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的痴迷

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鼻祖王国维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戏曲的巅峰是在元代，明清戏曲无法与之相比，即中国戏曲的发达“至元代而止”。王国维先生把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心定在昆曲产生之前，由于他的崇高学术声望，这种研究格局一直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而到了新一代的文化史家胡适之先生，主张文化进化论，必然着重关注的是各种文化门类的最近形态，因而很多现代人都会把京剧视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并把这观念输向国际社会。这样，昆曲在学术上就处于一种尴尬地位。

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鼻祖王国维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戏曲的巅峰是在元代，明清戏曲无法与之相比，即中国戏曲的发达“至元代而止”。王国维先生把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心定在昆曲产生之前，由于他的崇高学术声望，这种研究格局一直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而到了新一代的文化史家胡适之先生，主张文化进化论，必然着重关注的是各种文化门类的最近形态，因而很多现代人都会把京剧视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并把这观念输向国际社会。这样，昆曲在学术上就处于一种尴尬地位。

在中国所有传统戏曲种类里，我更偏爱昆曲。因为它的词曲华美、清丽委婉，它的百媚千娇，仪态万方，它始终让我享受着中国古典艺术审美智力点化和精神引领。其实昆曲自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在中国制造过长达两百余年的的社会痴迷。比如，延续两百年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明代张岱记载，每年中秋那天，苏州城家家户户倾城而来，浩浩荡荡来到虎丘，外地唱曲家也纷至沓来，一次全民性的戏曲大赛会，以演唱昆曲为主。优胜者里，最后由水平最高者在一片宁静中登场“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清代李渔也用诗句记述过这种曲会，“一赞一回好，一字一声血，几令善歌人，唱杀虎丘月。”所唱的曲子多为昆曲剧目的段落，可见当时吴地全民对于昆曲剧目的熟悉程度。所谓全民，按张岱的记载：“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生伎、清客帮闲....之辈”。他们不仅是昆曲演唱的欣赏者，而且也是昆曲演唱的投入者。这种普及到社会每个角落的全民性活动又是当时艺术的最高评判场所，一切没有在虎丘山曲会上亮过相的演员是很难在昆曲界取得足够地位的。这样，铺天盖地的全民性痴迷成了昆曲艺术生存的浓烈氛围，余秋雨先生讲，这令人联想到古希腊大圆剧场中万众向悲剧演员声声欢呼的场面。除此之外，世界戏剧史上很难再找到虎丘山曲会这样规模宏大而又历时久远的剧艺活动了，中国戏曲史上更没有另一种戏曲唱腔范型具有过如此深广的社会渗透力。

昆曲，是世俗艺术中吸纳上层文化最多的一个门类。昆曲创作队伍中的骨干和代表人物是士大夫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据说当时明代以进士及第而做官的剧作家多达二十八位。当时的上层文化人不仅理直气壮地观赏、创作，甚至有的人还亲自扮演，粉墨登场，久而久之，昆曲就成为他们直抒胸臆的最佳方式，他们的生命与昆曲之间沟通的十分畅达。因此也就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文化感悟传递给了昆曲。《长生殿》所表现的历史沧桑感和对已逝情爱的幽怨缅怀，《桃花扇》所表现的兴亡感与宗教灭寂感，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从人文立场出发对至情、生死的试炼和感叹，都是上层知识界内心的真诚吐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支柱之一。高层文化人在给昆曲输入精神浓度的同时也给它带来相应的审美格调。昆曲从文词的典雅生动、意境的营造到心里气氛的渲染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不少唱词段落在文学价值上完全可以与历代著名诗词并驾齐驱。也因为编剧技法的高超，使得典雅深邃的文词能借助于戏剧的舟筏通达当时无数世俗观众的接受水平，引起全社会的欣赏和迷醉。在唱腔上，音乐格局的婉转变化，演唱节奏顿挫疾徐的控制等，柔丽妩媚、一唱三叹；写意舞姿和抒情舞姿的丰富，念白的生动幽默，也是高层文化界对它的精工细磨所致。可以说，高层文化人把他们的全部文化素养和审美积淀都投注在昆曲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之中，诗、书、琴、画、舞、乐融成一体而升腾成舞台景象。昆曲演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是中国古典审美意趣的综合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