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如是记载万历年间中国人看昆曲的场景。
自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600年来，昆曲艺术几经风雨，直到2001年入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才重回人们视线。
转眼十年，日益勃兴的昆曲艺术再次迎来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契机。本报记者专访了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和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和他们一起展望昆曲发展前景。
记者：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昆曲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
蔡少华：这十年昆曲超越了戏剧，它更应该是一种审美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参与和企业参与。昆曲必须是一种活态传承，它建立在戏剧本身提升、机制结构改革、投融资方式创新，和吸纳广泛的社会热情之上。
曹颖：赶上这么好的时代，又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们只能说尽心尽力。最近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要求创新，要求原创。我们明年会拍一部爱情故事，引申到古都文化，古都保护方面。现在我们正在拍《红楼梦》的昆曲艺术片，明年准备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映。
记者：昆曲该如何创新?
蔡少华：我一直强调“活态传承”。昆曲是非物质遗产，一讲遗产，人们比较熟悉的是物质遗产，长城、故宫。物质遗产保护以保持原样为上，实在不行要修，也要尽量修旧如旧。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一样，它靠的是人来传承，明朝时候的人不在了，康熙年间的观众也不在了，要求昆曲一成不变，怎么行?
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做青春版《牡丹亭》?老艺术家的舞台经验是最丰富的，但青年演员青春靓丽，容易被一般观众接受。同样，现代的审美、现代的舞台手段，也要运用到昆曲中去，把时代感注入古老的剧种中去，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时代的青春，那样昆曲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出戏，演完就完。
记者：目前昆曲进一步发展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蔡少华：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出人出戏。人才是未来的挑战。不能说现在有人了就沾沾自喜。人才15年一拨，15年之后呢?要想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昆曲，必须创新奖励机制。另外，还要考虑如何建立昆曲理论体系，这是中国戏曲相对西方较弱的地方。
曹颖：我认为媒体的宣传还是不够。相对于京剧等戏曲，昆曲还是弱势群体。昆曲引起的关注度还是不够。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昆曲，让更多的人喜爱昆曲，希望媒体给我们一个政策上的倾斜。
记者：申遗成功给昆曲带来了什么?
蔡少华：申遗成功使我们的昆曲从业人员，从对昆曲自身认识，包括戏曲层面和文化层面，对民族文化东方审美都大大提升。这是定论。这十来年昆曲前所未有地引起了政府、学界、新闻界的关注，它还进入了高校。昆曲的未来在青年人，他们是文化倡导者、消费者、引领者。我们坚持去校园，这是护根行动。他们也带来新的视角推动。
曹颖：国家认识到了文化的价值，加大了投入。原来只是人头经费。那些年我们只能自己排点戏。现在只要你有项目，就能向国家申请。
记者：如何看待昆曲的保护传承?
蔡少华：：这十年，特别最近五六年来，我们对昆曲的抢救保护，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几年，大概是我们苏昆建院以来抢救戏目最多的。我们把全国最有名的艺术家请来口传心授，并且录音录像，做了一个叫“大师说戏”的项目。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把一些即将逝去的艺术保留下来。
曹颖：传承创新是我们的根本。600年下来，一代传一代。我们现在做的《续琵琶》，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的剧本。已经告别舞台300多年了。现在我们请胡德平先生挑拣出来，老戏老唱。而我们现在做的《红楼梦》，以前都是折子戏，现在我们做全本，长达5个小时。
记者：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在这方面昆曲做得如何?
蔡少华：昆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全世界认同。苏州昆剧院每年有几百人次出国表演，我们更感到民族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走出去是民族文化的呈现。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昆曲也应该成为世界艺术。
记者：外国观众是否能真正看懂昆曲?
蔡少华：我们用艺术表达感染海内外观众。有人问是不是华人才看昆曲，但事实上全是外国人。他们对这样的艺术，这样表达情感方式特别敬佩。
曹颖：以前我们有误解，以为外国人看不懂我们的戏曲。于是出国一般安排《三岔口》之类的武戏。后来人家给我们评价，“摸不完的黑，耍不完的猴，踢不完的出手，你们怎么老是这些呀?”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的音乐修养非常好，对我们的内涵有很深的理解。于是，我们也表演《牡丹亭》《西厢记》，效果很好。
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忙合作，明年演出计划已排满
曹颖掰着指头算了算，到明年1月，自己在北方昆曲剧院就整整待了30年了。
在曹颖的记忆中，刚入团那几年，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团里常常组织一些外地演出，石家庄、邢台、鹤壁，最远的还到了哈尔滨和大庆，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但随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经商大潮兴起，昆曲剧院的光景就一日不如一日。
“1988年到1993年是最苦的时候。”一周也就一场演出，无所事事的年轻演员只能靠抽烟喝酒谈恋爱打发日子。再往后，看不到希望，就只能自谋生路了。
最让他痛心的是，1982年北昆委托北京戏曲学校办的昆曲团代班1988年毕业，那一批进团的孩子有53人。如今，只剩下了13个，其中有后来拿了梅花奖的名旦魏春荣。“那拨孩子非常整齐，生旦净末丑，都有出色的苗子。”曹颖回忆，在最艰难的时候，院里领导班子曾私下去找文化局的领导沟通，申请把北昆裁撤或者合并到其他艺术院团去。
这个1957年在周总理亲自指示下建立的院团在1993年迎来了生机。
新院长王蕴明要青年演员每人汇报一出戏，并力争把昆曲打到市场去，打到国外去。演出多了，出国多了，像杨凤一、刘静好几个演员那个时候都拿了梅花奖，剧院的军心终于稳定了下来。
2001年，昆曲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授予的19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榜首，开始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崭新时代。时任北昆院长刘宇宸曾说，这个历史时刻，北昆几乎人人掩面而泣，潸然泪下。这个历史时刻，昆曲等了600年，北昆等了44年。
此后政府对昆曲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国家文化部、财政部每年拨款1000万，实施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北京市财政每年斥资100万作为北方昆曲剧院特殊扶持经费。北昆先后排演了《贵妃东渡》《宦门子弟错立身》《百花公主》和《关汉卿》等剧目。《宦门子弟错立身》摘取了“文华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大奖”等奖项。
同在2001年，北昆又办了一个团代班，招了三十五六个孩子。2007年毕业的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北昆挑起大梁。
曹颖说，他最近正忙着和前门的老舍茶馆谈合作，一年至少能演50场。剧院明年300多场的演出计划早已排满。“我们计划明年招一个昆曲团代班，再培养一批孩子。”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拉投资，抢救排演精品戏
苏州昆成立于1956年，比北昆稍早一年。“和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这些城市不同，苏州毕竟只是个地级市。全国地级院团上千，在昆曲界的六团一所中，我们就是小六指的地位。”蔡少华说。
在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苏昆面临和北昆一样的尴尬，在当地远不如滑稽剧和苏剧。“二度梅”获得者王芳曾回忆“台上演员有二三十个，观众却只有零落几个。那时我都不敢请别人来看戏，即使请了，人家也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一度很徘徊，作为江苏省昆曲演员中唯一的副高职称，工资仅有140元，有一个阶段我曾经去学美容。后来有一次昆曲全国汇演，我得到了当年的梅花奖，才发现自己离不开昆曲也离不开剧团。”
蔡少华回忆2002年他接手苏昆时的状况时介绍，像俞玖林、沈丰英这样的苏昆年轻演员，当时一个月也就1000多元的基本工资。没有演出，年轻人上午到团里来，下午点个卯就走了。和俞玖林同批进单位的46个人，现在只剩25个人。
苏州昆剧院的优势在哪里?蔡少华认为，作为发源地，苏昆就应该坚持昆曲的原真性，在此基础上抢救排演精品戏。2000年，首届昆曲艺术节在苏州举行。当时还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蔡少华负责苏州方面的文化交流工作，也认识了一些圈里搞昆曲的朋友。于是，在拉到台湾朋友800万投资后，他先请苏昆老院长、苏州昆曲传习所所长顾笃璜先生担任导演，并请叶锦添担任美术指导，推出了《长生殿》，大获成功。
同在2002年，白先勇准备在香港做《中国古典文化男欢女爱——昆曲之美》的主题演讲，他请香港大学教授古兆生帮他寻觅几个好演员，在他演讲时进行示范。获得讯息的蔡少华，便通过古兆生向白先勇表示，苏昆希望能争取到和他合作的机会。
“白先生当时说，知道你们剧团，但不知道你们实力究竟怎么样。”蔡少华告诉记者，起初白先勇想找的是名家，对他的请求并没有积极答复。但后来在他的积极游说下，白先勇才应允苏昆出人。
这次演讲非常成功。蔡少华就顺势邀请白先勇到苏州来看看。“当时他答应了，但也没进一步的表示。后来跟他做了很多次交流，一再邀请。”直到2002年12月，白先勇来了苏州，也带来了青春版《牡丹亭》的合作意向。如今，青春版《牡丹亭》已经红遍全国，即将上演第200场。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扮演者年轻演员俞玖林和沈丰英也凭此获得了梅花奖。
而后，苏昆又与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合作推出了中日版《牡丹亭》。蔡少华告诉记者，目前，苏昆一年的各种演出已多达500余场。（记者 李坤晟）
（摘自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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