以听众既有亲切感，又笑口常开。蒋一飞以真功夫见长，他说《英烈》从刘伯温访常遇春、访蒋忠开始，到《鄱阳湖》，中气充沛，声音宏亮，有“活蒋忠”之称。许继祥体弱，中气不足，嗓音沙哑，喊角色没有喉咙，开打没有体力，根据自身的条件，他说书另开路子，专说别的艺人认为是“软档书”的部分。如《武场》结束以后的《朱元璋贩乌梅》说得十分精彩。他说书书路层次分明，语言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无低级庸俗词句，每回书听众都感觉轻松悦耳。不仅在书场上能大笑几次，有时散场后一路上想想还要发笑，因而他的听众面广。朱振扬说表比较正宗，一眼一板，句句敲死，也拥有一部分听众。

说《济公》的四家是范玉山、虞文伯、沈笑梅和陈浩然。范玉山模仿苏州西园罗汉堂里的济公形象起角色：大小眼睛、高低眉毛、歪嘴、半爿面孔笑、半爿面孔哭，诙谐风趣，常常引起听众捧腹大笑。说表随机应变，撒得开，收得拢，每回书都有“肉里噱”，人称“活济公”。虞文伯仿照无锡泥人济公造型：舌头往上翻卷，一手敲鼓，一手碰钹，滑稽可爱。他丹田充沛，不但有宏亮的阔音，还有独特的尖音，一声“掌心雷”，脆而响，声震梁椽，有“滑稽济公”之誉。沈笑梅塑造的济公，是一个喜欢杯中之物的大舌头吃醉济公。他的语言俏皮，以面风、眼神、手面表演吃醉的济公另有一功，因而听众称他“吃醉济公”。陈浩然16岁即说《济公》，那时还是童声时期，他抓住这个特点，用小嗓子发音起济公角色，既天真，又幽默，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称他“小济公”。

这一时期在书坛上流传的评话书目，还有历史演义、公案与侠义、神话和怪异等类。历史演义类，从《列国》开始，《西汉》、《东汉》、《隋唐》、《飞龙传》、《杨家将》等，组成了一部通俗的历史教材。公案、侠义类，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等。神话、怪异类，如《封神榜》、《西游记》、《金台传》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侠、剑侠题材的评话书目多数被淘汰，艺人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又自动“斩尾巴"，停演了认为有封建糟粕的《施公案》、《彭公案》、《乾隆下江南》等书目，从创新(书目)、说新(书目)、革新“说法"等方面对苏州评话加以改革。

初期的书目，大都由演员根据文学作品改编，其中现代题材的新长篇有《平原烈火》、《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51号兵站》、《江南红》、《杜鹃山》等；历史题材的新长篇有《太平天国》、《林则徐》、《伍子胥》、《将相和》等。其中《江南红》是苏州评弹作家、演员潘伯英、杨玉麟、唐骏骐于1960年根据仲国鋆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州一带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回忆录为素材创作的。起初写成10回书，试演后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了解当时地下斗争情况的老人又补充史实，提出意见。潘伯英等边说边改边写，不到一年时间，从10回书扩展到30回书。其他评话艺人也纷纷上演，当时苏州评弹一、二、三团中共有十几档艺人说这部书。加上一些没有参加团的艺人改成弹词说唱，最多时达20多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书目全部停说。

苏州评话的“说法”改革，评话界曾经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评话要姓“评”，要以说为主，要讲究语言的通俗、生动、风趣，有时代色彩。一种认为，要以演为主，要充分运用各种书坛上的艺术手段：如说、噱、演、手面、角色开打、方言、八技，以及扇子、醒木、手帕、茶壶、茶杯、话筒等。要立得多，坐得少；演得多，表得少；动得多，静得少。这两种改革意见，经过实践，大体形成了两种新的“说法”特色：

一种是在评话表演中加“情”的因素，做到“情”、“劲”交融。评话演员杨玉麟创作《清代三侠>，在矛盾冲突中以韵白、官白、表演、角色的行动等着重抒发人的感情，再有意识地安排“小卖”，书说得轻松活跃、别开生面。杨玉麟总结：“大书要有情，关键刻画人，内容合情理，然后再用劲。”

一种是根据听众新的审美心理，革新“说法”，老书新说，常说常新。金声伯在说《包公》传统书目时，保持和发展“戏派”评话表演艺术，说、演并重。用生活化的语言和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社会的穿插，通俗生动地使传统书目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善于抓现场“小卖”因素，使听众不时发出轻松的笑声。

苏州评话有传统书目52部，根据古******或传统戏曲改编的新编历史题材书目13部，现代题材新长篇14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记录了《三国》、《水浒》、《岳传》3部长篇书目，整理出版了曹汉昌的《岳传》、张国良的前后《三国》12册、潘伯英的《张汶祥刺马》和部分折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