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求真务实的京剧研究家

马明捷先生是一位功底深厚、成就卓著的京剧研究家和戏曲评论家。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他参加了不少重要的京剧活动和学术会议，发表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和纪念文集。他生前曾想结集出版，但苦于筹措不到经费，未能如愿。但他“无怨无悔”表示“再艰难也要走下去。”始终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他时刻惦记的也是京剧事业。在临终前夕，他与友人和弟子话别的议题仍是京剧。正如他的同事所说：“他将生命融入了京剧。”2011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一），马先生告别人世。在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学生刘新阳、李小佳等人，想到要为恩师出版文集，以寄托哀思，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经过他们多方奔走，四处搜集，花了一年功夫，终于将沉甸甸的一本《马明捷戏曲文集》编成，在马先生的学生杨赤和大连京剧院的资助下，得以出版，为戏曲事业，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明捷戏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收录了马先生公开发表和未曾面世的遗稿180多篇，76万余字，分为“京剧论谭”、“梨园漫议”、“赏菊谈艺”、“人物评传”、“剧人写真”、“追忆缅怀”、“菊苑杂谈”和“曲坛艺话”八辑，以京剧为主，兼及地方戏曲和曲艺。内容丰富多采，篇幅长短不拘，文笔犀利明快。虽未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也未提出新潮名词和概念，却处处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体现出求真务实的良好学风。他讲真话、实话，不讲假话、套话，彰显着国学大师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宝贵品格，表现出一位理论工作者应有的操守和胆识，应承担的使命和职责。

明捷先生从小就跟随父母出入戏园，培养了对京剧的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后，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进行深造，是我国最早的戏曲史论专业的高材生，受过严格的专业培训，为他从事京剧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毕业后，他虽多次调动工作单位，却始终坚持戏曲研究和教学，心无旁骛，从一而终。他不满于仅坐在书斋里进行案头之曲的研究，而是将戏曲作为综合艺术进行立体研究。他抓住一切机会大量观摩演出，有幸看到了梅、周、马、谭、裘、张、李、袁、叶、杜等名家的辉煌盛况。他与艺人、票友、戏迷广交朋友，虚心向他们求教。《文集》中有不少文章是他与著名艺术家的访谈记录，如《听魏莲芳先生说往事》、《曹艺斌艺术生涯》、《菊坛长寿星——蓉丽娟》等，堪称真实的口述历史，留下了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与大学者顾颉刚、大收藏家张伯驹的戏剧性交往，不经意间留下了这两位名家在几十年前对京剧的真知灼见，弥足珍贵。顾颉刚先生关于京剧是“市民戏剧、通俗戏剧”的阐述，关于“别老想着‘高台教化’”的观点，关于“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的看法；张伯驹先生关于“中国戏曲审美境界为‘中正平和’”的论述，等等，都是在明捷先生的文章中得以披露的，引起今日的广泛影响和共鸣。明捷何幸，在那特殊的年代，聆听了二位智者的心声，并铭记在心，多年之后仍能“复原”当年的情境，留下了二位老人的金玉良言。从中，可以看到马先生不仅博闻强记，更是一位有心人，可谓处处留心皆学问，时刻不忘求真经。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有关京剧的知识和营养，以求在京剧领域纵横驰骋。从《文集》中不难看出，他的视野十分广阔。从纵向看，从京剧鼻祖程长庚到谭鑫培，从梅兰芳、周信芳到李少春、袁世海，从胡芝风、马少良到杨赤、迟小秋……对几代京剧艺术家，都有过论述和点评；从横向看，对文学、表导演、音乐、舞美、研究、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扫描。有人称他为“京剧界的活辞典”，并非完全是溢美，而是有相当的依据。他在研究中表现出的锐气和魄力，来自他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积淀，是厚积薄发，苦心求索的结晶。

明捷先生曾告诫他的学生刘新阳：“无论是思考问题还是动笔写文章都要务实并联系实际，不要追求‘花架子’做表面看上去理论性很强，实际却是空洞无物的文章，同时……不要追求‘四平八稳’，要有观点，哪怕有些锋芒也不要紧。”这可以说是他的夫子自道。他不仅这样要求学生，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的榜样。《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是紧密联系实际，言之有物，有的放矢，朴实而且扎实。对一些流行的、甚至“权威”的说法，他不盲从，总是要经过认真的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在《京剧三题》中，对王瑶卿首创花衫行当和首先废除踩跷的说法，对京剧发展曾经历听戏和看戏两个阶段的观点，他都举出了大量的史实加以辩驳，使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在《程派戏和程派新秀》中，马先生摘引某篇文章中的这种观点：“先辈的东西不能照搬，那种认为唱程派就得闷着嗓子唱的说法，实际是走入了误区”，马先生认为这失之轻率、失之偏颇。他认为：“程大师编演的剧目，程腔的创造，程派戏中的人物性格和他的嗓音特色是一体的，并不是什么样的嗓子都能唱程派。学程腔倒还不难，唱出程味儿就不容易了。赵荣琛对声音的控制、化妆给学程而嗓音又不同于程的人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吕东明、张火丁的成功是很好的证明，学程派而越唱越亮恐怕倒真是‘走入了误区’”。两人说的“误区”，孰是孰非，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观众可以自行评判。碰巧2012年重阳节京剧老艺术家演唱会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久未露面的吕东明演唱了程派名剧《荒山泪》的经典唱段，那纯正的程腔程味令人陶醉，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我周围的朋友纷纷议论，应当创造条件，请这位老艺术家多演出、多教学、多带徒弟。赵景勃教授坦言：“这次‘挖掘’出吕东明，是这台演出的一个亮点。当场就有人提出要拜吕老师为师。”这也许可以为马明捷的观点提供一个佐证。在《借台练戏还是搭班学艺》一文中，马先生对梅兰芳、周信芳与“喜（富）连成科班”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梅、周二人是借台练戏，而非搭班学艺。不能算是喜连成科班的学生。他的结论是“梅兰芳、周信芳终生对喜连成科班怀有极深的感情。……喜连成科班是二位大师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的重要阶段，喜连成科班也应该以在二位大师的成长中给予过的指导与帮助而自豪，只是不必非要把梅兰芳、周信芳说成是喜连成科班的学生。历史就是历史。”这种不放过任何细节、务求真实的治学态度，这种不为尊者讳，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争鸣学风，令人感佩。

马先生并非一味质疑而显示自己的标新立异，而是坚持的自己的原则：尊重事实，服从真理。他认为正确的理论和观点，总是极力维护和宣扬。例如“南麒北马关外唐”的说法，由来已久，几成共识。近来有学者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马连良只是一个传统意义的老生，”“至于唐韵笙，他主要是关羽戏表演艺术家，一般老生戏唱得较少”，都不能与周信芳相提并论。马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在《“关外唐”论》一文中，对唐韵笙的戏路、艺术成就及其在京剧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南麒北马关外唐’是京剧界和社会、戏迷对三位艺术家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三大地域风格艺术流派的认同、评介。三派并提虽然不是说水准一般高、影响一样大，但是，也不存在谁沾了光，谁的影响被缩小了的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需要坚持的。”这种尊重历史，不随意褒贬的公正态度，是治史者应有的品格。再如马先生在会场上、在文章中都大声疾呼，应当将梅兰芳先生在在“戏改”初期提出的“移步不换形”确立为京剧改革的指导理论，并进行了阐释。记得2004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马先生就这一问题做了专门发言。巧合的是，我为大会提交的论文重点也在此。我在论文中说：“针对建国初期的京剧改革，梅先生有句名言：‘移步而不换形’。对此，当时有所争议，至今也有不同看法。但如果不在字面上纠缠不休，就实质而言，我认为这凝聚着梅先生多年经验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按我的理解，梅先生强调的‘形’，即是京剧的本体，是带规定性的原则、原理，例如京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写意传神的戏剧观、美学观，它那唱、念、做、打的表演手段，它那程式化、虚拟性、节奏化的表现方法等等，这是京剧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底和灵魂，也是它姓‘京’的基本保证。”我与明捷的观点不谋而合。会下，他对我说：“我们的观点不合时宜，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如今排新戏，对京剧传统尊重不够，对京剧规律掌握不够，一味求新，目的为了获奖，为了政绩工程。结果传统戏失传不少，新编的戏留下的不多，长此以往，京剧谈何振兴！”我也深有同感，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是一声叹息后，研究还继续。

《文集》中还有不少别人很少涉及的论题，马先生发前人所未发，给人以启迪和思考。如《谈谈旧戏班的那一套》，对于过去戏班的组织机构、管理方法、规章制度、分配方式、营销策略等都有着详细分析，指出其中有可取之处，可供今天借鉴。应当说，“戏改”以来，对旧戏班批判、否定过多，对其合理、成功之处，认识不足，以致造成将剧团统统包下来，吃大锅饭的弊端。马先生对此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并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难能可贵。须知，当还未提出剧团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等观念，马先生更是具有超前意识了。在《京剧传统戏综说》中，马先生将京剧剧目分为三个传统：一是以“老戏”为代表的第一传统，一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流派创始人和名家编演的剧目为第二传统，一是以延安时期京剧改革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编演的大量剧目为第三传统。他认为对三个传统的剧目“都要保护，都要抓紧，都应该落实到措施，如果错过这个机遇，京剧恐怕就很难振兴了。”显然，“三个传统”说对于全面摸清京剧剧目的家底和库存，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又如，《悲剧的痛点——论杨修》一文，作者将视角和焦点对准《曹操与杨修》中杨修的身上，而非如众多评论中聚焦于曹操的身上。从历史真实到艺术虚构，从剧本文学到表演艺术，马先生对杨修这一艺术形象都进行了详细的点评。他三次看此戏，“每看都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初看（录像）时，看到杨修凭着‘聪明’、‘有才能’，一‘误’断送了孔闻岱的性命，二‘误’断送了倩娘的性命，三‘误’、四‘误’终于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时，我心中不由感叹：你干嘛要这样？二看时，我从杨修的命运联想到从古到今许多人的命运，从秦之商鞅到清之谭嗣同，直到当代许多被人熟知的名字，他们的性格、遭遇和杨修竟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三看时，我边看边感觉惊悚，因为从杨修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如果不将自己沉浸在舞台上的情境之中，如果没有高度的审美鉴赏能力，断难写出如此见解独到、深刻的出色评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曹操与杨修》评论中对杨修缺乏足够观照的弱项和不足，使对这出对手戏的评论真正旗鼓相当，不致于向一边倾斜。如果说《文集》是马先生用毕生心血和智慧打造的京剧文化盛宴，那么其中每篇文章都是一道菜品，美味佳肴甚多，值得慢慢品味。

马先生长期扎根东北，对故乡戏剧饱含深情。他对关东京剧的特点和风格，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对长期活跃在东北地区的京剧艺术家、教育家如唐韵笙、杨秋雯（蓉丽娟）、曹艺斌、哈鸿滨、闻占萍等，充满敬重之情，为他们树碑立传。他对大连京剧院的剧目建设和人才培养煞费苦心。在《旁观者的话》一文中，他对大连京剧团的剧目和演员情况，了如指掌，针对实际情况提出的建议如此具体、准确、落实到了每个剧目、每个演员，真不愧是一位高明的顾问。从大连走出的京剧新秀，都得到过他的关爱和指点，对杨赤更是钟爱有加，一直注视杨赤的成长。正如杨赤所说：“我每一步的发展、每一个重大的举措都是在马老师的帮助下完成的。可以这么说，没有马明捷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从《文集》“附录”的几篇缅怀马先生的文章中，不难看出马明捷老师在同事和学生心目中的份量和影响。他的高尚品德、深厚造诣和人格魅力，如春风化雨、滋润人心。难怪有人称赞他是“大连京剧界的灵魂”，这是多高的荣誉啊！

我与明捷的交往，是从读他的文章开始的。在我主持《戏曲艺术》编务期间，他多次投稿，我几乎都未作改动，全文照发。后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举行的有关京剧的研讨会上，我们多次相聚，他那快人快语、坦荡豪爽的率真性格，给人深刻的印象。记得他第一次光临寒舍，我们初次相识，却一见如故。他告诉我自己订阅《戏曲艺术》，很喜欢。我征求他对刊物的意见，以便改进。他沉思片刻说：“贵刊实在，没有架子，好读，算得上价廉物美。你们学院老先生多，他们肚子里有真东西，希望多帮助他们整理，将宝贵的经验留下来。”他还特别提到：“贵刊的错别字少，现在无错不成书，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了。我读了你那篇缅怀校对员的文章，很受感动，那位认真负责的幕后英雄，令人尊敬。”他指的是我发表在《戏曲艺术》上的一篇不起眼的短文《向一位普通劳动者致哀——悼许树仁同志》，明捷能关注到这样一位平凡的人物，出我意料；他如此细心地阅读，也让我感动。2001年底，在南京参加参加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期间，我与明捷等人相约去拜谒中山陵，我们一边漫谈，一边感受钟山龙盘虎踞的非凡气势。当我们沿着台阶一步步向上攀登时，明捷感到吃力，不久，即停止不前说：“我的心脏有点问题，不上去了。对不起，你们去吧！”我吃了一惊，想不到人高马大、精力充沛、乐观开朗的老马竟患有心脏病。我们安慰他：“好好休息，不要紧”。然后陪他慢慢下山到会议所在地歇息。从2005年起，每隔两年，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一、二、三届，明捷和我都提交了论文，应邀出席，相聚甚欢。他一如既往，豁达乐观、谈锋甚健，其犀利风趣的发言，每每赢得笑声和掌声。我问及他的健康情况，他淡定地说：“还可以，只是精力不如从前了。”我说：“这是正常现象，我亦如此，人老了都这样。”既是安慰他，也是自我安慰。2011年5月，第四届京剧学研讨会开幕前夕，我满以为又会见到明捷高大的身影，又能听到他妙语如珠的发言了。不想，穆凡中先生告诉我：“明捷这次来不了，听说他去世了。”我仍希望这是讹传。直至见到他的学生刘新阳，才确证了这一噩耗，我十分难过，怅然若失。我从有限的交往中，深感老马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好人，一位可以信赖的真朋友。而今通读《马明捷戏曲文集》，对马先生的学识和人品才算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而更加敬重。我觉得京剧史上应当铭记这位求真务实的研究家。我也坚信，马先生的业绩和贡献，不会泯灭。他去世后，那么多人怀念他，就是证明。我

在阅读《文集》时，似乎在与老马对话，感到他还有许多话要说，还有许多心愿尚未了却，但都无法弥补了，这不能不是不是永久的遗憾。我将阅读《文集》的感想拉拉杂杂地写出，权作献给老友的一瓣心香。老马，你劳累一生，祈愿你在天堂安息。

（摘自 《中国京剧》2013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