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总也不老”,套用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的开头来形容他,一点不为过。

作家白先勇从不接受采访,“写作的人,用作品说话就可以了。”作为“昆曲义工”,他则不得不以最大的耐心和精力去面对公众,青春版《牡丹亭》演了7年,他向大家讲昆曲的情、美,讲了7年。

但是一提到昆曲,白先勇就兴高采烈,“哎呀,美得不得了”,眼角眉梢及两颊都染着兴奋的酡红。2007年,青春版《牡丹亭》完成了第100场演出。本来说好了演满100场,白先勇就回归书房,继续写作。但是现在马上就要演到200场了,白先勇还在马不停蹄。白先勇感慨,自己是作家,并不是昆曲界的人,怎么就成了旗手呢。“汤显祖应该谢谢我,《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替他还魂。”

一开始人们知道白先勇是因为他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再后来是他的文字,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都为人称道,旅美学人夏志清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于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先勇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谁也没想到,最近十年来,他的名字更多的是和昆曲,一种已经几近消失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谁知道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昆曲反而变成我最重要的部分,这个讲起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不能不相信,一个人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足轻重的一些事情,哪知道会影响你一生的轨迹。”

白先勇的昆曲开始于他9岁那年。那次是梅兰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第一次公演。梅兰芳8年没唱戏,当时的黄牛票卖到一根金条一张。白先勇和家人去美琪大戏院看戏,偏偏那一天演的就是《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那时候我不懂,只知道大家都去看梅兰芳。但是昆曲《皂罗袍》那段音乐,就入脑了。小孩子听音乐,听了他会记得。从此以后我一听到《皂罗袍》就开始沉醉了,我想最原始就是那时候开始。”

后来,白先勇写了短篇小说《游园惊梦》,故事女主人公曾是昆曲名角,嫁做国民党军官的夫人,辗转来到台湾,生活由盛而衰,讲述一群漂泊离散的异乡人,一段忧患重重的大时代。再度结缘已是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那是他39年后首次重返上海,本来都要走了,最后两天,听说上海昆剧团蔡正仁和华文漪主演的最后一场《长生殿》正在上演,“我以为‘文革’完了昆曲没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大戏,看完后,哎呀,震撼,感动。”说到这里,他双手击掌,仿佛又回到了现场。

那天,白先勇就像一个小粉丝一样偷偷溜到后台,兴致一上来,他说要请大家吃饭。那时,上海的饭馆还不多,由于临时起意,全都客满,突然不知道谁提议去“越友餐厅”,“我当时一听,不动声色,他们也不点破。”他说,“那家餐厅在汾阳路150号,就是我们以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时隔39年回来,请客居然就请到自己家里去了,餐厅就是我们从前的小客厅,真是游园惊梦了。”

那晚,白先勇喝了两瓶绍兴酒,如梦似幻,悲喜交集,“说不出来那个感想,感触太多,比戏还像戏。当时就发了一个愿—不能让昆曲衰亡,这么想而已。佛教讲不好乱起因动念,一动了念,这么一发不可收拾,没完没了。”

白先勇也没有想到,自己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可以演到200场,但是他很欣慰,“80%以上都是满场的。”

白先勇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唱昆曲,“哼几句就有点走腔。我问老师,我60几岁,学还来不来得及,他说晚一点了。不过你们都可以学啊。”

白先勇认为昆曲的希望在年轻观众,“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老师傅老了,传不下来,观众也老了。整个昆曲摇摇欲坠,没人看了。”

本来只想在台下当观众的白先勇坐不住了,他觉得昆曲不能亡,如果想继续下去,必须赋予昆曲青春的生命。

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从头开始,“第一是演员训练,我希望通过这个戏来训练青年演员;剧本的编辑工作花了5个月,汤显祖的原文虽然有了,但那是 55折,传奇很松散的,像古代连续剧,50集、100集,这个现在不可能,也不好看了,我们在编的时候只删不改,不去动原著的词句,挪来挪去。最后最重要的是舞美,这次演出用背投,你们之前看的舞美,是不做准的。”

早年的昆曲表演形式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全看老师傅的功夫。白先勇提出昆曲新美学,因为他知道,现在这么大的场地,如果要吸引更年轻的观众,呈现方式必须改变,舞美成了他每次都想尽办法改进的地方。

昆曲又称水磨调,白先勇在做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一点一点的磨,“昆曲是不得了的艺术,你们不能很粗糙的。通通都有讲究,色调、灯光的强度,通通要研究得妥妥帖帖。如果看到舞美哪里不合适全部换掉,一点不行就换。我后面好大一个team,每一环都扣得紧紧的。”

台湾书法家董阳孜的作品一幅上百万台币,白先勇让她写“秋江”两个字,为了达到洒脱的效果,一写就是50幅,展现在舞台的背景上。涉足昆曲不到十年,白先勇已经把自己几十年攒下来的人情支票用个精光。他的很多读者粉丝都是发现他久无作品,才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他的新事业,他就努力把这些读者粉丝变成昆曲爱好者。他是白崇禧的儿子,国民党高官后代的身份,也让他当成了化缘的通行证。

为了让昆曲变得“年轻”,白先勇带青春版《牡丹亭》去高校演出,很多场次票价不足百元,有的时候甚至免费。白先勇自己托钵化缘,倒贴稿费,费尽心力筹钱,成了“昆曲义工”。

在演出之外,白先勇还力图促进昆曲研究,“之前学院和剧团完全脱节。学院搞自己的文本,剧团就在演戏。现在我要把他们拉起来。”在白先勇的努力下,一些高校甚至开办了《昆曲新美学》的课程。

在章诒和看来,昆曲界如今仅剩白先勇弄的几出还可看,“那是因为白先勇的个人魅力,他死了,戏肯定也会死”。

白先勇有时也感到孤独,找不到接班人。他去苏州几十次,还没有去游玩过苏州园林,每天一爬起来就是到剧团磨戏。他希望昆曲经典的20几出剧目能够整理妥当,“我们用高清摄像机拍了《牡丹亭》的演出,马上要变蓝光碟,那个美的不得了。以后有人再研究的话,看到21世纪初《牡丹亭》做成这个标准,那以后你们做一定要超过他。我希望为昆曲设立一个标准,把经典的剧目做完。”

直到现在,白先勇都认为自己并不是昆曲界的人,作家才是他的身份。有人形容白先勇是“背负五千年回忆的重担”,作品极具历史感,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总与家国历史有一定关系。

在写了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之后,人们最期待的长篇就是白先勇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有些很珍贵的照片,我要快点弄出来。”白先勇说,备受关注的“白崇禧传”50万字也完成一大半,写了这么多年,一直写不完,白先勇坦言,很难写,“因为我父亲整个民国史他都牵涉在里头,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内战,全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他到了武汉,参加了武昌起义,北伐时他最后打到山海关,领着北伐军第一个进北平的。”在给父亲写的传记中,白先勇希望能够还原父亲对历史的看法。父亲对自己的影响,白先勇说,到了晚年,越来越感觉到, “真的很大”。

目前,白先勇开始慢慢找回了自己的一些时间,今年上半年,他在美国“闭关”,《白崇禧画传》得以“杀青”,他希望有机会去故宫的“崇禧门”拍一张照片,放到书里。这些年虽然往返北京数十次,但为了昆曲,根本没时间游玩。

白先勇曾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那么他重复的又是什么呢?“我想还是一个情字吧,写来写去,情不光是男女之情,还有家国之情,我想一本书里若是不充满感情就不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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