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采访岑范

岑范导演生前几次对我说，不要介绍他是“戏曲片导演”。“我不是专拍戏曲片的”，他说，“戏曲片导演没地位！”参加完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似乎有点懂他的话了！

与岑老十几年前就认识，但只是在一些京剧活动场合，问声好、握握手的“来往”。我还在有线戏剧频道时，采访过他一次，他看了之后对我说，拍得好，剪得也好。我知道他这是客气，是对后辈的鼓励。那时，我们从广播刚转电视，条件差，没设备，没经费，没人手，更没水平，节目很粗糙。一晃过了近十年，其间几乎没有接触。前年年初，一天我到上视13楼做后期工作，技术员跟我说，岑范来了，你不去看他？我连忙赶到纪实频道的演播室，原来《讲述》栏目在访问他，请他讲拍越剧《红楼梦》的经过以及他与夏梦的恋情之类。拍摄休息时，我进去跟他寒暄，他问我，听说出了很多言菊朋的老唱片，你知道哪里有卖？我知道他是言迷，就说那是我帮助中唱公司一起编的，我送给您。他很高兴，说，我从小跟（言）小朋是好朋友，言老先生在南京演出，我们常去旅馆看他。言老先生就叫我“小朋友”！意思双关，既是我的年纪小，又因我是“小朋之友”。我回家后用快递给他送去了一套《言菊朋老唱片全集》和我们自己制作的《绝版赏析》节目。他很快看完了，来电话大加鼓励，而且他特地问唱片集的前言是谁写的，说“写得很好”，不过把言菊朋晚年的法名“善有”误为“善友”，他说他见过言先生的这方印章，希望我向作者转达。

岑老一直单身独居。去年以来，他几乎每次住院前都给我打一个电话，告诉我有事打他手机。十月份，我有一个节目想采访他，却联系不上。手机停机，家中无人接听。过了好几天，老人来电话了，说“我回来了”！我问：“您手机怎么停了？”原来，他不会给手机充值。过去有位老朋友常去看他，帮他处理一些琐事，不巧最近这位朋友也生病了，他只能让手机停了。

我们带着机器、灯光设备赶到他在斜土路的寓所，他的脸色很不好。他说：“我身体还是不好，过两天还得去住院，但是，俊为你要来采访，我不能推托，怎么拍？我服从导演的！”大导演“服从”小导演，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岑老最后一次接受采访。那天，我们谈的是“文革”末期，他参加拍摄一批传统京戏影片的事，当时是作为一项保密工作进行的。岑老拍的是《三打》《火凤凰》《柴桑口》等，这些片子至今是未合成的双片。岑老很奇怪，他说这些片子是不上导演名字的，你怎么会找到我？其实，我是在访问京剧演员和当时的组织者时问来的。

岑老那天谈了三点：一是小插曲，二是自我反省，三是澄清事实。他说，那时候拍这些保密资料片，夜以继日，任何人都没有报酬，但是伙食很好，每餐都有大排、鸡蛋、蔬菜，外加巧克力，在当时来说是极令人羡慕的伙食。他那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经常把大排藏起来，乘后来管得不太严之时，带回去孝敬母亲。第二，他说要借我们的节目向演员道歉。拍“三打”即《打焦赞·打孟良·打韩昌》，因为是武戏，原来搭在泰兴路丽都花园的棚太小，就改到当时文化广场的舞台上去拍。当时年轻，总要求演员服从导演，认为正面拍摄角度不好，没有透视，硬要演员借角度从横侧面拍，现在想来是给演员出了难题，应该向演员道歉！三是，现在有些名人的后代信口开河，说岑导拍《群英会·借东风》时，十分霸道，马先生、叶先生要求拍下场的身段，岑导不想拍，却阳奉阴违，当场拍了回放给演员看，回去后全部剪掉。岑老说，这是毫无常识的无稽之谈！拍电影岂能当场回放？那时片子拍完得送到苏联去冲洗，连我自己都要隔几天才能看到。我和名家们是相互尊重，合作十分愉快，根本没有传说的那种事情。

后来，我的选题因为其他原因，未能通过审批，岑老的讲话暂时无法与观众见面，只有借文字了却他的遗愿了！（柴俊为）

（摘自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