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知名作家、央视编导田川的图像文字集。作者寻访了黄河以北的一些民间地方戏剧团，记录下这些草莽艺人的生活状态，涉及瞽书、晋曲、皮影、线偶、梆子、二人转等。这些艺人于草莽间以唱戏为主要职业，他们的身影几乎不可能出现在重要电视频道的时段里，也不太有机会进入大都市的剧院舞台。没有戏评家对他们的艺术活动吹捧帮衬，甚至他 们自己也对自己职业的前景感到困惑。但是，这些在草莽间进行着自己的职业活动的人却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他们也是真心地爱着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湖广会馆的昆曲印象
那是2000年底的一个礼拜六，太阳很毒，我拿着一张票，站在湖广会馆门口等一位老者，我一位浙江籍搞美术的朋友的父亲，一位自视极高、常感怀才不遇、靠嗜酒解忧、在县里中学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老者。儿子把退休的父亲接到北京没几天就惊动了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同志们：老者在外面喝完酒就不认识家，每次都扔给人家一个电话：“找我儿子。”更有一次，在外面遛狗时，不慎连人带狗被警察抓走，原因是都没有“暂住证”，据说狗要发回“原籍”，人呢，要弄到清河拉沙子。
儿子好不容易弄出了人，说，您还是回去吧。老者说，我还没听昆曲呢！于是，这件事和我有了联系。这位朋友知道我那时在北昆拍照片，就求我找一张票。他不知道，一个演员演一场戏补贴才20块钱，我去要票不是明摆着抢钱吗？我不好意思说我和北昆还没熟到那份儿上，就婉转地问这位朋友：“北昆和昆曲不是一回事儿，你老爷子能听得懂？”他说：“没事，他就是要听这个。”他倒是“昆乱不挡”。我只好说“好吧”。
北昆每天在和平门的正乙祠有演出，但都是在京剧的夹缝里走场唱小戏，怕老者听着不过瘾，礼拜六，他们在虎坊桥的湖广会馆有一下午的戏，我便提前去买了一张票。水木中国的老人来了，清瘦，一点看不出是酒鬼，倒很有艺术气质。拿票的时候，很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满心欢喜地进了从顶窗透着两束午后斜阳的场子。我赶紧去后台口。看门的老头儿一把把我拦住，问：“去哪啊？”我说：“进去呀。”“票呢？”我只好提“杨凤一副团长”的名字。老头儿说：“她没来呢，你外面等会儿吧。”我素来知道这老厮的脾气，你越较劲，他越不让你进。我打杨团的手机。她说：“今天我有点事，可能不去了，你找个人带你进去吧，不好意思。”我只好在大太阳地里等着。等了一会儿，看见演员队长海军摇着扇子走过来，这才进了场。
天极热，演员同志们都在偌大的后台找水喝。几个化妆师和道具师仍然是绷着脸，不苟言笑。几个戏工三三两两地坐在四周，扇扇子看着灯下四周忙活的人，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演员们在慢慢腾腾进入状态，脸上的彩上得越浓、古装穿得越多，就越有精神。
演出开始以后，场务负责掀帘儿，从右边上场左边退场，前面武生小戏里跑龙套的下了场，边换鞋边擦汗边唠叨：“累死我老丫挺的了。” 武生下来了，解开衣服，脖子根下一层痱子。两个衙役扮相的换好戏装，径直走到一位扇着扇子打瞌睡的戏工后面，左右来了个“喷气式”。曰：“找找感觉。”前面演《游园惊梦》时，一个演员对海军说：她唱这段可慢了，等着吧。同一出戏的快慢还不一样吗？海军说，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速度，乐队得跟他走。我一想，这跟爵士乐倒差不多。在后台玩了一会儿，混到左台口的乐队边，往台下一看，最多也就20个观众，不像演出，倒像是彩排。我们的老先生坐在正中间，伸长脖子，更像外面院里的鹅，摇头晃脑的，还以掌击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得懂。坐他左边的一对西方老夫妇，男的用一个DV冲着台上瞎录，女的显然对眼前桌子上的油炸花生米更感兴趣。坐他右边的是几个戴着一圈帽檐的日本旅游者，几个年轻些的在上下左右好奇地看这古老的剧场，几个年岁大的早在绵绵的唱腔声中睡得一塌糊涂。这出戏果然是《游园惊梦》。
本来天气就热，台上的演员看见台下这样的观众不知要扫兴多少。这却丝毫打扰不了我们老先生的雅兴，我觉得他在湖广会馆找到一种听堂会的感觉，因为简直就是给他一个人演。
就像濒临灭绝的“上古动物”
实际上，几天前杨凤一副团长就在这里跟我说：“昆曲的问题就是太雅，普通老百姓听不懂。我们还没法下乡普及，因为人家更不明白了。有些词，说实话，我们自己都不太理解。但，它确实美。我们都是半道上由京剧呀、评剧呀，改唱昆曲的，唱了昆曲，你别的就不爱唱了，觉得别的太糙。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我耳朵听着她的话，眼睛却看着她的手势，杨凤一说话时一直打着兰花指，她已经“生活舞台化”了。
那天，杨凤一谈了很多北昆的困境，我听着北昆就像一种濒临灭绝的上古动物，心里也不禁觉得很惋惜起来。回家，找了书一看才知道，昆曲二百年来一直处于一种濒临灭绝的状态，这才放下心，杨凤一老师带给我的辛酸减轻了不少。昆曲本来是产生于贵族士大夫府里的玩意儿，和世俗生活并不挂靠。到乾隆年间，观众已经“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乾隆四十四年，陕西艺人魏长生用秦腔（乱弹）冲了北京的六大京昆班子，昆曲艺人只好跟着乱弹班子混，乾隆五十五年，清政府要给士大夫们面子，用禁演乱弹的办法给昆曲一点“政策保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唱“昆”的唱“乱弹”的两种演员都在班子里混，所谓“昆乱不挡”，最后生出了京剧这么个国粹，再加上日后形成的河北梆子，昆曲还是衰微。高腔的昆曲，我们叫北昆，其实是后来改编的河北高阳话的昆曲。可我到了高阳，人家说，我们听那玩意儿闷得慌，听不懂，还是梆子痛快。看过周传瑛的《昆剧生涯六十年》，就知道，那些老辈的艺人有多惨了。
现在唱戏的这一代人想必进北昆时都是服从分配。那年头一切都听组织安排，分你去哪就去哪。只能怪命运。但，杨凤一老师是个例外，她是作为“替身”进的北昆，是为了方便自己双胞胎的姐姐去她（杨凤一）本该去的团谈恋爱。因此应该说，杨老师是为了别人的爱唱上昆曲的。
我的朋友说，他父亲回家乡后还写信来，称赞那次看北昆的经历难得。北昆的朋友知道了，也许会很高兴吧。但我和他们的缘分还浅，不久也远了。看过他们几次排练后，我在心里总是觉得不满足，开始梦想更乡土更粗野的戏曲艺人，没过多久，就踏上了尘土飞扬的村路。
昆曲评上“非遗”之后
2001年5月18日，一声惊雷传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而且还名列榜首。当时，我就很想给杨凤一老师打个电话，问问她有什么感想。可是一段时间里打开新闻、翻开报纸，到处是她的名字，觉得她真忙，别给她添乱了。
首都各界为庆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在纪念建团四十四周年的活动上，北昆的领导有一个类似决心书的发言，我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组字句：“国家文化部某某某来了，市委宣传部的某某某来了，市文化局的某某某来了，前辈、泰斗某某某来了，87岁的某某某来了，中国剧协的某某某来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某某某来了，中国艺术研究所戏曲所的某某某来了，中国京剧院的某某某来了，市文化局助理巡视员某某某也来了，前驻海牙大法官某某某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
随后的大小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全国六大昆曲院团正在北京汇演。只一年的时间，多年的媳妇好像就熬成了婆儿。
通过一年和各地戏曲艺人的滚爬，我对传统戏曲的认识也和一年以前有了大不同，但想想北昆，仍然是那天湖广会馆里20多个观众的印象。
前两天，出了一部电影叫《游园惊梦》，南方一家很有分量的报纸评论说：美是真美，就是真不考虑观众的承受能力，大段大段的昆曲，实在受不了。我看了一笑，想起杨老师说的：“有些词，说实话，我们自己都不太理解。但，它确实美。”
我自己的心里这时倒有些乱，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待北昆，毕竟它跟我发生过一些短暂的联系，想忘掉它，并不容易，况且最近又有那么多关于昆曲的言论。光明网上有一篇《振兴昆曲应该做什么》的文章，说：“1919年韩世昌到上海演出时，南方内行即称之为‘高腔式昆曲’。就是梅兰芳唱的昆曲，也有人挑剔，如1924年，罗瘿公说过：‘缀玉昆曲纯是皮黄章味，但数年前在剧界提倡之功永不没耳。’实际上‘纯’是一种传承方式，‘变’也是一种传承方式，都需要；追求纯而又纯，会使昆剧的传播及其艺术影响狭隘化。”
要创造出吸引年轻人的新昆曲
记得前一阵常在报纸上看到骂新排的昆曲《牡丹亭》。昆曲，为什么我们救了200年还救不活它？就是因为刚出一个新东西，就有老先生站出来说：“这叫什么东西。这不是糟蹋昆曲嘛。”
最近的某次会议上，一位我一直很尊敬的老先生说：“在财力、人力的投入上还是先抢救先继承。”
我理解老先生的话，是痛心东西丢得太多了，没味了。但他的话同时让我想起来，200年来，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抢救昆曲，这个过程说明昆曲确实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还是说明了它的魅力是给少数人观赏的？我的意思是，昆曲也好、北方昆曲也好，它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原汁原味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好把它当成博物馆艺术。是博物馆艺术就应该抓紧时间“抢救”，但，这一切是万万扯不上“振兴”这个词的。
没有广大的年轻观众的认同，没有创新，哪儿来的振兴？只有为大多数人服务才有振兴。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不是没有努力创新、振兴、普及过，但我们的“创新”为什么总是停留在台上堆满了现代的东西、打着现代的灯光、让演员穿上现代的衣服、唱现代的故事的层次上？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传统艺术的灵魂（当然，也许它的形式就是它的灵魂）与现代艺术、现代生活的真正结合？为什么没有那又简单又能打动我们的东西？我对这一切既困惑又不满意。
好的艺术是应该能够润滑生活、为大众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专家、士大夫们的口癖。昆曲应该从这种怪圈里跳出来了。想想，没有乾隆年间班子里的“昆乱不挡”，哪有今天的京剧？没有生活的艺术，其中只有真空里古人的亡灵。有钱、有人就“继承”、“创新”一起来。没有钱没有人，就怎么能活下去，怎么来。如果创造出吸引年轻人的新昆曲，它原汁原味的东西反而倒可能活了，这是谁也说不好的事。
放眼宇宙万千，一门小小的剧种，实在太轻。“百思量，没个为欢处”，闹得大家心慌。
摘自《草莽艺人》田川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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