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白先勇在崇文书城新书《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签售与讲座之后，记者在第二天来到他下榻的宾馆，与白先生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访谈。在这三小时的追述与交流中，白先勇时而在激动兴奋中眼神发光，时而在回忆往事中迷离出神。他自述：“我并没有史学背景，一切从头学起，民国史之复杂、庞大，真是越研究就陷得越深……”
白先勇也同本报记者忆起四年前在武汉大学上演的青春版《牡丹亭》。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跟他说在武大看过牡丹亭，“那影响太大了”。当他听说《长江商报》，兴奋地跟记者讲起当年我们的报道，他还记得那年我们做的16个版《牡丹亭》特刊和那个越洋电话采访，“你们让很多人了解了昆曲”。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上部《父亲与民国》，以白崇禧戎马生涯中的几段重要战争时期为主要内容，其中“抗战”部分，专门述及了“武汉军事会议”。
1938年的武汉军事会议，白崇禧将军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抗日战略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
后来此方针为最高当局采用，成为抗日最高战略原则。
白先勇笑称“我父亲当时是效仿俄法战争中俄国人应付拿破仑的战略，将日军拖到中国广大内地，延长补给，消耗国力，将日本拖垮，粉碎他们速战速决的打算。”
“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次会战日本人极为重视，派来名将冈村宁次担任总司令，从7月打到12月，资料说7月17日父亲在商城岳家祠就职。最终因为日本太强，我们的确不如，只能靠血肉强撑，最后也没能守住。这次会战中国死了不止10万人，但也让日本方面损失了5万人，打掉100多架飞机，炸了不少军舰，这场拉锯战让国军有充裕的时间把资源运到重庆去，也大大地挫败了日本军的士气。”
“本来中国像一盘散沙，与日本打起来后，激发了民族士气。”当时全国沸腾，学生都上街欢庆，在史料记载中有不少相关记录。“自北伐结束后，中国就四分五裂，日本人想学希特勒的闪电战，三个月内拿下中国，结果却低估了中国人。”白先勇说到这里，言语激动，“武汉当时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重镇之一，虽然会战的时间不长，可是世界开始注意到中日抗战的意义。”
白先勇说，“武汉在象征意义上，类似于马德里，世界上很多知识分子都纷纷到武汉报道，比如英国诗人W·H·奥登和他的伙伴，作家伊舍伍德。”
这次中国之行让奥登完成了组诗《战地行》，他在初期把自己定位于“中立的观察者”，后眼见日军暴行与中国人民的苦难，同情心令这位大诗人将日本人称为“敌人”。
二战时，世界上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到武汉报到
白先勇在战争时期度过的童年，耳闻目睹的悲惨景象，影响了他对文学的定义与追求。
“都是看到的，家里以及周围的环境。”虽当时年龄尚小，未以兵士的身份去亲自参与战争，“我没有遭受过饥寒，但看得见人民的疾苦，周围的环境，就像战胜受降时战士的脸一样，毫无喜色，这就是八年抗战导致的，整个国家残破不堪。”
谈到在写作时如何缓解内心的痛苦，这位75岁的老人，言语放缓：“抛开政治都是人性，人有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台北人》写的是从大陆去台湾的那批人，他们离乡背井，这中间有很多的故事。”
《台北人》的开头，引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台北人》，是为纪念父母以及那个忧患重重的年代。
而在问及是否因这悲悯之心的抒发愿望，才诉之于文学写作时，白先勇谈到：“我想我本来就有这种心理倾向，文学还有哲学、宗教，到后来慢慢敬佛，这是有影响的。看看国家的命运，都有哀情。这几十年是幸运的，你们没有经过战乱，我1937年生于忧患。”
作品中的悲悯来源于对苦难的目睹
白先勇此次来汉行程十分紧张，但仍在28日结束签售之后，特别赶往汉口，寻找当时父亲在武汉军事会议时所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的背景建筑。
“我们拿着照片问人，别人说这是中国银行，我就站在这拍了一张照。但现在看起来又觉得不是很像，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看，这到底是哪栋建筑？”两张照片中，除了建筑外墙有相似的纹理外，老照片中的立柱消失不见，而现在的中国银行则在门口多出了两尊石狮子。白先勇急切地想弄清楚，这两栋楼是否是同一栋，但在未能得到确切结果时，又安慰道：“总而言之，是其中一间。”
谈到自己11岁时曾在武汉居住过的那段时间，白先勇又高兴地像重新回到了童年，“我记得当时在武汉住了2个月，是冬天，那年冬天特别冷，据说老鹰都冷得从树上掉下来了。”又提到当时是坐船从南京前往武汉，“当时经过龟山，山不是很高，我还记得以前坐渡轮时曾见到江猪！就是江豚？它们从水面上突然跳出来。后来还去过老黄鹤楼，当时叫‘奥略楼’，这些记忆现在都回来了。”
在武汉尽管只待了几个月，一向重视子女教育的白崇禧将军，也没有放松他们的学习。“当时父亲请了一位部下的妻子教我们英文”，采访过程中，白先勇不时会蹦出几句极正宗的英文，“在我们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靠成绩说话的，为了争取家庭地位，我拼命学习，或许因为这样，父亲对我也特别宽容些吧。”
“我在长江上见到过江猪”
◇记者手记
白先勇，这名字从此不再是一个符号
白先勇对武汉的情感，多是因为父亲。“他的一生，从辛亥革命开始戎马生涯，到最辉煌的落幕，最重要的一些时刻都是在武汉。”那天下午，在酒店他的房间里，三个小时的围炉谈话中，父亲以及武汉仍是停不下的话题。
从武汉保卫战开始，听白先勇讲历史。他的讲述交织着史料与现实，当他开始整理父亲的一生时，才发现有些时刻那么重要。那些历史与他的生活几乎是交融的，看到某些段落，就能回忆起当时生活中曾经的某个场景、某个表情。当年曾随父亲来武汉的他，年纪小，“不知道那时候情势有多严峻”。多年后在看到资料的时候，才想起父亲当年的捶胸顿足的一句“糟了”是因为什么。没学过史学，就这么一点点找回历史，大量的资料照片口述，“越深入越庞杂”。
“原本我以为自己生性浪漫感性，与父亲是两个世界的人”，越了解父亲，他发现自己越像父亲。他的完美主义，他对人的博爱，他的爱才……在华农的讲座上，有同学问白先生，为什么你的作品写的都是边缘人？其实他从未去分过这些，因为“父亲母亲对人从来没有阶级之分”。他关注的只是人，那些时代，家国情怀，战争政治背后，人的欢喜与悲伤，人的命运以及人性之本身，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悲悯情怀”吧。
几年前，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带回了那本《台北人》。那个下午，有几个小时，我与他笔下的那个时代相遇；然而抵不过这两天，当他坐在你面前，讲述那个时代，你常常会恍神，坐在眼前的这个人，是白先勇？那些历史书里的名字，从他嘴巴里讲出来，是一个个场景、表情，一个个生动的人，这是他的人生。他去撞见这些历史时刻，会是怎样的震撼？
那天晚上，他从光谷坐了好久好久的车，到汉口。为了去找父亲当年在武汉的一段足迹，那幢老洋房，他不知道是哪一幢，他拍了照片，仔细去比对，发现不是。他心中仍有遗憾。
他一遍遍重复地讲那些历史，我们一遍遍重复在听那些历史。没有厌倦，无法停止。那天晚上，所有的活动结束之后，因为他一句话，突然哽咽。眼泪止不住的滴下来，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是因那个时代，还是这告别。很久，没有恍过神来。
深夜，从长江大桥上坐车过江。武汉的初夏，风很凉。
4月28日，白先勇专程到汉口，寻访图片中父亲背后的这座老洋房。
白先勇为本报题字。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