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主讲：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

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2012

主　题：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

主讲人：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议题是“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思考昆曲在晚明兴盛的历史文化环境。我看了一下今年课程安排，其他老师的学术训练与讲题的取向，都与我不大相同。讲者的学术与专业背景，大多数是戏曲研究、文学研究、美学研究，甚至有许多是戏曲圈的内行，是昆曲表演艺术家。我的学术背景比较不同，是思想文化史的训练，是法国史学界所谓的l’histoire mentalité，或是日本学界说的“精神史”，特别关注的是艺术创作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以及审美态度取向与文化变迁的关联。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昆曲盛世，则涉及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动，并以汤显祖为例，探讨晚明文化发展与昆曲勃兴的关系。

我个人对昆曲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昆曲在中国传统文化晚期发展阶段，扮演很重要的审美品位角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追求，在表演艺术领域最精致的表现。此外，昆曲的兴衰，见证了这四百年来中国文化由盛转衰，又重新崛起的沧桑与转折。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生可以死，死而可以复生”的经历，是跟中华文化传统纠缠在一起，惨遭二十世纪的文化自戕，又在二十一世纪，伴随着我们重新思考文化传统意义的过程，为重建投身于中国文化，提供了最典范的例证，让我们认清，必须从本身文化传统中吸取艺术想象的资源，建设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化品位。
　
（一）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主要是晚明时期昆曲兴盛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文化变迁与昆曲兴衰的前半段。探讨这样的宏观议题，可以让大家思考文学艺术与历史文化变迁的关系，探究艺术创作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处境，以及特定文化语境为艺术思维与想象脉络所提供的导向。我还会以汤显祖的生平经历，以及他创作《临川四梦》的环境与心境为例，说明文学与艺术的个人创意对文化的影响。

我们讲到晚明文化，一定要了解晚明历史、社会的情况。晚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变迁上是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了解全球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欧洲的关键时刻。我讲中国近代史，一般是从晚明开始讲，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来讨论历史，假如我们说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根本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成了西方列强的俎上肉，根本不明白全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不知道欧洲为什么突然崛起，成了逐渐统治世界的强权。这里牵涉的问题，还不只是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强盛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接触的时候，突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变成一个弱势文化，好像一无是处，而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在在都比中国文化传统优越。这怎么发生的？

我们若是把时间往前推，推到十六世纪，也就是从晚明时期，当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初次有了相当规模的直接接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强盛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情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才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对晚明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后全世界（不只是中国）发生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才能理解中国近代史，否则只是瞎子摸象，不能认识全局。我们今天动辄就说全球化，以全球观点来探究个别地区的政经与文化变动，其实，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早期全球化的进程，而晚明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也要放在这个历史环境中来理解。至于十七世纪后半叶，在清朝鼎盛时期开始的文化压制与闭关自守，造成中华帝国的停滞不前，不在我们今天的议题之内，暂且不提了最近这十年来，我主持一个“陶瓷下西洋”的研究计划，目前集中探讨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最初来到中国进行陶瓷贸易的情况。探讨葡萄牙人东来，直接从事瓷器外销到欧洲，反映了晚明时期中国瓷器制造产业的先进与兴盛，而瓷器作为物质文明的载体，从南中国海经印度洋，一路影响伊斯兰世界，到欧洲物质生活的改善与审美情趣的变化，是早期全球化历史的大事。由陶瓷下西洋的具体事例，可以看出，物质文明发展在十六世纪的中国，还是十分先进与繁荣昌盛的。我们就必须思考，明朝中叶以后，中国东南半壁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是怎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如此繁华？繁华的现象与全球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今天的俗语还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说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的苏州跟杭州，广义而言，就包括了整个江南。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一些学者因为过去受马列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提出一个说法——资本主义萌芽。说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的必经阶段，西方先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虽然落后，却也有资本主义萌芽。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很恰当，是硬套马列主义历史观，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有很多问题。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以西方历史发展为普世的唯一标准，把晚明商品经济发达的现象变成支持马列主义历史观的证据，这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很片面的。但是，我们也得注意，这里提到的现象的确很重要，标出了江南地区在商品经济的发达、市镇的广泛兴起、货币流通的变化、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以及生活富裕所衍生的闲情逸致与奢华享受，等等。

从全球的格局来讲，十六世纪是一个早期全球化的时期，出现了近代全球化过程的雏形。在这个历史阶段，新大陆已经发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也已经打通，西班牙与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拓展的的两大势力，接着是荷兰与英国。英国势力拓殖到亚洲，是在17世纪之后，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兰，而最早期接触到中国的是葡萄牙。前几年樊树志教授写了两厚册《晚明史》，企图把晚明历史纳入到早期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可惜没能解释清楚中国内部发展与西方拓殖的具体关系如何。一部书变成两截，“导论”一截讲的是世界史全球化的早期发展，涉及中外贸易交通及文化交流，但全书的主体部分却成了另一截，讲中国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是非常详细的晚明断代纪事本末。前后缺少内部的相互呼应，也无法阐明中国文化传统由盛转衰的历程。不过，这部书还是值得看，尤其书中具体分析了江南“城镇网络”的形成。今天人们到江南古镇去观光，觉得诗情画意，古意盎然，其实晚明时期这些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成片的，形成繁荣的城镇网络，也带动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十六世纪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最主要是沿着一个十字轴心线扩散，横的轴线是长江流域，直的轴线就是大运河。在整个东南半壁，从北京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再沿着海岸及内陆河道，一直到福建与岭南，新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通俗文化，促进了文娱活动与小说戏曲的昌盛。你看当时出版的小说，《金瓶梅词话》讲的是山东沿着大运河城镇的繁华生活，《三言二拍》的故事则大都发生在江南，以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展现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生活形态的开放。明代中期之后，虽然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却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带动周边的都市与城镇，发展成充满文化创意的“文化中心带”。

从中国内部思想发展而言，也就是精英阶层的上层建筑方面，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配合阳明学派的兴起，模糊了“士”与“商”的分界，也就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有了一个交汇。在15世纪之后，特别是到16世纪，阳明学派的发展非常蓬勃，其中以“泰州学派”在社会传布上的影响最为深远。嵇文甫教授在30年代提出“王学左派”的说法，认为泰州学派在思想倾向与政治取态方面，偏于下层民众，所以是“左派”。这个提法以接触民众的多寡为标准，向广大民众传道就称之为“左派”，未免太意识形态化，不很恰当，研究思想学派不应该这样分的。何况，所谓的左派里面，有王艮，也有王畿，两人的思想脉络与取向并不相同。传统史家还有称泰州学派为“狂禅”的，这种说法从明末清初就有人提起，觉得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太过强调“自我心性”，不讲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有点像佛家传道，成了随机点化的禅学。我们回顾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就会发现，阳明学派强调心学的时候，同时强调了“个体的自主性”，也就是个人的重要性。提出“个体自主性”，表示说每个人要回到自己来思考问题，而不是按照官方正统的“天经地义”来衡量一切。当然，按照王阳明希望的状况，是个人主体的展现，与圣贤之道的基本精神相通，个体自主的结果是合乎圣贤之道。可是，这里有个关键，就是要相信自己，要通过自己，在“致良知”的过程中，体会圣贤之道，而非倒过来，以圣贤之道的“存天理，去人欲”来规约自己的心性发展。这种强调自我的态度，与当时官方正统强调的道德规约取向不同，也就激发了许多人的创意，出现许多新的想法，而且坚持个人想法的“思想合理性”。
泰州学派的王艮，表现的比较激烈，认为“满街都是圣人”，都可以“立地成佛”。

按照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性善的，回到自己的本心，每个人去发挥自己的良知良能，不就成了圣人吗？王艮、颜钧、罗汝芳这一脉，特别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在当时社会十分风行。他们的讲学的方法也不只是在书院里面讲，而经常像现在的基督教布道一样，走到群众中去讲圣贤之道，讲肯定自我，回归良知。讲道的时候，经常能聚集上千人来听，没有现代的麦克风，就用师徒结合传声的办法，老师讲了，前面的学生门徒就把道理往后传，一拨一拨，一层一层，从前面往后传播，在当时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讲阳明心学的风潮。

泰州学派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政府的一些领导感到不安，害怕阳明学派会造成社会风潮。在万历期间，政府曾禁止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张居正就明确表示不准。张居正是搞政治的，看到泰州学派聚在一起，讨论心性自由，强调个体自主，以自己本体认知来解释圣贤之道，就觉得有危险性，就要禁止。张居正很不喜欢罗汝芳，禁止罗汝芳公开讲学，而罗汝芳就是汤显祖思想启蒙的老师。因此，我们看到汤显祖一直不喜欢张居正，批评权相以政治倾轧的手段来打击异己，反对当局压制讲学的禁令，或许还可以从思想学派冲突这个角度得到解释。汤显祖是跟着罗汝芳求学长大的，所学的思想主脉，是赤子良知、天机泠如、解缆放帆，等等。什么叫做“解缆放帆”？就是把束缚思想的船缆解开，把迎着天机泠如的船帆升起来，就可以自由自在去翱翔，让你的赤子良知翱翔，让你的内心想象翱翔。这种思想方法出现在晚明16世纪，让人能够解放思想，大鸣大放，的确造成当政者的忧虑，也因此发生思想冲突的火花。甚至到了明亡之后，黄宗羲写《明儒学案》，讲到泰州学派的时候，也指出，泰州学派让人发挥自由心性，将内心的欲望释放出来，最后会造成“坐在利欲胶漆盆里”，难以自拔的情况。如此则人欲流行，天机泯灭，与“存天理、去人欲”发生根本冲突。这种本来是属于哲学思辨的议题，因为牵涉了社会道德规范的实践，就从自由心性与本体自主的追求，联系到了生活中的情欲发展。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见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指出阳明学与晚明士商互动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大突破，即是涉及经济社会富裕与思想开放的互动。联系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小说戏曲的蓬勃写作与戏曲舞台表演的兴盛，与阳明学派心性自主想法的普及民间，关系也是十分密切，发展了晚明的文化的社会整体性，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

（二）
我们来听听当时人的现身说法，在明朝覆灭之后，遭遇了国破家亡，经历了改朝换代，是如何回顾晚明文化，描述最深刻却已消逝了的印象。明朝亡在1644年，二十年后，七十岁的张岱（1597-1684）写了<自为墓志铭>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以忏情的心境，写自己“少为纨绔之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喜欢很漂亮的房子；“好美婢娈童”，是晚明相当普遍的双性恋者，喜欢标致美丽的少女少男；“好鲜衣”，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好美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好骏马”，喜欢跑马；“好华灯，好烟火”，喜欢张灯结彩，看灿烂烟花；“好梨园”，喜欢看戏；“好鼓吹”，喜欢音乐；“好古董”，喜欢收集古玩；“好花鸟”，喜欢种花养鸟；“兼以茶淫橘虐”，喜欢茶道，喜欢各种各样的水果；“书蠹诗魔”，喜欢藏书、读书，喜欢写诗。“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是他个人耽于情欲的表现，是他五十年晚明生涯的写照，反映了很重要的晚明社会文化形态，就是一个繁华的世界，繁华的浮生，在这个世界里什么物质都有，什么情欲都可以得到满足，好像自由自在，真是“解缆放帆”任意遨游，非常的快乐的样子，后来就亡国了。

晚明的社会形态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的？我们前面讲到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还提到葡萄牙人来华贸易，直接打开了东西方的商品与文化交流，这个现象就发生在晚明，在嘉靖、隆庆、万历期间（隆庆朝只有6年），发生很大的变动。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朝从朱元璋开国，就施行“海禁”政策，基本上是禁止海外贸易。政策虽然如此，可是利之所趋，走私贸易一直很普遍，后来造成倭寇骚扰海疆，成为明代中期的大患。其实倭寇就中国走私商人加上日本浪人，明朝政府也很清楚的知道，真倭居二，假倭居八。假倭是什么？假倭就是中国人，80%的倭寇都是中国人，是走私商人，勾结了地方势力，谋取海外贸易的暴利，造成海疆的乱局。在嘉靖年间平定倭乱这段期间，正是葡萄牙人来华，扮演多边贸易的中介角色。接着是隆庆开关，开放海外贸易，让江南经济的发展与早期全球化商品流通，有了直接的联系。

张岱所说的繁华世界，就是嘉靖万历之后江南的繁华。这个时候，以商品流通为重点的市镇大量出现，白银的流通也剧增，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大量的白银在美洲出现，在西班牙的统治下，由秘鲁、墨西哥的矿藏，变成白银通货，流到欧洲、流入亚洲，造成了全球的“货币革命”。1930年代研究欧洲货币经济史的Earl Hamilton，利用西班牙早期档案，对白银如何影响欧洲货币，造成欧洲的货币革命、白银革命，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中国学者当中，比较早注意到这个美洲白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是全汉升。近来出版的《白银帝国》，重新使用欧洲货币史的研究成果，并且纳入亚洲受到的影响，才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白银变成主要通货的最大意义，是有了白银就有财富，脱出了政府当权者全面控制。从宋朝以来，政府开始发行纸币，到元朝的时候，大元宝钞是政府控制货币的一个方法，而且限令用政府的钞票，不能用白银，明朝基本的政策也是如此。白银其实是非法的通货，但是政府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机制来支撑宝钞，结果是钞票贬值，人们信赖白银的价值。一直到晚明期间，白银大量流通，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通货，才在中国确定其合法性，也带动了商品的迅速流通，促使商人集团大量涌现，社会风气崇尚金权。商业发达的地区，生活方式也转趋消费跟物质享受，影响文化、艺术、娱乐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样的创新。
我们怎么认识晚明的文化？怎么理解明清历史的转折与变化？怎么理解这四、五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盛衰？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曾经指出，明代专制政权是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因为从制度跟政策讲，朱洪武罢黜了宰相的制度，然后由皇帝来独裁，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朱棣都是极有能力的独夫，对大臣很不尊敬，经常在朝廷上施行廷杖，而且变成明朝的制度。士大夫知识人动辄得咎，身为庙堂大臣，这么有地位的人，脱了裤子就打，打得皮开肉绽的，这算什么？实在是非常专制，非常专横，最独裁黑暗。如此黑暗专制的政权，怎么到了晚明，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文化现象？怎么解释张岱所沉溺的繁华世界？

历史的实际情况，经常跟制度不完全合拍。专制独裁的制度，需要雄才大略的专制独夫来执行，若是皇帝不管事，不肯励精图治，掌握生杀大权的独夫不肯独裁，最黑暗的专制也就如同虚设，自然而然就改革开放了。（同学大笑）同学们不要笑，这是很重要的历史现象，晚明的情况就是如此。过去的历史家过度重视政治史，过度迷信典章制度，忽略了政治的的实际运作，也忽略了大多数人们生活趋利避害的真实情况。明朝的皇帝，从正德、嘉靖，到万历、天启，一百多年之间，除了张居正掌权的十年算是励精图治，皇帝基本上不管国家大事，甚至都不上朝的。张居正死后，万历朝政一塌糊涂，皇帝什么也不管，派系斗争成了相互牵制，大家扯皮也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独裁政权根本无心管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开放的现象。

　这里引出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议题。第一，晚明江南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文娱活动蓬勃，审美追求达到十分精致的高峰，但是政局纷乱，而且内部危机很多。江南的发展跟中国西北地区差距很大，非常的不平衡，而且因两极分化造成的阶级冲突，愈演愈烈，到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发生了民变，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加之北方满清兴起，内忧外患，终于导致最后政权的覆灭。但是，整体而言，政治的失误不能否定江南之繁华，更不能否认江南人士的生活水准之高，物质享受之好，以及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的辉煌成就。换言之，明朝覆灭，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失误，影响的是政权的更迭。兵燹过处，生民涂炭，造成一段时期的经济破坏与停滞，也影响到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晚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文化充满创意追求，不应该成为祸端，变成导致明朝覆灭的必然原因。清初学者痛定思痛，把明朝的崩溃归咎于晚明的奢靡与腐败，是一种惩前毖后的自我批判，是道德主义的历史评判，不无简化历史因果，甚至颠倒因果的逻辑。说明朝帝国的崩溃是繁华与开放的必然结果。

第二，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为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是晚明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环境。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的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径。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远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干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的。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施行军事统治，虽说是继承了明代的政治结构，奉中国文化传统及儒家经典为正统，但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大兴文字狱，对汉族文化进行了相当的摧残。现在有许多人只考虑政治层面，讲康雍干三朝如何拓展版图，建立大清帝国，繁荣稳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讨清朝盛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为了政权的团结安定，戕害文化艺术生机。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写《己亥杂诗》的时候，就总结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有着诗人全景宏观的直感，看到了晚明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新生机，在清朝运作有效的政治高压下，一点一点一点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间中，已经没有了文化创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创新的动机与意愿，是没有前景的，只能日渐枯竭，最后濒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华帝国好像还是一个大帝国，疆域辽阔，子民众多，继续声称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像一棵蛀空的大树，从内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渐凋萎的树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摧残。讲明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心中放几把不同的尺子，衡量不同的历史意义，不能只讲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讲长远的文化艺术传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着眼，都是文化艺术最能够长存，社会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与管制都是短暂的。可是掌握权柄的政客却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颠倒历史意义的先后缓急。

这里提出的历史议题，可以帮着我们思考昆曲发展的历史背景。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干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若说清朝盛世压制文化艺术的创新，昆曲怎么还能继续辉煌？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我们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优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说明文化创意的延续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扰。这两部戏曲，都在康熙年间写成，《长生殿》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写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两部戏都运用了历史题材，在相当程度上令人联想到明清易代的沧桑与悲情，诉说一些自我的感怀，追思前朝美好岁月的幻灭。这段期间应该算是康熙盛世，是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在1683年收复了台湾，稳固了政权，纂修《大清一统志》、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也开始南巡。改朝换代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政局也基本稳定了，发抒点故国的怀念与思古之幽情，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起码创作自由，可是这两部戏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迫，难以摆脱以古讽今的指责，让人心寒。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发展的文化创新与艺术追求，在思想、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领域，经过明清易代，经历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之后，还能有所延续，还能继续在恶劣的政治高压下焕发生机，出现《长生殿》与《桃花扇》。问题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治环境，生机日遭斵丧，晚明开始的自由开放特质还能持续多久？清朝前半叶为什么还有能够让昆曲继续发展，甚至出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因为晚明余韵的延续，而不是清朝政治稳定局面的结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来说“余韵”，就是“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到了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文人连残山梦都做不成，连 “旧境”都已经抹杀殆尽，都无法入梦了。《红楼梦》可以比作晚明余韵的最后天鹅之歌，之后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创新的追求，或者可以借用当今台湾文化人的哀叹，只剩“看着自己肚脐眼的文化”。

（三）
我们回头来讲晚明社会文化，探讨经济发展如何造成江南的富裕社会，如何影响社会风气，思考当时人是如何面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开放的局面。明朝嘉靖版的《江阴县志》（有1548年唐顺之序）记当地风俗的变化：国初时，民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1465 ~ 1487）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既其衰也，维家之索，非前日比矣。
这里讲到明朝开国的时候，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老人才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看见有人穿华丽的衣服上街，大家都觉得很怪，议论纷纷。平常饮宴，四个人吃八个菜。到了成化年间，社会富裕了，有钱人都住上豪宅，穿起华丽的衣服，吃起大餐。从老派的道德规矩来讲，如此奢华，就很难维系一个家，甚至维系这个社会了。

到了万历年间的《上元县志》，是这样记风俗的变化：甚哉风俗之移人也。闻之长者，弘、正间（1488-1521）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嘉靖间（1522-1566）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置田宅盛舆，贩金玉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昼攫金何异？这里担心的是社会富裕之后，人人都想着聚集财富，当官的更是变本加厉，聚敛田产宅第与金银珠宝，成了贪得无厌的蟊贼了。

这种因富裕繁华引发的贪婪，让许多人忧心忡忡，万历年间的李乐，亲身经历这些变化，就在他的《见闻杂记》一书中记载下来，觉得是个“乱象”：厌常喜新，去朴从艷，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贵中人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内，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让他触目惊心的，是社会上不分贵贱，什么人都穿着高档衣服，而且花花绿绿，男女莫辩。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管是穷富，人人都提LV包，身穿阿玛尼，足登普拉达，真是惊心动魄。

万历《杭州府志》（1579）记载杭州的变化，也有同感：自世宗御宇（1522）以迄于今，科第日增，人文益盛。里巷诗书，户不绝声。惜文胜实衰，士风民俗，去成化、弘治，似稍不及耳。五十年前，杭人有积赀巨万，而矮屋数椽、终身布素者。今服舍僭侈，拟于王公；妇人妖艷，得为后饰。甚至贱金银而争侈珠玉。每吉凶会聚，盈头皜素，有识者知非吉祥。从嘉靖皇帝登基到万历初年，虽然文风日盛，但是社会风俗变得浮华，世风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还节俭度日，而现在的人却奢侈铺张，甚至靠借贷度日，寅吃卯粮：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地），有狐兔为群者。今民居栉此，鸡犬相闻，极为繁（华）。但民杂五方，全无藏盖。生齿既众，贸易日多，利息既分，生计日薄。通都大衢之中，虽铺张盛丽，多贷客货，展转起息，至于家无宿储者，十室而五。

嘉靖时松江人何良俊（1506-1576？）的《四友斋丛说》，讲到松江地区宴饮风俗的变化，以他亲身经历为例：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必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前有一士夫请赵循斋，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牍。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殽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比何良俊稍晚的谢肇淛（1567-1624），是万历年间的福建人，他记载当时北京饮食的变化，在二十年间，不但由俭入奢，而且花样百出，南方的水产也充斥市面，足见商贸之盛，

江南的风气已经在北京普遍流行了：余弱冠至燕市上，百无所有，鸡、鸭、羊、豕之外，得一鱼，以为稀品矣。越二十年，鱼、蟹反贱于江南，蛤蜊、银鱼、蛏、黄甲，纍纍满市。此亦风气自南而北之证也。对于晚明社会繁华，渐趋奢靡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好事，因为带动了消费，使得社会财富流通，有助于经济民生。陆楫（1515-1552）就明确提倡消费，并且提出，对一人一家

而言，节俭是美德，但却不适用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计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将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他以江南富庶地区，特别是苏州杭州为例，铺述奢靡消费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予（陆楫）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于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日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工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他的看法，不同于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农为本业，甚至认为纯属奢靡消费的旅游有助于百姓的生计。以苏杭之湖山言之，有钱人来游览，一定是吃喝玩乐，游必画舫，伴之以珍馐、良酝、歌舞，奢侈极了。这样的奢侈消费，就能造福轿夫、舟子，歌童、舞妓，因为他们的生计就是靠着湖山游览。还不止如此，为了提供奢靡消费，还有更多的人为之生产而得利，达到社会分工的效果，分配了财富。

可见晚明社会富裕的结果，出现了社会奢靡的现象，也在士大夫圈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些社会富裕而渐趋奢靡的变化，是否直接导致文化与艺术的流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并因此而讲求细致的享受与精致的品味，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风气，则是不争的事实。至
于对物欲的追求与讲究，会否转成品味的精致化，乃至于艺术境界的提升，当然不是单纯与必然的发展，而是通过了许多艺术心灵的精神内化，在品味过程中，由原本强调感官享受的乐趣，转化成精神境界的认知体会，并与艺术传统的想象脉络达成呼应。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社会富裕只是昆曲勃兴的背景，并不能充分解释昆曲为什么发生在苏州，而不是滥觞于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如何转化成投身昆曲创作，为什么会把创作诗词的精神转到填曲编剧上面，如何把文学的意象构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转结合起来？这些发展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涉及许多人聪明才智的汇集，以及特定历史环境所累积的审美追求。不论如何，晚明社会文化出现了独特的历史转折，是理解昆曲勃兴的必要因素。过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个历史感特别敏锐的龚自珍(1792-1841)，对明代中叶之后的社会变化，做了与众不同的评价：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批评大多数人是“俗士”，只是人云亦云，以为明代中叶以后政治纷乱，社会风气柔靡，就必然衰败。其实，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历史家必须大处着眼，观察到“优伶之见闻”与“商贾之气习”有其特殊历史意义，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四）
具体讲到昆曲的勃兴，就要说说戏曲在明代发展的情况。明朝初年，经历了战争兵燹与社会重建，政治控制与社会秩序抓的很紧，从官员到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洪武洪武三十年《御制大明律》卷26，有“禁搬做杂剧”一条：凡优人搬做杂剧、戏文，不准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政府的禁令之中，很清楚的讲到“搬做杂剧、戏文”。这里说的杂剧，就是宋元以来的北杂剧传统，在明初依然兴盛，戏文则是从南方发展出来的戏曲形式，也称为南戏或传奇。北方杂剧，一般就是四折，一个主角唱到底，其他是配角；戏文则像连续剧，可以发展成几十折，由生净旦末丑穿插演出。不准戏曲演员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主要是为了尊崇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的形象，避免舞台演出亵渎了道德表率。其他的戏剧演出，只要是劝人行善，引导民众崇尚道德，遵循社会秩序，就不会禁止说到统治阶级对戏曲的态度，主要是考虑社会影响，强调的是道德教化。思想家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

认识到戏剧演出对百姓的影响，主张藉着演出忠臣孝子故事，激发平民百姓的良知。这种对戏曲可以教化百姓的态度，也反应了当时戏曲流布很广，成为老百姓普遍的娱乐方式。从戏曲的发展来说，明朝是个重要的时期，南戏勃兴，逐渐取代了北杂剧，南戏的四大声腔也得到长足的发展。祝允明（1460-1527）写过《猥谈》，其中讲到所谓“四大声腔”：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也。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祝允明对南戏盛行的现象，明显是极度不满，因为南戏发展太快，逐渐取代原来居于正统地位的杂剧，乱了他心目中的法度。他骂当时参与编戏度曲的伶工是“愚人蠢工”，因为他们跟随流俗的喜好，搞流行歌曲，而且还乱说乱讲，定出新的名目，有什么“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简直是胡说，太可恶了。祝允明虽然大骂南戏，态度偏激，可是他这条资料很重要，因为有了这个文献资料，我们才知道，在明朝正德时期，四大声腔已经蛮流行、蛮普遍了，才会引起他的不满与批评。讲到声腔，特别是涉及祝允明不满的四大声腔，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语言，各个地方方音不太一样，而我们每个地方方音都有音调，这个音调都跟字词的发音有一定关系。每个地方唱的地方戏，都必须配合自己的方音的吐腔咬字来唱，配合观众、听众的地方语言，才能产生较好的艺术感动效果，配合地方戏音乐的发展。南戏从南方的福建及温州一带传过来以后，在江南各地，不管是余姚、海盐，或传得比较远也比较通俗的弋阳腔，甚至最后到苏州的昆山腔，都很自然因为地方声腔的特性，而产生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也逐渐发展成雅调，最高雅的地方曲调就是昆山腔。

海盐腔比较早，在嘉靖年间是最普遍的“雅调”，《金瓶梅词话》里面大部分是海盐腔，西门庆动不动就找一班戏子来唱戏，大多数都是海盐腔，这也很有意思，因为《金瓶梅词话》所写的背景是山东，沿着大运河的北方，靠近临清这一带，而唱曲的子弟是南戏子弟。杨慎（1488-1559）《丹铅总录》卷14，就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大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俗，风靡如一，甚至北土亦移而耽之。”这个资料与《金瓶梅词话》相互印证，就可以看出，嘉靖时期士大夫喜欢的南曲，多为海盐腔。清人张牧《笠泽随笔》：

“万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盐戏文娱宾客。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南戏影响到北边，按照杨慎《丹铅总录》的解释，是南戏比较柔腻，比较婉转，不像北曲比较豪放，比较铿锵。时代风气的转变，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大家越过越舒服，越过越好，风花雪月起来了，所以南戏比较受到大家的喜好。嘉靖间，魏良辅居住在苏州太仓，在民间艺人过云适、张野塘等人的帮助下，吸收海盐腔、余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某些特点，对流行在崑山一带的戏曲腔调进行整理加工，形成了舒缓婉丽的新腔“崑腔”，俗称“水磨腔”，风靡一时，为戏曲表演开创新局面。

魏良辅是一个度曲的音乐家，对音律特别敏感，通过他精心度曲，把南戏音乐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是昆曲音乐的大功臣。而风靡全国的昆腔“水磨调”，更使昆山腔发展成最受欢迎的“雅调”。昆山腔本来是苏州昆山一带的地方土腔，魏良辅把地方的腔调，配合整个北曲跟南曲的传统，对于中国文字、音韵、行腔、吐字的脉络，做了极其讲究的梳理，不只是要求发音正确，而是要配合音乐的旋律跟美妙的声音感受，发展了所谓的昆山腔。

因为昆曲音乐行腔吐字的精致柔美，胜过其他声腔，使得所谓“水磨调”，一唱三叹，动人心魄，音乐太美了，太好听了，太美妙婉转，因此，后来的人也以“昆曲”来概括昆剧。与魏良辅同时的梁辰鱼（约1521-1594），是昆山人，配合了魏良辅创制的昆腔水磨调，撰作了《浣纱记》传奇，写西施故事。梁辰鱼是以昆腔音律为基础，创作供舞台演出的戏曲，确定了昆曲在戏曲流传中的地位。从元末到魏良辅改革，昆腔还只停留在清唱阶段，到了梁辰鱼编写剧作，才与魏良辅的音乐唱腔合作，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奠定了昆腔演剧的基础，让昆曲成为舞台表演的主力，虏获了士大夫审美的情趣。

顾起元（1565-1628）在《客座赘语》卷九，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观察，说的是南京地区唱曲与演剧的变化：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后乃尽变为南唱…大会则用南戏。其始只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土客喜闻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击缶，甚且厌而唾之矣。

这一段话透漏了很多消息：（一）万历之前的南京上层社会，宴会小聚，听曲听的是大套北曲；大型宴会则演唱北曲院本，也就是北杂剧。（二）万历之后，大型宴会转而演唱南民戏，一开始唱的是弋阳腔与海盐腔，弋阳腔比较土，海盐腔则“多官语”，比较雅，后来出现了更为雅致的昆山腔。（三）到了万历后期，士大夫已经是一面倒钟情昆曲，对海盐等腔已经不屑一顾，对院本北曲更是视若鄙俗，“厌而唾之”。

我们知道明朝是两都制，北京有一套掌握实权的政府班子，南京也有一套储备的政府。

南都这一套政府班子，属于闲差，可是地位清要，有不少士大夫精英分子，所以从文化风气而言，南京很重要。在当时江南地区，南京扮演一个很特殊的角色，是政治、文化、艺术荟萃之地。南京的繁华，对南戏的发展当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南京在万历年间流行昆曲的风尚，也就清楚显示了昆曲已经成为唱曲与演剧的主流。

（五）
最后我们倒过来讲一讲汤显祖。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底是依照什么腔写的，我们并不能确知，可能是昆腔，而杂有乡音，也可能不是昆腔，而是海盐腔的变调，所以有的学者说是“宜黄腔”。为什么有一个宜黄腔呢？因为当时海盐腔有一批优秀戏子，被兵部侍郎谭纶带回到江西抚州宜黄，也就是汤显祖家乡附近，在那里发展，对当地的戏曲唱腔有一定影响。可是我觉得，汤显祖很早就成名了，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新秀，撰写戏曲时，不可能不知道昆腔的优美，只不过他是江西人，或许不能完全掌握地道苏州话。但是，从南戏传奇撰写的角度而言，不管是海盐腔，还是昆腔，甚或说真有所谓的宜黄腔，都是按照中州韵为主，通过洪武正韵的变化，基本按照当时通用的音律来写的。只是汤显祖写剧本，有其文学艺术的追求，讲究“意趣神色”，特别重视辞藻与意象的构筑，难免有些地方不合音律，因为戏剧追求的艺术境界与思想高度，要通过文字艺术的感染来打动人心，不能完全按照音律的刻板限制，排除文学想象的美妙翱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汤显祖的剧作反映了时代精神，更在当时思想开放的氛围中，有许多划时代的思想与艺术突破。可是，他的艺术突破主要是在思想境界的提升与追求，在文学创作的建树，而不太顾及音律是否合乎昆山腔的标准，并不合乎苏州人的口味。因此，汤显祖的剧本写出来以后，苏州曲家就把它改来改去，让汤显祖大为不满，也引发了一段争论音律与辞藻的公案。

汤显祖的思想受到三个人的影响最大，他们分别是泰州学派思想大师罗汝芳，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李贽，以及倡导社会正义的和尚达观真可。这三个人的思想言行刺激汤显祖思考人生的意义，调整他戏曲创作的方向，也帮助他塑造了理想的人物以及批判的对象。汤显祖的性格有狂的一面，也有狷的一面，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理有节，不卑不亢，超乎世俗的名利，而有自己理想的生命态度。他受泰州学派影响，强调个人的主体认知，强调情，强调心，很注重个人在生命中的真实体验，而且相信理想的超越意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自由想象，敢于认真追求。他的剧作人物，如杜丽娘，如柳梦梅，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了他在晚明时代精神中孕育出的开放性。关于汤显祖的思想发展与戏剧创作的追求，我讨论已多，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的社会繁荣提供了多元开放的契机，而阳明学派的蓬勃发展更促使知识人深刻思考生命意义的追求。汤显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把生命意义的开放性追求放到戏曲呈现的人生处境，创造了《临川四梦》，让人们为之思牵梦廻，直到今天还能感动人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