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评剧“只能演‘小戏’”的形象，将川剧、粤剧、豫剧，甚至话剧的优秀剧目拿给评剧排演，使北京评剧院的演出风格发生根本变化
对评剧传统剧目《马寡妇开店》、《刘云打母》的改造
抵制坏戏的演出
评剧，在解放前，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俗的”的剧种，特别是喜欢看京剧、昆曲的人对它就更不屑一顾。一般说来，过去评剧上演的剧目，和舞台上的表演艺术，也大多是迎合小市民的趣味的，因而登不了大雅之堂。
为了改变这种演出风格，我首先从改变剧目着手。我在给市评剧团排演了《张羽煮海》和《白洋淀的春天》后，就更加有意识地选择其他一些剧种的优秀剧目移植给评剧，使他们原先那些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演技，在舞台上无用武之地。
除《金黛莱》和《庵堂认母》外，我还给李忆兰移植并排演了川剧的《拜月记》，为小花玉兰排演了《拉郎配》和《玉簪记》，为狄红排演了粤剧《搜书院》，为张筠青和王度芳排演了豫剧的《唐知县审诰命》和新改编的《骆驼祥子》（肖甲、袁韵宜根据同名话剧改编）。
所有这些剧目，由于原著都是已有定评的成功作品，改成评剧后，又在唱腔及表演方面都着重加工一番，因而演出效果很好，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李忆兰演出的《拜月记》，成绩是比较突出的。（后来，我和杨毓珉同志又将此剧改为河北梆子，由“北京市梆子剧团”的王凤芝主演，成为该团的保留剧目。）
在这些剧目中间，演出效果最为突出的，是《唐知县审诰命》和《骆驼祥子》。王度芳在前者中扮演杨知县，在后者中扮演刘四爷；张筠青在后者中扮演虎妞，在前者中扮演诰命夫人。
《唐知县审诰命》中的杨知县，原本是一般小丑的应工戏。但是王度芳创造的杨知县，却是以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正面形象出现的。从头到尾，他的台词和表演，很多都是富有喜剧效果的。但这些效果的产生，是人物思想感情发展过程中自然流露，而不是靠故意夸张，制造噱头，用以引起观众廉价的笑声。这就是说，一切都是从人物出发的。这在一般戏曲的丑角行当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他所扮演的刘四爷，却是个极端自私，刻薄寡恩的典型人物。他不但对洋车夫们狠毒，即便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唯一的亲骨肉，也“一视同仁”，绝不例外。但在外形动作上，他并不采取大喊大叫，暴跳如雷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冷若冰霜的面孔，冷言冷语的神态，就将深藏在内心中的狠毒无情充分表现出来了——这就更使人感到其阴险异常，凶狠毒辣了。因此，我觉得，王度芳塑造的这个人物，也是相当成功的。
张筠青扮演的虎妞，是位善良可爱、热情泼辣、坚强果敢、勇往直前的女性。虽在同一环境中，但她对于受苦受难的洋车夫们，却是寄以同情的。最后，她终于不顾一切——包括父亲的爱，以及较为厚实的家产，坚决爱上了被父亲视为“下九流”的洋车夫祥子；终于割断了父女感情，毅然决然，离开了一向过惯了的舒适生活，和祥子出走，去另谋生活了。
这个人物，在老舍先生的小说原著中，就是很可爱的。后来，经过梅阡改编为话剧后，这一人物的优秀品质，更加精炼，更加集中，因而也就更加可爱了。
张筠青在舞台上的表演，勇敢泼辣，和王度芳扮演的刘四爷的阴沉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人们感到，她的表演是异常成功的。
张筠青扮演的另一角色——诰命夫人，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是一位骄傲专横，气焰熏天，蛮不讲理、仗势欺人的贵妇人。不但是对于一般平民百姓，就是政府中的一般官吏，也都不放在她的眼里——最后，她却失败在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手里，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
在舞台上，张筠青将人物的这些特点都如实地表现出来了。
总之，由于他们对于角色的深刻理解，表演艺术又极纯熟，因而在观众中，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在上述这些戏的排演过程中，作为导演，我要求每个演员（不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在经过研究剧本，分析人物后，都能对其所扮演的角色，剧情所处的规定情景、人物的性格，做到心中有数，进而在设计动作和处理唱腔时，能够与当时当地的人物的思想感情结合，而绝不可离开人物自由发挥。对于出现在舞台上的全体演员，都毫无例外，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绝不允许吊儿郎当，敷衍了事，以免破坏了整个剧情——其目的是使整个演出，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样搞的结果，就使“北京市评剧团”的演出风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使社会上一些看不起评剧剧种的人，逐渐改变了偏颇的看法。
还有，过去爱看评剧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小市民和家庭妇女。但是经过改革后的“市评剧团”的观众，却起了较大的变化：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学生等，也被大量地吸引进评剧剧场来了。就连一些评剧的老演员，对此也惊奇不已，都说这在过去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按计划，我的下一步工作，是要在评剧的传统剧目中，挖掘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经过加工整理，排演出来，使之重新在评剧舞台上，发挥教育作用。
最后，我选定了两个戏——《马寡妇开店》和《刘云打母》（又名《摔子劝夫》）。
听说我要整理《马寡妇开店》，有的同志就劝我说：“那样的坏戏，是早有评定的，你动它干什么？最后的结果，还不是出力不讨好，徒惹人笑而已！”
《马寡妇开店》果然是一出无可救药的坏戏么？
不错，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出坏戏，因而在解放后，它虽为未被明令禁演，但多年来已在首都舞台上绝迹了。
据说，《马寡妇开店》也是张筠青的拿手戏。因此，我请她和袁凤霞（女小生）在排演室中，照原来演出的样子，不化妆演了一场。看过之后，我觉得只是旦角原先的表演有些问题，剧本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从演出形式来看，是个喜剧，但我看完后，却觉得实在是个悲剧！
一位年青貌美的寡妇，偶然遇到一位年轻貌美的书生，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在晚上，利用送水的机会，到店房用言语挑逗书生，希望得到书生的爱。
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呢？我们很多传统戏中，女方主动向男方表示爱情的故事，并不少见。比如《天仙配》中的《路遇》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一场，《拜月记》中的《踏伞》一场，都有类似的情节，人们并无异议；那么，一位年青的寡妇，爱上一位年青的书生，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难道说就是因为她是“寡妇”，就不应该再爱别人了么？那不正是我们的封建思想在作怪么？
但剧本的结尾，却是那位品行端庄，不欺暗室的书生，不仅严词拒绝了她，还晓以“大义”，劝她祛除邪念，教子成名，方为正道。结果，马寡妇满腔热情，被这劈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使之万念俱灰，含羞忍痛，哭回自己房中去了。
据说，这个戏的后部是：从此以后，马寡妇就听从劝告，“改邪归正”，熄灭了胸中爱情的火焰，茹苦含辛，终于教子成名，儿子中了状元，自己受到了皇家的诰封。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出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的悲剧。千百年来，我国在封建礼教的重重压迫下，妇女的痛苦是既深且重的，而尤以寡妇为甚！马寡妇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我相信，在新中国的今天，她一定会博得我们深深的同情的。
首先，我同演员一道，将这个戏重新整理一过，对其中欠妥的词句，都加以改动。在排演过程中，既保留原有的活泼风趣，又要掌握分寸，千万不可过火。
跟着，就在北京市上演了几场。我们也专门邀请一些关心评剧发展前途的人看过，大家都认为这样演没什么问题；并且，看过之后，确实对马寡妇的遭遇，产生了怜悯和同情。后来，在市评剧团赴东北巡回演出时，也在各地演出过，效果也类似；并且，也再没有听到说这是个不应该演出的坏戏。
经过加工整理的该剧剧本，发表在当时“北京艺术馆”出版的《群众演唱》上（记不得是第几期了）。
另一个剧本《刘云打母》，也是评剧的一个传统老戏。但多年不演了。原因是剧本没有准词，演员添枝加叶，越演越油，在舞台上胡闹一气。比如，刘云把母亲（当然也多是男演员扮演）按在地上，大打其母，直打得母亲“响屁连天”（用鼓声作效果），引得观众哈哈大笑。类似的低俗表演，不一而足。最后，使观众感到厌恶，这个戏就退出舞台了。
当时（1957年左右），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不正之风，有些青年男女，特别是结婚之后，不但对生身父母不尊重，而且有的还对年老的父母，百般虐待——这种现象虽非普遍的，但社会上已经屡有发现了。因此，领导上向文化工作者发出号召，要写一些尊敬老人的剧目，来提倡孝敬父母的社会风气。
这次整理改编的剧本，是有小金凤、乔世恒二位同志口述，记录下来的。她们口述时，已经把那些庸俗低级的东西，删掉了不少，因而原剧的本来面貌，显现出来了。
我觉得：《刘云打母》这戏的基础不坏，搞好了，是会起到一定教育作用。
这个戏写的是：刘云是个独生子，父亲早亡，母亲娇生惯养的结果，使刘云越来越坏，最后竟发展到大打母亲的地步。刘云的妻子李桂珍是很贤惠的。为了劝诫丈夫，她故意要将亲生的婴儿摔死，以免他长大成人来打自己。刘云醒悟了。于是，妻子带他去承认错误，向母亲磕头请罪，并发誓痛改前非——家庭和睦如初。
经过与扮演刘云的王度芳，扮演妻子的张筠青反复商量后，我把剧本重新加工整理了一番。主要的改动，有两方面：人物的和词句的。
比如，在原剧中，刘云是经常打母亲的，因此，他的唱词中有“你别看我刘云好打母”等。我觉得：如果他的打母是经常性的，那么，这个人物后来的转变，不但不容易，而且也损害了剧中歌颂的正面人物李桂珍——她为什么迟至今天才设法劝告丈夫呢？因此，我们改成：刘云一向是不尊敬母亲的，但是，直到今天，他才一时情急，殴打了自己的母亲。
又如刘母这个人，为了使她更善良，更能获得观众的同情，我们在前面加上一些细节，如，刘云威胁母亲，说他要永不回家，刘母就一把抓住他说：“啊呀！你打娘几下，倒也无妨；你若不回家，可就想死为娘了！”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了刘云之所以发展到“打母”，也是由于她自来就把儿子娇生惯养的缘故。因此，一开始，她的念白中，就有“娇纵溺爱悔当年，如今想管管不了”的词句。最后，刘云跪在面前请罪时，原剧中是要刘母痛打刘云的嘴巴的；我们也改成“举手欲打，又放下了”。——这就表示，她对儿子的不孝，是有责任的，是问心有愧的。
还有原剧中的邻居——二大爷和二叔，原作都写得比较模糊。现在我们改成了：他们对于刘云的家庭和他的为人，非常熟悉，因而当刘云向他们寻求“紫花黄瓜”和“老龙鳞”（都是他的妻子假意让他去找的）时，就借题发挥，将他教训一番。他们所代表的，正是社会上反对虐待父母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刘云的转变，也是具有正面影响的。
另外，在词句——特别是唱词方面，改动的地方更多。比如，李桂珍抱子劝夫时，“十月怀胎”一段唱词，原有词句是既不合乎情理，听起来又很费解，因此就必须改得通俗易懂。又因为这一主要唱段太短，对于刘云这样的人，说服力是不够强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演员张筠青是以唱腔优美著称的，要发挥她的唱工强项；因此我就将这段唱词，重新写过，由原来的二十多句，增加到了六十多句——几乎增加了两倍！
另外，这个戏中，旦角有一段很优美的老腔，名为《摔调》，很久不见于舞台之上了，这次也被挖掘出来了。
《刘云打母》演出后，由于两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各有千秋，因而收到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还受到市领导部门的嘉奖。
整理过后的剧本，发表于“北京艺术馆”出版的《群众演唱》第？期上；后又由“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从市评剧团的一些演出中，我觉得：张筠青和王度芳这两位演员，在评剧界中，用“优秀”两字来形容，是绝不过火的。他们除去演技的基础深厚（如张筠青的唱，王度芳的表演）外，最大的特点，是在舞台上创造了不少迥然不同的、令人难忘的舞台形象——这在戏曲演员中也是并不多见的。因为一般的戏曲演员，很多是表演“行当”，而不是表演“人物”的；其结果是人们在看戏中，或是欣赏其中的一个唱腔，或是其中的一段表演，至于剧中人物呢，则是千人一面，并无什么特色，因而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淡薄的。
我和“北京市评剧团”的最后一次合作，是在1957年夏季。剧团应邀赴东北巡回演出。主要演员有李忆兰、张筠青、小花玉兰、王变芳、袁凤霞等。带的剧目有《张羽煮海》、《拜月记》、《玉簪记》、《拉郎配》、《唐知县审诰命》、《搜书院》、《庵堂认母》、《刘云打母》、《马寡妇开店》等。市文化局让我以总导演的名义，负责艺术工作（协理员史荣保，则负责政治思想工作），随同剧团出发。第一站是唐山，然后是沈阳，吉林市，长春，哈尔滨，抚顺，辽阳，鞍山，大连。然后乘船到山东，先在烟台，后在青岛、济南，演完后返京。
在沈阳演出时，李忆兰就被文化部借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去拍电影《画中人》了。
除《马寡妇开店》和《刘云打母》外，我们所带剧目全是新的，因而受到东北广大观众的欢迎。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是演必满座。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一到沈阳，就碰上该市正在大闹流行性感冒，一般娱乐场所都停演了。但我们去了后，还是场场满座——东北观众对于我们剧团的欢迎，由此可见一斑。
在长春演出时，正赶上戏曲界大演其坏戏的时候。比如评剧界，什么《杀子报》、《黄氏女游阴》、《枪毙驼龙》等都出笼了。我们的评剧团，也有些演员跃跃欲试。首先向我提出的是——要上演《老妈开嗙》，说这是她们的“拿手好戏”。
不久前，我在沈阳，看了当地“二人转剧团”演出的《老妈开嗙》。剧本之荒唐无聊，表演之低级下流，使我无法看下去，就中途跑掉了。其实那位女演员，从扮相到唱作表演，都很好。当时，我就想：这样一位好演员，为什么要演这样的坏戏呢？我认为：一个真正有思想，有文化的好演员，是应该拒绝排演这样坏戏的！
因此，当我们的演员提出要演这个戏时，我一口就拒绝了，因为我们的剧团，是绝不允许上演这样坏戏的。因此，有的演员，对我很不满意，说我太专制，太主观。她们说：“全国许多评剧团，都在大演这类传统剧目，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演呢？那些剧团，不也都是在各地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的么？”
我很耐心地讲了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演员，一定不能在舞台上演出坏戏的道理。但有的演员还是想不通。最后，我只好说：“我是负责全团艺术工作的，我坚决反对上演这类的坏戏。如果你们演员执意非演不可，演出后果，你们自己负责好了”。
剧团的同志们，大都听出了我的意见；即使个别人对我不满，也没有继续坚持，所以，在当时戏曲界出现一片混乱现象的时候，“北京市评剧团”一个坏戏也没有上演！
剧团回到北京后，就赶上“反右运动”。后来，市评剧团的同志们见了我后，就说：“多亏你在东北时，阻止了我们上演那些戏，否则，我们评剧团也会和别的剧团一样，也得好好地检查呢”！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是你们演员同志们思想进步，认识明确，最后一致不演坏戏的结果。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我们排演了不少新戏、好戏，上座率很高，否则，剧团要是仍然演老一套的评剧剧目，如《王少安赶船》、《王定保借当》等，恐怕也是不会有多少人来看戏的。到了那个时候，你们非要演那些戏去吸引观众，去要上座率，我是再劝也劝不住的！”大家都点头称是，并且，都立志要多排新戏，多排好戏，借以提高演出质量，永远不演坏戏！
东北演出后，剧团本来是要乘船到山东等地演出的。可是在大连演出后，主要演员张筠青等，因为劳碌过度，都病倒了；因此，无法去山东演出，就由大连直接回到了北京。
此后不久，“北京市评剧团”并入“中国评剧院”，我就再没有和他们发生业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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