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会客室
主持人：谭琳
本期嘉宾：马兰，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浙江传媒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戏剧学院特聘在职教授，主持戏曲音乐剧专业，是迄今为止中国既囊括了舞台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电视剧表演全国最高奖项的唯一人，曾获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颁发的“亚洲最杰出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谭琳：非常感谢马兰老师来到我们纽约会客室。谢谢您抽空过来，因为我知道您这次到纽约来其实行程也是很紧的是吧。
马兰：对。
谭琳：这次20号您是要表演，余秋雨老师是有讲座，在人文协会对吗？
马兰：对。
谭琳：您会为大家表演黄梅戏。
马兰：对，清唱几个黄梅戏的经典唱段。
谭琳：您会唱什么曲目呢？
马兰：有大家熟悉的《女驸马》、《天仙配》的选段。可能还会准备一段黄梅戏的音乐做的一个新的曲子。
谭琳：其实这一次您和余老师来纽约可以说是打破了网上的谣言，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在流传，说您写了一封诉状，说要跟余秋雨老师离婚，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是谣传了。但是您第一次什么时候听到这样的谣传的啊？
马兰：这个说起来很有趣，我们两个经常被离婚这个算起来大概最少有五六次了吧。当然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对这个东西每次听到我们两个相视一笑，哈哈一笑，倒没有怎么往心里去。说实话，因为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自己清楚，也不关别人什么事情。但是我的妈妈就放在心上了，对于家人来说，确实多多少少心里上会有些伤害。他们会觉得这是一对非常好的关系， 一对非常好的人为什么平白无故会这样。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经历多了所以不大会被这个所左右。
谭琳：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马兰：最早第一次听到对他的谣言以及跟我有关的一些东西，会有点生气，会觉得自己要不要去做些什么澄清。但几分钟以后就没有这些想法了。
谭琳：您当时跟我们余老师结婚的时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黄梅戏演员，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观众都惋惜，说您为了爱情放弃了事业。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会不会有一丝丝遗憾呢？
马兰：不能说是放弃。我对自己艺术的一个方向，我始终是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在走。那么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应该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不是为了走别的路，而是要更深一步往前走。我的一个戏剧的理想，我觉得在黄梅戏的领域已经在那样的团队里合作，基本上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在一起就做了一定的调整。这些年在做一些戏曲音乐剧的探索。到纽约来，跟这边还有一点点关系。那么就是希望把中国传统的戏曲，从国际眼光和现代的眼光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元素。比方说它有一些非常好的优美的戏曲的旋律，戏曲的一些形体动作以及表演的某一些生动、被大家接受的表演方式。把这些东西吸收好以后，把西方音乐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把现代舞和有一些生命感节奏的旋律重新地组接。跟中国的一些东西放在一起，重新组接。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戏曲这些年，虽然我们是跟社会过来的，好像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渐渐地我们发现剧场里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作为我一直是剧场第一线的演员来讲，我觉得这倒是个大事情。所以靠一些主管部门来做这个事，我觉得好像还不行。那就应该身体力行，坐在第一线的人来做这样的探索。我离开了安徽以后到了上海戏剧学院，以教学的方式培养年轻人从演员开始，打造表演的材料。这一批学生刚刚也已经毕业了，做了一出戏叫昨夜冰河。这部戏不是我主演，我在这之前也主演过。
谭琳：您的学生主演。
马兰：我在这之前我也主演过一个原创音乐剧。是音乐剧和中国传统戏剧嫁接的东西。
谭琳：是余老师写的剧本？
马兰：对。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学生版的。学生版的就是把现代舞跟中国传统戏剧做一个嫁接。
谭琳：那您说您在戏剧学院教学生，您主要是教些什么？唱腔？
马兰：没有，我主要是主持这样一件事情。组件一个教学班子，有美国的老师、荷兰的老师，包括日本的老师及我们中国的老师。有戏剧的有爵士乐的，有现代舞的有中国传统戏剧的，各种老师组合在一起进行教学，做这样一些事。
谭琳：其实您是有意把其他外国的因素引到戏剧当中来。
马兰：对。有的属于打基础，打完基础以后究竟在艺术上怎么整合这件事情，我接下来还要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非常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谭琳：那像您说的这种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是文化的隔阂？是语言上的？还是方式上的？
马兰：乍一看中国的戏曲市场已经很不好了。我前几年参加一个地方的青年戏剧大奖赛，底下坐的全是白头发的人。我就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对于一个剧种的现状，以及可看到的未来来说，其实是件很悲观的事情。那要怎么改变，你不能怪大家不喜欢我们，肯定是我们这边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进行市场调查，然后得到反馈，自己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良。这个改良的难度非常非常大， 这个当中就牵扯到演员的材料培养，包括剧本，包括运作方式，包括音乐的组接，包括戏的节奏处理等那一系列的东西。
谭琳：都要改良。
马兰：都要进行重新思考，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究竟要保留哪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跟余先生我们自己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始终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本着东方艺术、东方诗画的美。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以中国戏曲作为一个重要元素挖掘，做选取。提取它，作为保留。再把一些现代的节奏、现代生命感的东西加进来，使音乐和舞蹈的表演能够有更深的层次，有更多向度的东西呈现得更丰富一些。希望做这样的事情。
谭琳：什么时候我们观众能够看到您和余老师的下一个夫妻档作品？
马兰：应该不会太晚吧，因为我这一届学生毕业，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曲音乐剧专业这批学生演了《昨夜冰河》毕业了以后，我就没有再进入具体教学的领域了。我就集中精力回到马兰戏剧工作室，我以工作室的方式来结合社会，包括国外的一些资源一起来做我下面要做的这个剧目。这个剧目我想一年之内应该能出来。
谭琳：哇，一年。
马兰：对，应该能出来。
谭琳：那其中这个研讨的过程，像您和余老师你们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们平常在一起聊会聊戏剧的哪些方面？
马兰：聊的话题比较多，但目前遇到困难比较大的还是音乐。
谭琳：音乐？
马兰：恩，因为我们不会去做一个充满百老汇味道的东西。主要还是表现东方诗画的东西。又想从戏剧里面寻找一些核心的元素，那么我们需要寻找到在戏曲方面作曲非常有法道的人，能够把最好听的元素给我们找到。但是找到元素的人有，不难。难就难在他要懂得这个东西，同时又能冲出去，又能破了它。既保留了它又破了它以后，再跟其他的音乐形式进行组接。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因为我们不缺懂西方的人，也不缺纯粹戏曲作曲的人。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可能会选择两个方向的人一起来创作。包括我们自己都要加入进来。
谭琳：那余老师平时花多少时间来支持你的工作啊？
马兰：他绝大多数都是在忙自己的事。其实是在忙别人的事，好多都是帮别人做一些工作。
谭琳：但我听说您对他的工作是特别支持。他每一位作品您是第一位读者。
马兰：他对我帮助太大了。我喜欢他的文章。这不谦虚。我的艺术的方向及思考是离不开他的。他给了我很多很多非常根本性的影响。
谭琳：因为您和他结缘是因为您读了他的《艺术创造工程》这本书嘛。
马兰：那只是意外的一个点碰到了，机缘吧。实际上就接触以后会觉得，除了他自己的思想的智慧以外，还有他对艺术独特的见解。包括对我的指导，那是他的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两个人是骨子里的投合。包括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对艺术的感受，对自然，对人世间很多事情的理解和认同，包括审美。
谭琳：那有没有说产生分歧的时候？
马兰：有。
谭琳：比如说呢？
马兰：比如说他着急的时候，他事情比较多，有的时候他会有着急的时候。
谭琳：他着急的时候会怎么样？
马兰：着急的时候就着急呗。还好还好，我们两个都哥俩好。
谭琳：因为我知道刚刚余老师跟我说你们生活中连吵架从来没吵过，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比如说磕磕碰碰，或者是生活习惯上的不一样。
马兰：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彼此尊重，因为心底里对两个人很相知，所以很坦然，既然坦然了就很放松，放松了的话就彼此之间的自由度就比较大。所以没有强制性的你要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你不许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两个人相处是非常有弹性的。他愿意去做什么，我很放心，我不用去管。我要去做什么，他也非常支持。只要如果你有这样的精力和体力的话。他也会关心，他很关注我精神和心理的平衡，他很关注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我是一辈子地感谢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小性子或者是一些小敏感，那么我现在能够比较豁达比较大气，可能（是因为）他给我很多人生上的一些（启示），当然他有一个自己的人生的要求和等级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他把很多古今中外的非常高智慧的人生的东西都跟我进行了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我的视界实际上非常丰富。过得还是很愉快的。他也是个很可爱的人，这个人第一他非常善良，他是个大善的人，从来都是成人之美的，他没有做过任何好像要算计，要有一点小心眼，小阴谋，要计划一个什么事情，要怎么样，从来没有。所以在我眼里，作为一个女性来说，（他是）很罕见的一个我眼里的男子汉。第二点，他很勇敢，我觉得他一个人不管是他当年要搞文化考察要走很多危险的地方，还是他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非常不愉快的人生攻击，造谣，陷害，抹黑，这一切东西来的时候其实任何人帮不了他，包括我，我也帮不了他。我的父母拿到那样的报纸，我妈妈就在旁边一个人落泪，只要看到我马上充满笑脸地对着我，而我呢，又怕父母难过也要充满笑脸地对她。所以当家人都在为这种事情成全对方情感的时候，我们心底里面其实是担心和不安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很勇敢，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从来不在乎。他不在乎不是故意做给我看，我真正看到他的勇敢和强大的是这些东西来的时候，他是从历史，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东西如果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生之为人就要接受，如果说这个是（不存在的）他始终跟我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奋斗了那么久，一代一代的人就是希望争取言论自由，中国好容易改革开放了几十年，我们不就是争取让大家言论自由吗？那就让大家都这样说好了。所以如果要争取到我们自己被人家踩着做牺牲品，也就认了吧，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看着这样一个男人，这是我眼里的男子汉，我确实是很感动和佩服他。
谭琳：说到这个言论自由，其实也应该是要有限度的，比如说像那样的谣言就不应该有了。
马兰：这没关系。我们就当游戏呗，因为如果说我们真正感情好，总有一天知道的人还会知道，就像我们俩在机场居然有人告诉我说，前两天你们去哪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网上看到你们俩的照片在机场。（我想）还有这样的事啊，那挺好啊。大家还是知道我们两个挺好的。
谭琳：大家都很关注。
马兰。对。没关系。生活是自己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高高兴兴地，快快乐乐地在朋友间，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愉快的造型出来的话，是自然的，舒服的，欢乐的一对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谭琳：那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夫妻相处之道，像您说的你们特别投缘，思想的交流之外，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马兰：建议我觉得很难建议。因为千家万户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基本的善良这是必须要有的。大善良是要有的，另外一个你能够给这个社会尽量提供，用我们大陆的说法，叫正能量。我们才华可能有不同，能量有不同，成就有不同，但是每个人都以积极快乐的形象出现，影响周围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非常可爱。我是这么简单理解的。
谭琳：余老师做过的最让您感动的事是什么？
马兰：感动的事，我脑子中直接出现的是一个画面。
谭琳：哪个画面？
马兰：就是千禧之旅的时候，我们在约旦要分手，那个分手就意味着我要回到中国大陆，他要去到塔利班那些非常危险的地方。那在这之前就听说了有多少人被劫走了，又回不来了，又去做了苦工，然后变成神经病了，这类吓唬人的事，说了很多。那么，我当时坐在车里，要出发了往机场去了，车里面的几个男子汉哭得跟小牛似的，哞哞地哭，我呢光流眼泪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就看着窗户外面的他，这时候他就把手放在窗户上，我们把手放在窗户上，我们就十指靠在一起。然后车走了他的手就顺着玻璃滑下来的那个指印在上面，你刚说到这我脑子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一刻让我感动，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生离死别，我当时那一刹那就想如果他还能回来，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大礼物，这个人又捡回来了，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相处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生离死别，但那一刻有，所以那一刻给我印象很深。
谭琳：其实我能感觉得到您对余老师的这种情真意切，从两段文字当中，您曾经写过一份声明，“若有下辈子还会嫁给他”，也说“我的人生因他而完美”，从这两句话其实就可以看得出你们俩的感情非常深厚。那我就在想，因为你之前也提到了对余老师的这种非议，不理解包括一些歪曲，抹黑，那你平时会去留意这些报道吗？那你看到的时候会（怎么样）？
马兰：我不留意。我根本就不看。因为看了以后徒增烦恼，另外一个你一个人的嘴怎么可能到那样的地方去跟那些人讲，何况那些人嘴脸是我不想看到的，那多么肮脏的心，多么见不得人的嘴脸我为什么要去看他们呢？所以，我就不看，我扭头就走。我愿意做向日葵，对，我看到一个陌生的人用笑脸对着我，我就会记住这张脸。
谭琳：那您和余老师下一部有什么样的计划？大的生活方面，旅行计划或者是作品上？
马兰：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太宏大的计划。但是，比较坚定地按照自己眼前想做的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完成吧。所以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那部剧，他要做的（就是）除了要帮助我把这部剧更加地完善以外，那么他可能是要完成他要做的作品。我们经常是走着感觉着，突然觉得某一个感觉会对这一件事情有一个更好的加分和圆满的话，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小的调整。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