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长荣漫谈京剧艺术

演讲人:尚长荣

简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之子。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京剧的起源

我毕生钟爱和从事的事业——京剧艺术，其诞生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1790年，江南安徽戏班应诏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从此便在北京、天津安顿下来，再经十几年的演变，成为一个由徽剧、汉剧、昆曲、秦腔、京腔和民间曲艺等综合而成的崭新剧种。它的演唱以“西皮二黄”为主，字正腔圆；它的音乐旋律变化多姿，悦耳动听；它的身段具有强烈的舞蹈感，节奏鲜明。当时人们根据这一新兴剧种的唱腔，直呼其名曰“西皮二黄”，或曰“皮黄戏”。

“西皮二黄”第一次进入上海，是在1867年，当时引得全城轰动，市民争相观剧，一睹为快。据《南北梨园略史》(姚民哀著)记载，“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在我的想象中，这幕景象并不亚于前不久美国立体影片《阿凡达》在上海引起的观影热潮。另有一则新编竹枝词，也可为证——

自有京班百不如，昆班杂剧概删除。

意思是京剧自来上海以后便风靡全城，其他表演艺术望尘莫及，本地原有的昆曲、地方戏演出乏人问津，门庭冷落。京剧大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音乐唱词比昆曲更易懂，做工身段比地方戏更好看。

前几年京剧成了上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为什么北京的京剧会成为上海的申遗项目，因为“京剧”这一称谓，也是来自上海。1876年，《申报》正式刊出“京剧”之名，意思是来自北京的戏剧剧种。从此，这一称谓取代了“西皮二黄”、“皮黄戏”而一直沿用至今。而后经过很多艺术大师的努力，以至19世纪末叶，京剧达到了初步的巅峰，到了20世纪初40、50年代达到新的巅峰。大家都知道清末时有位叫潘月樵的京剧艺术家，是革命党，而后还有王瑶卿、杨小楼，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艺术家的努力使得京剧艺术在19世纪末叶，以至到20世纪初一二十年代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实际上京剧的年龄并不古老，无法跟八百年、六百年的昆曲、福建梨园戏、上党梆子等剧种相比，但是京剧有一个优点，它能够集合各剧种优点，使之融会贯通，它以其节奏明快、旋律顺畅，几乎风靡全国。

京剧的艺术魅力

我自己出生在京剧艺术家庭，我父亲是尚小云，我大哥习武生，二哥习旦角，我学了花脸，所以我从小就能感受到戏曲艺术的旋律和魅力，可以说是耳濡目染。京剧艺术和其他兄弟剧种一样，分行当，分四功五法，唱念做打，行当是生旦净末丑，现在是四个行当，生旦净丑，末属于生行，就将末归到生行。从行当来说，有一句老话儿，叫千旦百生，一净难求。就是说从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出现人才来说，生行如果能培养出三位数的人才，到了我们花脸也就只是一位数的人才，花脸这个行当比较难。我常说前辈艺术先贤把古代诸多不同的人物划分行当，这是非常科学，也是非常先进的，我经常拿现代人做比较，比如说华罗庚先生如果划分行当应属什么行？那一定是正生；那么彭德怀元帅、朱德元帅，一定是我们大花脸；旦角——端庄的少女，我们的教师、教授、研究家一定是青衣，活泼的少女当然是花旦，体育健将们肯定是刀马旦或武旦；幽默的喜剧演员肯定是属于丑行，丑行并不丑，蒋干先生墨水很多。所以我们先贤把众生相列为四个行当真是了不起，我们现在不应把行当、程式、生旦净丑认为是陈规旧历，束缚想象力的东西，其实不然，行当的划分是非常之科学的。

我很喜欢看电视剧、电影，电视剧、电影里的《三国演义》各有千秋，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色彩没有京剧舞台上的《三国演义》色彩斑斓，诸葛亮正生，张飞花脸、黑胡子、圆眼睛，关羽美髯公、红脸，曹操白脸，还有黄盖、庞统、丑行的蒋干，这个群英会的色彩，舞台上的美学，充分展示了古代戏曲家们的构思是多么了不起！如果说现在戏曲舞台上的群英会完全采取电视剧里的一个扮相，那未免单调了些，戏曲舞台古典美的每一次展现都是我们民族美学的一次精湛的展现，戏曲舞台的色彩斑斓绝非艺术创作中的累赘，更不是需要改掉的。

再说四功，唱念做打，唱，为四功之首；念——“千斤话白四两唱”，那唱和念的地位不是矛盾了吗？不是的。念——说话，比唱更难，因为唱都有固定的旋律，而且有过门，有乐队的配合，念则没有伴奏。要用念的声音塑造人物，抒发人物的喜、怒、哀、乐、惊、恐、悲的各种感情，传递到观众的耳朵里，打动观众的心灵，这是非常难的。京剧行当里常说，你早上起来喊嗓子了吗？也是要练念。所以作为花脸我们很吃亏，生行里的杨子荣、李玉和、吕布，我们花脸比不了，赵云、黄天霸那就是现在电影的“007”，旦角画得那么清秀靓丽，一哭一笑观众都会受到极大的感动，赢得观众的掌声和同情的泪水，唯独花脸必须往脸上涂红、黄、蓝、白、黑，要画各种图案。就拿花脸中的包青天这个形象来说，整个一个黑脸，只画一个愁眉，因为包老爷总是发愁还有那么多的案子没有破解，还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没有肃贪，人们期望他日断阳，夜断阴。在他的脑袋上画一个月牙，一道白，这个形象我们叫它“无双谱”，就是说没有第二个脸谱可以重复它的。因为这个脸谱受到亿万观众人民的重托，人民希望他铁面无私、断案公平、刚正不阿。这个扮相好看，黑帽子、黑胡子、黑蟒袍，全是黑色的，但是只有眼珠眼白能动弹，这对演员的表演可就难了，因为脸上的表情是看不到的，我们花脸这个行当的表演就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花脸这个行当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古今中外很多角色我们都能演，老的少的，有胡子的没胡子的，黑胡子、紫胡子、白胡子、红胡子的都能演，窦尔敦红胡子、蓝脸，色彩反差很漂亮，廉颇老将军粉色的老脸，忠勇，长长的白胡子，让人觉得可亲可敬；西楚霸王也是无双谱，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面部表情比较难，怎么办？就要通过你的声音，通过你的形体动作，通过你的服饰来传递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比如帽子，戴的盔头虽然很重，而且摇起来有响声，这一个响声不是为了单纯获取观众的掌声，珠子颤动的声音是为了表现人物内心的震颤；水袖不是乱甩，是为表达思想情绪，有的是搅海

翻江，有的是轻轻一掸，遇到不高兴时不屑一顾，水袖是能说话的，珠子是能传递感情的，这么厚的靴子是能表达各种步伐、各种情绪的工具。

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时，那时候我很小，当时苏联专家批评中国戏曲太落后、不唯物主义、不实际:穿那么厚的靴子能上路吗？能骑马吗？那么长的胡子怎么喝水啊？还要把胡子撩起来！那么长的袖子在生活当中习惯吗？拿起兵刃来还要耍，那马的马头不早就被大刀割下来了吗？那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评论或者说善意的批评，心里气得鼓鼓的，却没有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诠释我们民族戏曲艺术的程式和技巧，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回敬一句，这是我们中国戏曲、中华民族艺术特殊的一种写意的、虚实结合的、高度美学的舞蹈展现。比如打退敌人之后为什么还要来一个亮相？人家问你这个亮相是跟谁亮相呢？毛主席有一句诗词，叫“宜将剩勇追穷寇”，来表达我们古代战士英武不屈和战败敌人之后的心情，所以即便我们传统戏曲的积淀深，底子厚，我们还需要不断地研究，用最准确的文字语言来诠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珍贵的艺术遗产。

现在有人批评传统戏太老了，上场诗、下场对，太繁琐了。我觉得新创剧目未必遵从上场诗，下场对的形式，因为我们是要适应现在观众的审美需求，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我们步入了一个快捷的信息社会，不可能把19世纪的生活节奏搬到现在的舞台上来，但是也不能粗暴地把传统精湛优秀的演唱艺术完全变为大白话，比如有人反对“上韵”，怕观众听不懂。帕瓦罗蒂的演唱我们都爱听，可他唱什么词我都不知道，但是他唱《我的太阳》到HighC的时候我就觉得浑身都跟着激动，因为它充满了阳光，让你觉得生命就是太阳！我觉得对于传统艺术，我们应该是要用最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感悟和传承。传统戏中曹操念大引子的难度很大，尤其对花脸要求很高，不但声音要好听，而且要有韵，我们唱和念不外乎三个字，声、韵、情，还要看你如何运用，有的是以声带情，有的是先出情、再运声，比如曹操于长坂坡追杀刘关张正在得意的时候，曹操这样表达他的心态:“普天蕴日建功勋，四海扬德政，独立扶乾坤，运兵机，全剿灭征。”这段大引子“吟诵”就要用声、韵、情必须把人物的心态、志向全部表现出来。

“做”和“打”，“做”包括形体，我们戏曲演员要求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站，我们讲站一定要收腹、立腰、沉肩、挺胸、收臀。实际上你的形就是你的人物和心态。现在还有一个不确切的说法要取消程式，说戏曲程式束缚人，你就随随便便走吧，可是包公、廉颇、项羽的那种气势，你能随随便便走出来吗？我记得我看芭蕾舞《吉赛尔》时，王子和他的恋人缠绵至极，最后必须要分开的时候，他们完全用肢体语言来表现，没有一句言语，但却看得你掉眼泪！所以，在理念上，我们戏曲演员和戏曲教育家仍然要重视，不单要保护、守护精湛的民族传统艺术技巧，而且要强化，强化不是僵化，强化是要注入新的展现力和生命力，这样观众才能得到最满足的享受。比如捋胡子这个动作，为什么包公捋胡子时要把手绕到胡子前面，因为包公穿的是宽袍大袖；为什么要起霸？为什么腿抬起来后还要片一个“月亮门”，那是因为在古代的冷兵器时代，铠甲很重，这是古人把大将在演兵、练兵、发兵之前的动作艺术化，抖袖、整冠这都是先贤根据生活当中的动作将之舞蹈化了，这些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军人整理军容。所以说，我们民族戏曲的技巧程式是一门学问，就看你能不能激活它，用活它，给予它新的生命力！我这是谈了一些京剧的行当问题和京剧艺术的魅力，下面我想再谈一点我自己的从艺历程和人生体悟。

成大才要自律

我第一次上台演出是在我5岁的时候，而5岁之后我就上学了。我父亲尚小云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创办了荣春社科班，培养戏曲人才，我大哥、二哥都是这个科班的学生，但是没有让我学戏，因为我父亲深知在旧中国以演艺谋生之不易，于是他让我背起了书包。1950年时，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学习执行了党的文艺政策，戏曲艺人受到党和政府的爱护、重视，那时候戏曲艺人真是有翻身之感。我虽然小，但是我知道，在旧社会唱戏是低人几等的。我自己是经历者，也是见证人。所以1950年时我父亲说，你还是学唱戏吧，唱什么呢？唱花脸！唱花脸难，要往脸上抹油黑。从1950年开始学戏到2011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当中，我自己有不少的体会。我说我这个人赶上了好时期，不仅赶上了建国后我们党和政府对文艺的厚爱，还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是个幸运者。大家都知道，余叔岩也好，杨小楼也好，特别是金少山刚刚50岁就去世了……1949年初，党和政府举办文艺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舞台上要删除丑恶、低俗、黄色、恐怖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改！应该净化舞台，提高民族戏曲的品格，比如说那时候舞台上有很多东西真是很吓人，孙悟空闹地府，本应该是很有趣的一出戏，但是非要出现黑白“吊客”鬼的样子，扮相很吓人，演员一出来小孩子都吓哭了。现在对于建国初的戏改，有人说太左了，我认为当时的改制、改戏、改人是应该改的，有些戏被禁演了，似乎是过了一点，但是，不能全盘否定当时的“改”，这是我的体会。

应该说京剧艺术的巅峰是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这些前辈们都健在，李少春、裘盛戎、高盛麟、袁世海、张君秋这些艺术家都还很年轻，张君秋那时候才30岁，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京剧院团不仅数量多，名家多，剧目丰富，在那样一个火热的时代，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想的就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决不能蜗居在京城的一个金窝里。1959年，我调到了陕西京剧院工作，当时物质条件虽差，但是精神生活丰富，报国之志强烈。1961年，10个月的时间，能演150场重头戏，这是多么好的一个舞台实践机会！就在“又红又专”、大干一番的时候，“文革”十年浩劫来了，我被赶下了舞台，右臂上戴着写着“狗崽子”的白臂箍，参加“牛鬼蛇神”劳动队。十年，这三千六百多天，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酸甜苦辣，什么是世态炎凉，什么是冷暖人生……等到“文革”结束，大快人心、乌云散去的时候，我已经是奔40岁的人了……

迎来了春天，挣开了枷锁，可以张开双臂高歌唱戏了，但嗓子完了！也许是心境的忧郁，也可能是平时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纵情高唱，到了能唱戏而自己唱不成戏的时候——痛苦——焦急，但我不气馁，横下一条心，只当是第二次变声，我就天天骑着自行车去郊区，面对皓月、风雪喊嗓子。

苍天有眼，像病好如抽丝一样，慢慢地嗓子恢复了……

又一个十年，我同陕西京剧院恢复传统戏，创排新编剧，探索现代戏，争当一名“有出息”的，合格的戏曲演员。

当1983年，我作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投下选举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神圣一票之后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人权，什么是让人信赖的人民演员……难抑的热泪，夺眶而出……

我常说不待扬鞭自奋蹄，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感觉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无限光明、无限生机和无限温暖。然而我们没有忘记过去，我觉得在当前，我们戏曲工作者面临的是大好时机，挑战当中有甜还有苦。现在的院团改制都会触及到不同人的切身利益，但是我们的院团以前学习的都是苏联模式，现在看来，计划经济模式的院团恐怕不适应现在的国情和市场经济了。现在，国家扶植的院团，省区扶植院团今后的追求恐怕要在一个字上下功夫:“精”——要精兵、精致、精彩！现在演戏要忌讳“懈怠”、“放水”，虽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戏曲演员可爱，但他必须用真声唱和念，武戏演员必须要真翻、真打，来不得半点“假冒伪劣”。这才是我们戏曲演员职业道德最重要的一点。同时，要提高我们队伍自身的素质，不但是队伍素质，更重要的是我们戏曲人的素养。对戏曲演员来说，舞台自身的技艺并不是那么难，只要刻苦，勤奋，努力就能达到，而作为有才华的演员，不仅要成才，而且要成大才。我最近也在拜读季羡林先生的几本书，我把他的名言记在我的本子上警戒自己，其中他有一段话说，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我这样的一个平凡人，有了点名，当然高兴，是人之常情，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出名去钻营。季老他辞掉了三顶桂冠: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界泰斗，三辞国宝。这让我汗颜和惭愧，我在检讨自己，人家说我一句我是国宝，我心里难道不高兴吗？我就拿季公这几句话去对比。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戏曲形式、院团形式，坦率地讲不能说不好，但不要太急，急于求成就会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就会栽跟头。

我在演京剧《廉吏于成龙》时有这样的体会，与其说创作于成龙，演于成龙，不如说每演一次于成龙都是对我们戏曲演员，或者说对我自己的心灵的净化。有个网友看完了《廉吏于成龙》这出戏之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无病休嫌瘦，奉公莫怨平，知足无烦恼，布衣乐终生。”他是看到这四句话后记了下来，他说每看到这四句他都热泪涌出。确实，在夜间我背诵《廉吏于成龙》的台词时，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直到现在，只要一背这个戏我就会哭，这个哭不是悲伤，不是感慨，我是为我们中国古代有这样情操的中国人感到自豪！我们古代先贤了不起，中华民族最正义的道德观在于自律，自强，自重。我觉得唱戏不仅给观众艺术享受，给观众一种启迪，也是给自身的一种教育。汉代张衡有这样几句话: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我一直拿它告诫自己，不要随着社会的富足，不要随着个人生活的富足而忘本。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四句话当作座右铭，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党和人民把继承、弘扬、推动和发展传统艺术的重担都交给我们，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重托呢？我觉得还是自重、自强、自爱，还有一个自律。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并不难，只要你去做，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轻装上阵，只要发奋就一定能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