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正经,还要戏说?或者,既然戏说,还要正经?不错,京剧就是这样的。

我听一位当代戏曲评论家的演讲,长篇大论一番,却说京剧不实,举例《连环套》,清朝的事儿,错穿戴了服饰,瞧不出一点清朝的情境来。我看此公大概没看过《四郎探母》,不然铁镜一出场,还不惊呼“老佛爷”时光逆转?京剧不实倒也不错,可惜他点错了穴道。

常说戏里的人物脸谱化。不对!有脸谱,但未必脸谱化。角色善恶分明,却不妨碍其复杂性。比如曹操,大白脸,是奸臣。“奸”是演义小说定下的基调,戏说如是。非有好事者,要排正经的“三国志”,则反而无趣。但,戏台上的曹操形象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坏”,有很多侧面,而且塑造得十分丰满,亦耐人寻味。《捉放宿店》,前半展现出曹操的胆识,后半显示出他的多疑和凶狠。“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来负我!”,预示着“汉室后来贼是惹祸的根芽”。《战宛城》,“马踏青苗”一折说明他治军严明,勾搭邹氏又暴露他的好色无行。《灞陵桥》和《长坂坡》,曹孟德惜才爱能,至《群英会》横槊赋诗,亦有“乌鹊南飞”之叹。不过,“统雄兵下江南”得意忘形,也不忘“缺少大乔和二乔”本性难移。《逍遥津》是彻头彻尾的凶残面目,《华容道》上又是满脸赔笑的模样,《阳平关》则些许悲凉些许无奈。曹操,氍毹之上,时而威严,时而风趣,时而阴险,时而温情。有戏说,无丑化,能伸能屈,不失气度。大抵观众是恨其“奸”,敬其“雄”的。或者还要偶尔因他一些狼狈的遮羞场面而忍俊,增添几分正经背后,戏说的可爱。

另一位对照,黑头包龙图也是如此。铁面无私是主旋律,但并非不近人情。《铡包勉》有挣扎,《赤桑镇》有孝敬,《打銮驾》有忍让,《探阴山》有艰辛,《遇皇后》有机敏,《打龙袍》有壮烈,《铡美案》有犹豫,《狄龙案》有悔恨。一成不变的是扮相,而角色性格却在细微处展现出了不同。包公的形象,通过一系列剧目的刻画,还是鲜活生动的。京剧的包公戏大约只十余出,但地方戏里可就蔚为大观,尤其以河南戏最多。这里相互比较,便又可以显出京剧“正经”的一面。我曾经看过一出豫剧《包公赶驴》,讲他下陈州微服暗访,一路上乔装老汉模样,巧遇卖唱花姐儿,骑驴上衙门陪酒取乐,不小心从驴上跌了下来。包公见义勇为,扶她上驴,一路护送,卖唱女随口闲聊,把她知道的衙内贪污行为一一尽述。于是包公进一步调查,人证物证俱在,问了衙内的罪。刚出场时,包公身着蟒袍,有王马张赵开道,颇具声威,唱道:

“包文正二下陈州扬鞭催马。顶烈日冒风沙,年迈苍苍人困马乏,厌倦了官场生涯。包龙图满头黑发变白发,小包先当年的娃娃抱了娃娃,王朝马汉老花了眼,张龙赵虎老掉了牙。随老包东奔西走风波大,得罪了千门万户对头冤家。到如今只落得两袖清风一身骂,从今后装聋作哑少管为佳。”

这几句洪钟大吕,沧桑豪迈。如果不计唱词的通俗,还是很有气魄的。而到后面一折,与卖唱女的对手戏,包公则完全换了一副姿态,显得诙谐玩笑,尤其赶驴表演,前面花旦欢腾跳跃,后边包拯碎步紧跟,还喜洋洋地唱:“坐轿人也不妨驴后走走,怕只怕人笑我老来风流。”言行举止,从皇城高官一下变成乡村干部。以地方戏的标准,确是出好剧,因为它唱好听、念幽默、做舞更是精彩,而且节奏紧凑明快活泼。从思想意义上说,提倡官员下基层深入调查,不摆空架子,不搞官僚主义,也是古为今用与时俱进。若究史实,恐怕《包公案》本就十之八九是杜撰,因此在地方戏里,往往出现“包公戏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的情况,于是又有《包公戏娘娘》、《包公斗国舅》、《包公坐监》、《包公招亲》、《包公吊孝》、《包公解诗迷》、《包公卖铡》……只从剧名上看,即可窥之一斑。但为什么京剧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京剧里的包拯未有如此表演反差呢?当然是因为艺术的选择,而选择又源自艺术标准的不同。“戏说”的故事,京剧有它“正经”的表达。

本贴由裘迷于2010年4月11日11:11:00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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