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8日晚,裴艳玲领衔主演的京剧《响九霄》在江苏省淮安市人民大会堂上演。

今年3月,关山月美术馆的戏剧周活动上,裴艳玲针砭戏曲时弊,事后被整理成《裴艳玲说》在网上流传。编剧史航评价,“字字如刀,听得到风声,看得见寒光。”

裴艳玲是谁?去年11月,第二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裴艳玲的“寻源问道”专场在人艺上演。巴、老、曹的剧院里唱起“西皮流水”,京、昆、梆精华尽现,让观众大呼惊艳。裴艳玲生于1947年,5岁登台,9岁挑梁。曾三次获得国家戏曲最高奖“梅花奖”。因其女扮男装,专演难度极高的武生、老生戏,有“国宝”之称。

今年11月16日、17日,第三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之“裴艳玲从艺六十周年专场”将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南都记者赴石家庄专访裴艳玲。“国剧的传统,斯坦尼斯拉夫解释不了,布莱希特解释不了,唯独梅兰芳一句‘先紧内而后紧外’指导了我一生。”裴艳玲出自传统,却不畏惧先锋。

11月9日,石家庄,裴艳玲为专场预演。她身穿白盔白甲,身插四面白色靠旗,于出征之前到窑洞与妻子三姐告别。当她摆身握拳瞪眼亮相,白色的靠旗随之颤动。

父亲、二妈、戏班子

裴艳玲现在还记得被父亲扛在肩上飞奔而走时的样子。她听见有人说了一声“行了,孩子说要跟父亲过”,就一阵天旋地转,脑袋冲下,被一双手倒提着双脚抡在了肩膀上。她感到父亲正在夺步飞走,还能听到母亲在身后远远地哭。她心想,这是怎么了?这是1949年。

她两岁。在说要跟父亲过这句话之前几个月,她其实从未见过父亲。她跟着母亲住在一处深宅大院里,生活平静,直到有一天母亲说:“你爸爸来看你了。”有个人带着笑上门,但她不知道是谁。那人来的时候骑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满了包着红纸的点心。她穿过院子,跑到自行车跟前,在每包点心上都戳了一个洞。她一边吃,一边想:“原来我还有这个爸,挺不错。”

“姑姑套了车过来接我,说老家开庙会,奶奶想我了,”裴艳玲说。现在她已经是60多岁的人,演了一辈子武生和老生,行动时有男人的干脆和虎气。说到这里,她一拍手,说:“我妈傻啊,就让我去了。”

一回父亲家,裴艳玲脚就不再沾地,由全家轮流抱着,给足了三天整的好吃好喝。大伯大娘一边喂糖,一边挨个教她:“记住,要是有人问你跟谁过,你就说,我跟我爸爸过!”

坐在桌子后头的人真问她这句话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想。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嘴里的枣和花生上。也许是被问烦了,她就说了一句:“我要跟爸爸过。”

父亲把她倒头扛走后,她就只能跟着父亲、二妈,还有他们的戏班子过了。

裴艳玲的父亲叫裴聚亭,少年好戏,常演武生;继母叫袁喜珍,唱河北梆子旦角。父亲与裴艳玲的生母没什么感情,唯独爱戏。继母虽好,却又不生。裴家设计带走裴艳玲,她也就从此跟着戏班子,行走在河北、河南、安徽。

当时的剧团在演出之前要先敲一通锣鼓,行话称为“打通”。旧时规矩要打过三通,观众聚齐,戏班才开戏。裴艳玲4岁的时候,专门在“打通”的时候敲锣。敲锣简单,到了时候,“嘡”地敲一声就行。过瘾。

“我一听见打通就坐不住了,”裴艳玲说,“敲锣间隙,我们一群小孩就跑到天幕后面看戏。观众看正面,小孩们坐在天幕后头看屁股。逢文戏就睡,逢武戏就睁大眼珠看。”两年多下来,裴艳玲把戏学会了。台上看戏,台下就跟小孩们拱手迈腿念念有词。她也是个奇怪孩子,不喜皮筋沙包,就爱唱戏跟上树抓鸟,混迹在男孩堆里。

“腿上摔了大口子,眼看着血流,不哭,”裴艳玲说,“疼吧,疼怎么不哭?”她顿了顿,说,“就不哭!”

父亲不愿让她学戏,看见她拿大顶练功就一巴掌过去,五个手指头印糊在脸上,“一个跟头折出去,跟小癞蛤蟆似的,”裴艳玲重复了一句,“疼吧?就不哭。”

不到五岁即登台救场

戏班生活离了台上就是台下。裴艳玲第一次登场,就是救场。

那天戏班正在庙会上演出。《金水桥》里秦怀玉的公子秦英在金水桥打了恶人国丈,正要受绑,演秦英的演员突发盲肠炎。

后台乱了,有人一连串地喊怎么办。演员已经化好了妆,台下观众已经七七八八地入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戏。裴艳玲不到5岁,她说,别喊了,我会。大人问她,你真会?给她个调,裴艳玲叫个板,抖着嗓子一声喊“母亲”,一拉过门,她就唱:“母亲莫要哭嚎啕,听孩儿把话说,我父功劳谁不晓,打死两个卖国贼,不犯律条。”

“什么都会,”裴艳玲说,“戏班一试之下,一拉过门我就知道该哪儿张嘴,调门高低,念词唱戏全都会。”唱完两句,大人们一看真行,脑袋扳过来就画上了花脸。没有合身的衣服就挽起来。挽起来也大,就折进去。

天黑了。大唐皇帝李世民中午一觉醒来,梦到驸马秦怀玉率兵抗击摩沙国入侵,兵败如草。正在心烦意乱,贵妃哭上前来,要为被秦英所打死的父亲报仇。秦英的母亲银屏公主护国府里哭着绑上秦英,押到金銮殿上请罪。戏台上有光,唐朝还醒着;戏台外是黑色的太行山脉,正在1953年,醒着却要做梦的人已经依次坐好,望着台上。

“那天是庙会。我就觉得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特别多,”裴艳玲说。

锣鼓敲完,跑兵的串完场,裴艳玲画着花脸,五花大绑由母亲银屏公主押着,走着台步,上到台前又一路小跑。台步放缓,锣鼓声一顿,“啪”地站住。亮相。

全场观众乱了。后排的看不见要挤前排,前排的伸头一看仰面就乐。他们问那是个演员还是个小地磨子,是来演戏的还是来捣乱的。

银屏公主求秦英跪下:“儿啊,你跪下。”

秦英冲他母亲撒娇:“儿不跪。”

银屏公主忍悲再念:“儿啊,你跪下。”

秦英再大声回:“儿不跪!”

袁喜珍冲裴艳玲膝盖假砍一下,裴艳玲扑通跪下。人小衣大,秦英本来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塞个五岁儿童进去怎么也出不来脑袋。台高两尺,这一跪下去谁都再也看不见她。台前台后笑得乱倒一片。

戏后,裴艳玲回到台下,坚决不肯洗脸,非要在街上转上几圈。从此以后,秦英这个角色就是裴艳玲的了。

一冬一夏,几十出戏

从裴艳玲7岁开始,父亲裴聚亭将她学戏的事当做一件正事严肃对待。

“别人都觉得苦,我不觉得苦,”裴艳玲说,“我打心眼里喜欢。”家里的尺子可以当枪,鸡毛掸子就是大花枪,枕巾挡在手上当水袖甩,土炕就是舞台。学戏就当玩。

父亲在她的每日作息里安插进戏剧训练。每天睡觉前,父亲把裴艳玲泡在澡盆子里,裴艳玲就得睡意朦胧嘟囔着背:“主公今在何?幸喜杀出重围何人保驾有翼德保驾那甘夫人呢已过长坂桥去见主公去了……”

擦完身子,被窝里躺着继续背:“且喜他一家团聚待我谢天谢地当谢天地主母幼主贵体可安否且喜无恙将军到此我儿有救也……”

第二天一醒来,父亲就问:“昨天晚上背的什么戏?”裴艳玲就得赶紧再背出一遍。每两三天,学一出戏。

这种学习一直持续到剧团来到河北省正定府。父亲把她交给了自己的好友李崇帅。裴艳玲说她后来明白,李崇帅虽然不是一个名角,但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李崇帅的眼睛被阎锡山马弁的鞭子抽瞎了一只眼,装了只玻璃球,看人老是瞪着。裴艳玲怕他。

李崇帅的训练方法在今天的戏曲学院已经见不到了。一个夏天加一个冬天,裴艳玲跟着李崇帅练功:先练开筋骨,老师坐下,裴艳玲站好;老师拿腿把她的腿别住,怀里一搂,另一条腿就被举起来。老师就开始和旁人聊天,直到压足了两个小时,腿麻脚酸才准下去。旁腿、十字腿、正腿、副腿,全都要压出来。过两个小时,活动一下,又别上了。

还要在打谷场上练打旋子。专挑太阳毒的时候,一个侧身翻空而过。一排腿必须连着打出72个旋子。“四肢腾飞,跟小燕子似的,空中飞一下落地,飞一下再落地,形成一个圈,六个一圈,”裴艳玲说,“这些功夫是把我练怕了,我一见他就蔫。可现在就算年轻人也没能再打出50个以上的旋子。”

外界在形容裴艳玲功夫之深时,往往有“八年苦功”之说。“其实我功夫很短促,就是练了这一年。有人说练八年,那这人练八年才能练出来,肯定是个废物。”裴艳玲说。

李崇帅教了裴艳玲几十出戏。京剧、昆曲,老生、武生、猴戏,无所不会,无所不教。“现在戏曲学校45分钟一节课,老师拿钱教课走人,谁陪着你扳腿打旋子?这种老师现在找不到了。”裴艳玲说。

旧时伶人进入新社会

“我把高楼大厦看成布景,把人与人的接触看做编故事。台上台下、梦里梦外对我来说都一样,”裴艳玲说,“我小时候坐火车,能给自己编出许多故事来,编到痛苦的时候真掉眼泪。真实的东西我会当做虚幻的,但在做梦的时候我也是在唱戏。我用台上的东西对比生活中的事情,所以到现在有许多东西我都不明白。男人是怎么回事,女人又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有时候爱了,有时候又不爱了,我都想不明白。我已经65岁了,还是不明白,不相信人世。”

裴艳玲不相信人世,但还是得活在人世里。1960年,国家改编私营剧团为国营,从此演员从吃演出饭变成了吃国家饭。一些旧时代的名角,如言慧珠因为不能适应官办体制,一年只能演十来场戏,又受到“文革”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梅兰芳活到了“文革”前夜,每个月拿一千八九百元的工资。裴艳玲从九岁开始,国家每月给发八百元的工资,跟旧时代的名角一起成了国家的人。

旧时代名角的命运,在章诒和《伶人往事》里多有记载。从1949年开始,程砚秋一百多部戏逐渐被停,无论他如何在政治上靠拢新政权也无济于事;马连良“文革”期间改演现代革命戏,仍然连遭批斗,吊嗓喊完“啊……一……”,连叫三声:“完啦!完啦!完啦!”,没过几个月,胆战心惊中摔倒而死。

裴艳玲在公私合营时期还能拿工资,到了二十来岁,“文革”开始,彻底不让演戏了。

“一开始觉得不演戏了挺好,江青只让演现代戏,男不演女,女不演男。正好,我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去,可这样一来,我小时候吃的苦等于白吃了,”裴艳玲说,“爸爸看看我体态,看看我的孩子,说,前功尽弃了。”

裴艳玲说自己贼心不死,而且胆大包天:“我跟你说了,我打小不会哭。一大巴掌打脸上转两圈,干瞪着你不张嘴。我怎么就资本主义复辟了,怎么帝王将相就封资修?”裴艳玲说:“什么八个破样板戏。别看我年轻,我对这些有分辨力。”

女人演武生,如果不能过结婚生孩子这一关,舞台生命就很短暂。裴艳玲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悄悄给孩子断奶,送回农村。晚上,等北方交通大学的人都走了,她就一个人在大教室里背《林冲夜奔》。教室里黑着灯,她对着黑暗虚空念白:“欲送登高千里目,愁云低锁衡阳路。鱼书不至雁无凭,今番空作悲风赋。回首西山日影斜,天涯孤客真难渡。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日间不敢走路,只得黑夜而行。”

“小时候那些戏,都学的是框架。小孩子演《三国》,他哪儿懂啊?”裴艳玲说:“到了二十多岁,就成熟了,就理解了人情,理解了社会,也理解了政治。”

三座“梅花奖”

在“文革”期间,裴艳玲没把功夫拉下。这成了她重出舞台的根本。1985年,她获得了她的第一个梅花奖。

“一开始我父亲教育我,要做一个纯粹的艺人,只要成天练功,台上台下都是功”,裴艳玲说。但经历过“文革”,她的想法变了:“在某个时期,这是对的。但你对政治不闻不问,那你的艺术就肯定落伍。”

对社会、政治做出关注的成果是她所改编的《钟馗》。在老版本的《钟馗》中,钟馗嫁妹的故事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当时裴艳玲已经到了三十岁,她说她懂了:“我懂得了政治,知道了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什么叫阶级斗争。我看见了顺从的艺人活成什么样,不顺从的艺人就去喝敌敌畏。我看到了这一幕幕,那我该做什么样的艺人?”

在《钟馗》的老版本里,钟馗因天生貌丑而不能做官,自杀后变为判官,专管小鬼。裴艳玲把故事改了:钟馗不是因为貌丑而不能做官,而是因为邪恶的东西容不下他,把试卷掉包,让他不能做官。

“八几年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走后门吗?这么好的钟馗,文章和外形都那么美,就是因为容不下他,使得他抗暴自杀,变成厉鬼。这就是对恶的批判,”裴艳玲说,“这是1985年的事,当时刚经历过‘文革’,社会又开始新的腐败。这出戏就特别让老百姓喜欢。”也是从这出戏开始,裴艳玲有了“活钟馗”之称。

第二次得梅花奖,是《武松血溅鸳鸯楼》。在这个戏里,裴艳玲赤裸右膀,肌肉尽显,在台湾、香港先后演出,大获好评。裴艳玲说她本来不打算得这个奖,但“领导需要这个”。当年河北省报的《嫁不出去的姑娘》在梅花奖初评阶段就被刷下。领导来找裴艳玲,要她拿《武松》去评梅花奖,说:“我们得好好帮你,捧你,我们得给你拿奖。”裴艳玲死活不肯答应:“我不要这个奖,你要干什么,你就说,最后逼得这个厅长说,‘是我们需要奖。’”

裴艳玲说,别人顾忌领导,她无所谓,“无欲则刚,我不想怎么样,你还能拿我怎么样?你打我一巴掌,你问我疼吗,我说不疼,其实它‘哗哗’地流血,能不疼吗?我就不说疼。很多奖项,说不好听的就是官匪一家。艺人是一个个汗珠练出来的,别糟蹋人家。非要拐弯抹角,说艺人是领导培养出来的。这就说反了。”

逼得领导低头,裴艳玲凭《武松》拿回了1995年梅花奖。

到了第三回,裴艳玲是在法国的资料馆看到了关于田际云的资料。田际云艺名“响九霄”,是清朝时期的名角。不仅在戏剧上颇有成就,也曾帮助维新派人士,并抗拒朝廷命令拒不为清宫演戏。这回,她把田际云的故事彻底编了个新戏。

“我外面用了个现代戏的壳,可是我里面装的是传统戏的功力,”裴艳玲说,“田际云本人也是梨园人,所以我里面还放了戏中戏。”结果,传统的裴艳玲用这一部带有现代感的戏也得了梅花奖。三度梅开。

别糊弄,更别糟蹋

裴艳玲的脾气之直、之火爆是出了名的。今年3月,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做深圳戏剧周,请裴艳玲前去参加。裴艳玲字字见刀光,从白先勇一路骂下来。

“外界看见我骂白先勇,以为我是保守派,是反对先锋和实验戏剧的,但其实你看看我哪一部戏不是在‘新’上下功夫?我不光排传统戏,还排过《俄狄浦斯王》、《宝莲灯》。我的《林冲夜奔》虽然是侯永奎的戏,但我里面充满了新的节奏和力量。”

骂白先勇的《牡丹亭》,裴艳玲说,是因为白先勇根本不懂传统。“汤显祖的故事这么精炼,跟《聊斋》一样,两行半就是一个小鬼故事。你把它拉得废话连篇,那还有美吗?白先勇有钱,热心肠,但他破坏了原作本身的美。在戏剧上,他是一个外行。”

裴艳玲不能认同白先勇,也不能认同新编京剧《梅兰芳》。那是几年前,在上海。

从进剧场开始,乐队就在定弦,一直到开戏都没定准。裴艳玲已经开始火了。戏一开场,五组大灯对着观众打,“啪啪啪啪”一路扫描,扫得裴艳玲头昏眼花,一看字幕,说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了。

过了一会儿,杨小楼上场了。“杨小楼是一代宗师,你给他穿个小袄,跟卖艺的似的,”裴艳玲说。到了梅兰芳家里,梅兰芳把脚放在椅子扶手上大敞着坐着,杨小楼开口就叫:“啊,兰芳啊”,这时裴艳玲已经有点坐不住了。

等到剧中的一位演日本人的小生开始模仿中国戏的时候,裴艳玲终于忍不住了:“那个漫长,太让人难受了。我怕我稀里糊涂地走,倒是给他们长脸了。你借着名人来看戏捧你们,我们又是戴着小红花,小车来接小车送走。你不能这么羞辱我们,不能拿这个糊弄我们。”

裴艳玲突然就站起来了。人们以为她要走,她倒不走。站了一会儿,裴艳玲确定大家在注意她了,正好舞台上也停顿了一瞬间,锣鼓声没了。她就放开嗓子喊:“我操你妈!”

骂完了,走。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裴艳玲骂街了,骂谁呢?”“骂舞台!”“真的?”“真的!”熙熙攘攘。

裴艳玲生了一路的气,没人送她。她自己走着,淋着毛毛细雨:“我真生气,不是假生气,不是表演,表演就没意思了。”

裴艳玲这一骂一直流传到现在。现在过了好几年,她说其实那种怒气早就有了:“比如说,我们在政协会上看演出,演出前先给我们注解,大幕一开始先给我们解释,这个手势叫阴谋,噢,这叫阴谋。这怎么会阴谋了呢?他给我们看的《睡美人》。从那时候我就憋气,我觉得我们都是政协委员了,我们也是艺术家,我们连个《睡美人》都看不懂。你说我窝火不窝火?真窝火。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这种沦落不是一天了,裴艳玲说,样板戏就是错位,过了这么些年继续错位。而且错了之后还拿它当好货糊弄年轻观众,让他们以为这是对的。这里面也有戏曲行业本身的堕落。

“包龙图打坐开封府,包大相爷戴着髯口和乌纱帽,画着铜锤花脸。有人演他演得手舞足蹈,但包大相爷不管发怒还是发威,都应该是端端正正的,要不然他帽子上的相纱左歪右斜,像个什么样子?窦尔敦是草莽英雄,同样是花脸,但是架子花脸,行走念唱都是草莽劲头。窦尔敦可以演成这样,包公能这么演吗?这能一样吗?”

“这么演的,竟然还是我们行内一些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不去贯彻好的方式,为了奖、为了钱,为了虚荣做这种事,这是贻误后人。你不能拿创新这俩字来糊弄我,”裴艳玲继续说,“要是新的就是这样,那还不如不新。光是小生一只手,得下多少功夫,练多少手势?可自从样板戏以来,就没有小生这个行当了!”

“这么精美的东西,五个手指头都分得清清楚楚,连脚步都分出来,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你非要捡起粗俗的东西,以为那是好的。可是哪个是有生命力的,哪个是没有生命力的,你现在评论不起。”

“你得等时代给你盖棺定论,”她顿了顿,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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