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与样板戏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所谓样板戏(model drama)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特殊的词语，是江青等人把当时一批文艺作品视为开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代表，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在民间依然有生命力。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以官方名义将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样板戏，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八个文艺作品 ，其产生和发展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推动有直接关系，并对当时的文艺创作风格有很大影响，产生了一批和样板戏风格接近的样板作品。

但是，关于八个样板戏，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在1995年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样板戏珍藏本》一书中，称“八个样板戏”则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并将《平原游击队》、《杜鹃山》作为“附录”缀于后。

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说法，就是将光明日报出版社“附录”的《平原游击队》、《杜鹃山》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也算在八个样板戏之列。

究竟是哪八个“样板戏”，江青本人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除了康生的讲话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文字之外，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对此却有一个大体相近的说法，那就是康生所说的那八个是第一批“样板戏”。1970年阿甲因《红灯记》蒙冤之后出现的《龙江颂》、《杜鹃山》(一开始叫《杜泉山》)、《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队》、《红嫂》、《磐石湾》和《红灯记》，被称为第二批“样板戏”。无论是哪一种说法，《红灯记》都是排在这些“样板戏”的头一位的。

于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便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两代中国人，它的普及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1970年5月，北京电视台将《红灯记》拍摄成黑白画面的电视屏幕复制片。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1年1月由成荫执导拍成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其中选出李玉和的唱腔《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腔《仇恨入心要发芽》、李奶奶唱腔《血债要用血来偿》等，与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之《黄河船夫曲》一起，合成一部独特的艺术影片。1975年，由八一厂拍摄、成荫担任导演的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为素材移植的《红灯记》，再次搬上银幕，成为继故事片、现代京剧影片、钢琴伴唱影片之后的第四种同一主题的艺术作品。

《红灯记》登上神坛

1967年5月，为了纪念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全国八个“样板戏”进京演出。

这次演出，是一次全国性的“样板戏”大会演，规模和宣传都远远地超过了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这次会演中，《红灯记》再次向全国各剧组创立了“样板”。

当大幕徐徐拉开，只见剧组的主要演员(绝不要反面演员)一律着戏装站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和观众一起高唱《东方红》。演出结束时，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在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声音在剧院里回旋，唱了一遍又一遍，反复唱，直至目送观众退场毕，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

这成了以后全国各剧种、各艺术团体演出时剧目之外的“样板”。就连后来所有的“样板戏”剧组和全国各地学习演出“样板戏”的艺术团体，在开幕和谢幕时，都采用了《红灯记》剧组的这个统一的模式。由此不难看出，通过这次全国“样板戏”的大会演，江青已将《红灯记》推向了“样板戏”中的“样板”位子。

于是，其他的文艺形式统统都被说成是“封、资、修”给以否定了，而剩下的就只有几个“样板戏”，“八亿人民八个戏”，《红灯记》等“样板戏”一下子成了“一花独放”。

动用如此强大的新闻舆论手段，为几部现代戏吹号呐喊，使得这些“样板戏”早已超出了它们自身的范畴，被无辜地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现代京戏《智取威虎山》，并接见了剧组的演员(不包括演反面人物的演员)。6月18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再次对以《红灯记》为首的“样板戏”给以肯定，并提出了“把样板戏推向全国”的号召。这次会演中，许多单位都是组织人员，当作“政治任务”前来观看的，回去之后还要写心得谈体会。

江青一改过去只能有一个剧本、一个剧团演《红灯记》，任何剧种、任何剧团都不准演同名的《红灯记》的禁令，要求各地剧种都必须严格照“样板戏”的《红灯记》来“移植”。江青同时强调说：“‘移植’样板戏是一场革命，样板戏的一个字都不准改。”接着，沪剧《红灯记》多次向京剧《红灯记》学习，并将自己成功的剧本按照“样板戏”的要求，重新进行了完全违背沪剧规律的修改。上海越剧院在准备改编时，觉得京剧的一些唱法不太适合越剧，但又不敢任意改动，于是就向文化部请示。此时文化部早已“改朝换代”，接电话的是已经窃取了文化部大权的江青死党于会泳，他听了之后说：“这件事情不能任意动的。”上海方面没有办法，只得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越剧，观众看了之后都跑了。更惨的还有广东的粤剧，经过这么一改，粤剧就变成了一个“怪胎”，广东人说自己的粤剧在“样板戏”的压迫下，面临着“变种”的危险。

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将《红灯记》等“样板戏”的移植推向了又一个“政治”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