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巧合，3月20日，记者敲开江苏省昆剧院著名“昆丑”李鸿良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他大吃一惊：“你不问，我都想不起来今天是我们78级进校36周年纪念日！”无独有偶，他的同门师兄、省演艺集团著名昆曲武生柯军在这天的微信里也下意识地“晒”了一张学生时代的老照片。
正是1978年3月20日，这对后来的师兄弟和来自苏州各地的其他62个十一二岁的懵懂小儿，提着行李来到申家巷46号江苏省戏剧学校报到，成为文革后江苏倾力培养的第一代昆伶。
78级昆班班主任翁以敏对拍照当天记忆犹新：“这是省戏校选拔的第二批到浙江昆剧团学习的学生。当时江苏虽重新成立昆班，但师资力量严重不够，而昆界最权威的‘传字辈’大师几乎全在浙江。我们只好采取送出去的办法，这张照片里就有姚传芗、周传瑛、沈传锟、包传铎、高蔚伯、张娴等老师。当时刚练完功，大家还穿着厚底，李鸿良是‘小花脸’，不穿厚底，所以看上去矮一截。”
“老二们要下乡”
说到学戏，李鸿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当时选拔的盛况，“几乎是在苏州所有适龄儿童里挑，四轮选拔，几万人里挑出几十个，你说是不是拽？”但得意完还是坦诚地来了句：“因为怕下乡！”
现在省昆的著名闺门旦龚隐雷也是同样的理由，“当时家中老二要下乡的呀！”丈夫柯军附和：“我在老家户口本上的名字就叫柯小二。”当时，政策要求一个家庭中老大以下的孩子都得上山下乡，上戏校就成了“老二们”躲避政策的上佳选择：“尤其是一旦考上，十一二岁就是公家人了，每月生活营养费27块5毛，外加36斤口粮。”李鸿良很得意。
不小心将一群昆人尘封的记忆凿了个大口子，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青葱岁月，给出的答案基本是两个字：“幸福。”这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因为之前柯军对自己的学艺生涯满脑子就一个字：“苦！”龚隐雷这次率先唱了反调：“我觉得甜。”甜在哪里？“我们发白糖啊。每学期我都能积攒四五斤白糖，用黄纸袋子包着，学期结束带回家，父母特别高兴。当时白糖可是要凭票买的！”白糖是给练功的学生们补充能量的。“下午练完功就等着吃点心，虽然不过是馒头之类，但如果泡一碗白糖水，或者把糖裹进馒头吃，真的很幸福啊。”
翁以敏回忆78级，“都是小孩子，有的还尿床，早晨起来不好意思，就拿被子捂住床单，几天下来臭哄哄的，我们就得一床一床掀被子。拔尖的孩子轮流送到浙昆‘传字辈’老师那里，两个月能学4出戏，在学校一学期才学一折戏。后来又请这些老师们来南京教。50年代，昆剧《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就是‘传字辈’老师们的功劳。如果没有这些大师，昆曲早就只存在于历史书中了。78级是得到‘传字辈’真传的。可惜这张老照片里的老师，现在除了我，都不在了。”翁以敏仔细辨认着老照片，有些感伤。“因为昆曲没市场，戏校基本是20年才招一届学生，现在的98级，就没这么好的老师教了。”
“大多做过‘残疾人’”
如今已是省昆小生组顶梁柱的钱振荣，依然清晰记得每次放假结束都不想回校的心情：“练功还是太苦了。我虽然工小生，也要文武兼备，断过两次锁骨！那时候，同学中很多人都做过‘残疾人’，要么韧带断了，要么大筋断了，很平常的。”说起自己4个月里两次同一部位“残疾”，钱振荣恍如昨日：“毯子功里有个动作叫抢背。我之前一直在外演出，练功就荒了，回来后练抢背，刚翻过去就听‘嘎嘣’一声，锁骨就鼓起来了。老师说赶快去医院，一查果然断了。锁骨很难固定，整个人五花大绑一样的回来了。两三个月后好了又练功，‘嘎嘣’又断了。再后来没老师敢逼我练抢背，所以直到现在，这招我都不灵光。”
“残疾人”也曾是同学嬉笑柯军的词。出生于梨园世家的师弟赵荣家同是武生行，对师兄柯军的“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刚进戏校，师兄13我11，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他腿脚特别僵硬，练功特别费劲，我们常常笑他是个‘残疾人’。但这‘残疾人’真的异于常人。头两年练功，撕胯搬腿那个疼啊，每天练功房都是一片鬼哭狼嚎，但他能忍，涨红着脸，咬紧牙关，眼泪吧嗒吧嗒掉，却很少叫出声。后来强度越来越大，有一天大家去卫生间，看见小便池里一片酱红，才知道他尿血了，这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于练靠把，手掌磨破那都不是事。绳子勒在身上，皮肤从红到紫到破，再到勒出黑印，几年都不褪，像刻上去似的。为了唱戏，他把扁桃体都割了。”这一段故事，柯军自己都忘了，被师弟提起来，倒把当年的恐惧想起来了：“先天条件不好，只有去割扁桃腺一条路啊。是在空军医院，割了一半居然停电了，嘴巴只能张着，疼得不行，心里哇哇大叫，我怎么这么苦啊！”就因为这股子狠劲，“老师们都喜欢他。张金龙老师特别为他排一出《伐子都》。这戏对演员要求特别高，最后高潮部分有很多高难度动作，一般人不敢演！一天上百次的摔打啊，几个月下来，我们一起练的都逃课了，只有他一个人撑了下来。厚底穿烂了几双，脚磨出血化了脓，他挤掉继续练。后来这出戏获了大奖。”
待说到自己，“科里红”的赵荣家直说自己“皮得慌”不上进：“我年纪小些，老师新开一个技巧——飞脚过桌子，师兄们都过了，我人小爆发力弱，蹬不起来，每次腿都撞桌边上，就哭，就挨打，一堂课下来皮开肉绽，第二天继续上。不过，练到最后，我的飞脚在学校可是一级棒，一个飞脚能过三张桌子，三个飞脚可以上三张节节高，再从上面翻下来。虽然经常摔得鼻青脸肿，却不曾伤筋动骨。其他人倒霉的就太多了，练抢背的断锁骨，练倒叉虎的磕到脸、鼻子、下巴、嘴唇、牙齿，翻跟斗翻到镜子里，玻璃扎进肉……”赵荣家刻骨铭心的“残疾”是刚出科时大筋断了，接不上，最后从大腿上割片筋下来缠在脚筋上，这一伤养了10年！“最好的10年啊！一耽误，功夫再也赶不上了。”赵荣家一声叹息：“我们这行实在是‘伤不起’！”
柯军很冷静：“老师说：要想人前显粹，必在人后受罪。舞台上只有一束光，你想要这束光就必须超过别人。吃苦吃苦，贵在吃，吃得下去的苦就不叫苦。”
“要向女排学习！”
“要向女排学习！”这句话是张金龙老师对戏校领导说的。当是时，郎平、孙晋芳领衔的中国女排如日中天，女排精神几乎成了全国上下最大的正能量。张金龙这句话看似表决心，其实后面还有半句：“但你们知道女排吃什么吗？”原来他这是在为自己的爱徒争取“排骨和鸡蛋的经费”。在漫长的7年科班里，老师对学生，“既有‘法西斯’般的训练，又有父亲般的关怀”。正因为张老师努力争取，柯军尿血后开始享受让人人羡慕的“小灶”：每天三毛钱炖排骨吃。此外，张老师还为弟子们争取到每天加一个鸡蛋，每月一斤白糖。
张金龙和王正来是78级同学印象最深刻的两位老师，因为严厉。
王正来是唱念老师，教学水平当时在全国都出名。龚隐雷对王老师的教诲印象最深的是“入声字”：“他上课经常用很好的比喻，比如教我们唱入声字：腔要断掉，但又不能断得生硬，要像橡皮榔头，既干脆又要有弹性。这话我现在也讲给我的学生听。”王正来对学生非常严苛：“他上大课时经常闭着眼，你以为他睡着了，但哪个角落哪个人唱错了他都能揪出来。”
著名昆笛师迟凌云也是78级昆班乐队学员，一次在家翻阅老照片，一只发黄的信封夹杂其中，打开一看，是假期王正来老师寄来的信函。王老师经常在学生遇到人生难题时写信给他们：“一个正直的人，总是困难的……搞事业，或者讲历史的前进，都是靠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正直无私的人，这些人，即鲁迅所谓的‘中国的脊梁’。”
相对于王老师的严苛，张金龙，这个从京剧演员转行的老师在学生看来简直就是大魔头。“大冬天练早功，大家都穿着棉大衣。张老师说，棉衣脱掉。同学们说，冷啊。张老师说，那就穿着练，不许脱。结果大家好多天穿着军大衣踢腿飞脚跑圆场，活活累死。不仅如此，他还打！稍有懈怠皮条就扫到身上。练习强度大得惊人，一天的早功赶上现在学生一个半月的量。”虽然教得狠，但他对徒弟营养不良疼在心里。演《伐子都》时，张金龙每天给柯军清蒸一只小公鸡，“想到有排骨和小公鸡吃，心里那个高兴啊！”每到这时，柯军就觉得恩师的皮鞭“不值一提”了。
王斌回忆起自己的老师周传瑛，整个人都温柔起来：“真是位谦和的老人。我们到浙江跟‘传字辈’老师学习，是免费的。周老师同时带江浙两地的孩子，对我们却更用心，说‘你们是客人嘛’。他还说，国家让我们这些过去的叫花子、测字先生成了老师，不教好学生怎么对得起国家。
叶剑英、谭震林等中央首长来南京，昆班的孩子们跟着老师一起去：“既能观摩老师的演出，又能吃到巧克力和糕点。回来睡不着——巧克力吃撑了。”王斌想想都乐。李鸿良的记忆更深刻些，因为他“出了洋相”：“我给叶帅演《双下山》，没有舞台，只在大厅铺上红地毯，我脚上穿着‘朝方’，演出一半下场，因为太兴奋，走出地毯没留神地板很滑，‘哧溜’一下滑出去三四米，叶帅哈哈大笑，演完叶帅接见我说：‘快快长大，长大了到北京演好不好？’”
尾 声
1985年1月3日，61个当年的懵懂小儿，齐刷刷、水灵灵，一身功夫、意气风发，来到朝天宫4号江苏省昆剧院报到，却发现眼前这幢“江南府学”竟是一片荒芜破败。7年坐科，吃尽辛苦，出科当日，昆曲却是“天凉好个秋”。这之后漫长的15年里，他们开服装店、开礼仪公司、刻字、做舞美、改化妆……就是没戏演，“一年你能跑几个龙套就了不得啦。出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昆曲演员。”
所幸新的世纪一来，昆曲又慢慢婀娜起来，当年的78级如今还剩一二十人坚守在舞台上，延续着江苏昆曲的命脉。李鸿良说：毕业后为了生计“出走”过几年，有了点钱，但生命却没了价值感，后来回头，才确定自己的价值还是在昆曲舞台。一直没有“背叛”昆曲的王斌说：我经常说自己得了“昆癌”。同学们毕业了，我还继续学了两年昆曲导演。它冷我在这儿，如今它热了，我还在这儿，昆曲就是我的世界。柯军说：上学时，大多数人对昆曲没认识没感情。你想想，疼死了还有感情？苦死了还喜欢？穷死了还爱？但疼过苦过穷过如果再放弃，是不是白疼白苦白穷了？如果说我们一开始是上了船随波而行，后来就是慢慢认识细细爱，以致现在“揉碎自己，成就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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