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1898-1975)漫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原名丰润,又名丰仁。浙江崇德(现属桐乡)人。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音乐、绘画。1921年东渡日本,学西洋画。回国后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任教。1925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漫画。192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193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以漫画著名艺坛。并写作了以中小学生和一般音乐爱好者为对象的音乐读物32种。文笔浅显生动,起了普及西洋音乐知识的启蒙作用。50年代还从事介绍苏联的音乐教育、音乐情况及翻译歌曲。抗战爆发后,举家内迁,在任教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文化活动。抗战后返沪杭,居家从事创作和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定居上海,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主要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续笔》等。漫画有《子恺漫画全集》。译著有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俄国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等。出版有《丰子恺文集》。
丰子恺先生笔下的世间百态、饱含着真、善、美的人间情味。他的画作以诗入画,以画寓诗,令无数观者流连往复、眷恋生情,堪称是净化心灵的一剂良方。此作即为常画的题材之一,画面粮垛高垒,三五农人殷勤劳作。一头健硕的牛儿闲闲信步其间,是中国农村触目皆是的生活场景。画家以最简约、直接的方式将其脱化而出,画中题诗则成为化腐朽为神奇的点睛之笔,吐露出和平安定物阜年丰的美好向往。
丰子恺《年丰牛亦乐》
银座美术馆藏品
叶浅予与丰子恺早年是以漫画抨击时政的“战友”,他们各自以手中的妙笔,描绘出社会的种种弊端,对腐朽的国民政府进行讨伐。丰子恺在艺术上的见识、修养、感悟、对叶浅予有着深切的影响,二人交情甚笃、过从不断。此图款署己丑新秋,正值全国解放之期,兵消戈止、宇内升平,丰子恺以无比愉悦的心情绘成此作馈赠好友,画中三五好友盘聚于湖光山色之间,相对品茗,流露出画家平和质朴,信笔直抒的审美特质,题诗切中时事,与画境妙合无间,别具深意。
丰子恺《天涯静处无征战》
银座美术馆藏品
人们可能认为我父亲是个京剧迷。我父亲确实喜欢京剧,但不是京剧迷。京剧迷其实是我。
父亲早年从不看京剧(当时称为平剧)。20世纪20年代时,偶然看过一次梅兰芳,对他的评价并不怎么样。1933年,父亲买了一架唱机,只是由于买不起昂贵的西乐唱片,才选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但渐渐地听出了滋味,一而再、再而三地又买了不少。故居缘缘堂中百余张唱片,很多是梅兰芳唱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唱片与缘缘堂同归于尽。我们全家辗转来到重庆,在沙坪坝有了自己简陋的住屋后,家里又买了一架唱机。在当时的重庆,是买不到新唱片的。我们就到旧货商店(当时称为“拍卖行”)去淘旧唱片。由于在故居缘缘堂听惯了父亲买的梅兰芳唱片,我和大姐丰陈宝,也包括其他的哥哥姐姐,都或多或少地对京剧唱腔有了兴趣。所以淘唱片时主要以京剧为主,尤其是梅兰芳的京剧。那时候,卖旧唱片不让你挑选,一捆一捆地扎起来,要买就一起买。我们只好选京剧多的唱片买回家。家里霎时热闹起来。
1943年,我15岁时,刚进重庆沙坪坝嘉陵江对岸盘溪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初生牛犊不畏虎,我竟然踏上了学校的舞台,演起京剧来。记得最初演的是《王宝钏》。唱腔完全是从唱片上学来的。(旧唱片中王玉蓉唱的王宝钏。)我父亲不顾路远,从“中渡口”下坡,摆渡过江,拾级而上,再走好几里路,去看我的演出。晚上无法回家,就在艺专学生宿舍里将就睡一夜。
我和大姐光是从唱片上听听、在家里唱唱,还不过瘾,想去重庆看戏。沙坪坝离重庆很远,交通不便,看完戏必须宿在重庆。可我们上哪儿去找住宿的地方呢?旅馆是住不起的。父亲千方百计为我们想办法。在爱看他漫画的读者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军人,说是在重庆有房子,欢迎我们去住。不过他说因为房子小,只能安排我们睡在地上(父亲自己可以住在开明书店)。怕什么!只要有戏看,睡哪儿都行。我们就在他家地上睡了一夜。有一位女眷接待我们。事后才知道,这地方原来是他小老婆的住所。为了满足我们两个戏迷看戏的欲望,父亲真是煞费苦心啊!
在我随父亲去重庆以东的涪陵(他去开个人画展)时,由于那里有一个剧院,天天演出京剧,我就天天要父亲带我去看。记得有一次看了全本《玉堂春》后才没几天,又重演这个戏,但改头换面把剧名写成《苏娘艳史》。我其实知道这就是《玉堂春》(因为《玉堂春》的女主角叫苏三),但我还想看一遍,便对父亲说了个谎,说这是另一个戏。父亲上了当,真的陪我去看。戏一开场,谎言戳穿了。父亲朝我笑笑,说:“啊呀,看过了!”我也装傻,说:“我不知道呀!”就这么混过去了。父亲倒也没怪我,还看得津津有味。
涪陵虽然是个小城市,那时候有幸请来了日后成为著名演员的李蔷华、李薇华姊妹俩。李薇华那时还小,只演像崇公道那样的配角;李蔷华则正当花季,扮相好,身段好,嗓子好。我看得入了迷;父亲显然也被感染了。有一晚看完戏回来,信手拿起笔墨,凭记忆画了一幅《李蔷华登场》。这幅画一直保存着,后来父亲送给他的弟子胡治均,也一直保留了下来。
我每天看李氏姐妹的戏还不够,得寸进尺还想见见她们本人。我把这愿望对父亲说了,那时为父亲筹备画展帮过忙的一位先生正在旁边。
“那很方便,叫她们过来就是!”
当时演员不像现在这样受人尊重,往往被称为“戏子”,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随便叫她们来。父亲在涪陵开画展,深受当地官员爱戴,所以那位先生说这样的话。父亲大不以为然。人是平等的,演员给大众带来美好的艺术,更应该受人尊重。
“不!请你打听一下地址,我们自己去访问。”父亲决断地说。就这样,我们竟然出现在李氏姐妹的家里了。我高兴得心怦怦地跳。先是姐姐出来,我正看入了迷,妹妹也过来了。她从姐姐身后把双手插入姐姐腋下,抱住姐姐的腰,摇啊摇的,好天真啊!过了几天,我们在菜场上碰到她们的妈妈,正在买鸡蛋。
“唱戏要吃生鸡蛋,嗓子才会好!”她向我们解释。
生鸡蛋多难吃啊!我很同情她们。为了把美好的艺术献给大众,她们不仅天天要练唱练功,还要吃这个玩意儿!
回家后,涪陵的事成了我长期的话题,跟我大姐更是滔滔不绝。
在我们那简陋的“沙坪小屋”里,有一回传来了梅兰芳对日本人蓄须拒演的消息,上海的友人还给父亲寄来一张蓄须的照片印刷品。父亲大受感动,把这照片贴在墙上,一直保留到抗战胜利。他佩服梅兰芳坚贞不屈,常常对我们子女赞佩他的人格。我们也很想拜见一下这位伶界大王,至少看看他的演出。可是,在抗战时期,那只是痴心妄想!
抗战胜利了!我们欢欣鼓舞地回到江南。父亲竟两次访问了梅兰芳。第一次是在1947年。由摄影家郎静山陪同。访问后,他写下了《访梅兰芳》一文,登载在1947年6月6-9日的《申报*自由谈》上。
他在那篇文章里说:“我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以梅兰芳为第一次。(吟注:父亲忘记访问李蔷华的事了。)……我的访梅兰芳是宗教心所驱。”
1948年的第二次访问,则是“带了艺术的心情”而去的。第一次我没能同去,就不断地在父亲面前嘀咕。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和大姐两个戏迷有幸同往,还跟进了我那酷爱京剧的二姐夫,我们各自留下了一张与梅兰芳合影的照片。父亲送了梅兰芳一把亲自书画的扇子。
那时候我们住在今福州路上的“振华旅馆”。旅馆的服务员登记父亲的名字时显然并不认识他,但在梅兰芳到旅馆来回访一次(我们偏偏不在)留下名片后,服务员们才知这个丰子恺是有“来头”的,便纷纷去买纪念册来请父亲题字。
父亲对京剧有此特殊爱好,有一层深刻的原因。他在《再访梅兰芳》一文中说:“对于平剧的象征的表现,我很赞善,为的是与我的漫画的省略的笔法相似之故。我画人像,脸孔上大都只画一只嘴巴,而不画眉目。或竟连嘴巴都不画,相貌全让看者自己想象出来。……这与平剧的表现相似:开门,骑马,摇船,都没有真的门,马,与船,全让观者自己想象出来。想象出来的门,马,与船,比实际的美丽得多。倘有实际的背景,反而不讨好了。好比我有时偶把眉目口鼻一一画出;相貌确定了,往往觉得不过如此,一览无余,反比不画而任人自由想象的笨拙得多。”这番高论值得深思。
1961年梅兰芳逝世的消息传来,仿佛晴天一个霹雳。父亲在《威武不能屈》一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四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父亲认为,梅兰芳的去世,“使艺术界缺少了一位大师,祖国丧失了一个瑰宝,可胜悼哉!然而‘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梅先生的威武不能屈的英雄精神,长留青史,永铭人心。春秋代序,草木可以凋零,但此‘美人’永远不会迟暮。梅兰芳不朽!”丰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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