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爱看川剧,建国初期我在川大中文系学习时,就成了校学生会川剧队的积极分子,课余经常参加排练。当我演《南阳关》的尚司徒,第一次身穿战袍、颏挂长须粉墨登场时,开头紧张得心突突跳,不敢正眼看台下黑压压的观众。随着剧情的进展,我逐渐镇定下来,从容自如,与演伍云昭、麻叔谋的张元明、李国林两位同班同学配合默契,唱腔合调,武打合辙,演完后竟然博得满堂掌声,实令人兴奋不已。卸装时,刚演完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同班女生胡家豸笑对我说:“你扮相英武,嗓音宏亮,台上一站,确也有点大将风度呢!”我听了心里甜滋滋的,更迷川剧了。

那时四川省川剧二团常在锦江剧场演大本戏,名角荟萃,座无虚席,有次演《柳荫记》,为了买张好票,观众自带被子、草席在场外小巷子排长队熬了个通宵。我是个穷学生,自不敢奢望每次看新戏。有次看望江川剧团演《孟姜女》,写了篇《川剧〈孟姜女〉观后》,发表在《工商导报》上,得了1.5元稿费。那时川剧票是0.30元。我就用这笔稿费,先后看了陈书舫、谢文新主演的《柳荫记》、杨淑英主演的《御河桥》、《穆桂英》、廖静秋主演的《杜十娘》、竞艳主演的《荷珠配》,大过戏瘾,欢快无比。1955年11月川大毕业时,我第一志愿就是从事川剧研究,后来服从组织分配到贵阳医学院当政治课助教,但仍钟情川剧,业余演出过《做文章》中的主角徐子元。

1989年3月,我从南充师院借调来蓉,安家养老。由于电视、光碟、卡拉OK、电子游戏的兴起,群众的娱乐方式趋向多元化,川剧同其他剧种一样,处于观众减少,演出不多的困境。但我仍然钟情川剧,痴心不改。我采访过川剧名家陈书舫、杨淑英、蓝光临,撰文发表,还买了他们及其他川剧名家的碟子来收听欣赏。魏明伦、徐芬的剧作多次夺得全国戏剧大奖。由成都市川剧院演出的新版川剧音乐电视《中国公主杜兰朵》,曾首次在世界级的音乐殿堂悉尼歌剧院亮相,获得众多外国观众的好评。去年6月10日,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大赛(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梅花表演奖)南方片颁奖晚会,首次在成都举行。继田蔓莎、刘萍、孙勇波之后,成都市川剧院的青年演员王玉梅,南充市川剧团胡瑜斌,首次夺得梅花奖,陈巧茹则继刘芸之后,二度摘“梅”,重庆川剧院的沈铁梅则首次夺得梅花大奖(三度“梅”),成为全国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五人。 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还在成都石室天府中学开设川剧绝技变脸的选修课,这在全省中学还是首次。他说,变脸手法是绝密的,对学习变脸的同学“约法三章”,让这一绝技保持“神秘感”。特别是当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同志在成都看了由魏明伦编剧、省川剧院演出的《巴山秀才》,赞扬说:“这个戏,我看完全可以打响。” 并殷切寄语:“川剧要走到全国去!”难能可贵的是,就在李长春同志讲话以后两个多月的12月4日,由徐芬编剧、陈巧茹主演的川剧《红梅记》,参加巴黎第五届中国戏曲节,夺得唯一的最高奖塞纳大奖。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都使我看到川剧振兴的希望。正是:

盛衰随时两由之,情钟川剧老仍痴。

千年传统欣有续,奇葩定必发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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