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剧与梆子戏

过去，晋中一代的农民多以欣赏秧歌剧为娱，而文化人、商贾富户却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他们玩味的是中路梆子戏，即后人称呼的晋剧。文人们以为戏中多教化训诲，长期听看，对子嗣们有春风化雨、循循善诱之功效，商人们更是凭借囊中银两养戏班蓄名伶，沉迷其间，乐此不疲，正是仰仗这般扶持襄助，才有了晋剧的百年兴盛，才有了好剧连台、名角层出的大好局面。晋剧的影响波及周边，《打金枝》、《下河东》、《教子》、《杀院》等剧目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精妙绝伦的地步。

较之一应俱全、分工细致的戏班子，演秧歌剧的把式们三五组合，多以家庭为单位，农忙季节下地干活，农闲时分粉墨登场，演出的也尽是些当地流行的民歌俚谚，内容以婚嫁、情恋内容居多。其行头装束更无法与堂皇靡丽的戏装相比，短打扮，浓化装，演员不是往美里粉饰，而是向丑里妆扮。秧歌剧多以二人台的形式出场，所以演出场地无需太大。但锣鼓一开嗓子一亮，还是蛮有趣味的。“夫妻二人手拉手，一齐来把花堂拜，第一头磕在天，保佑双亲享高年，第二头磕在地，保佑咱家享富贵，第三头磕在中，保佑郎君早高升，第四头磕在怀，保佑家中早发财……。”唱词明了易懂，紧贴现实，观众一阵哄笑，一阵掌声，场上场下情景交融，快乐气氛自不必说。但因秧歌剧“多采淫词俚曲，伤风败俗”，民国九年，太谷县政府曾颁布《禁止秧歌文》。

其实，被一些人视作阳春白雪的梆子戏，其中也有一些与秧歌剧类似的地方。虽说云生班、保和班、乾梨园、锦霓园的班名起得挺雅，但角儿们的艺名却俗极了，且带有诙谐滑稽的味道，什么狗旦、秃旦、毛旦呀，大碗肉、没骨头、灌肠红呀，就连班主的大名，不是二疙瘩，就是大臭臭，这似乎与晋中一带育儿多以贱名呼之的气习一致。且这些阳春白雪的创造者，也无一例外是穷苦人家的子弟。邑人牛头黑是民国初年祁县吉梨园的花脸，其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后不堪虐待而离家出走，十二岁时走投无路，到介休义安村报考科班，因身材矮小被拒，后改投孝义县的戏班卖身学艺，又因无家长签字画押而班主不收，遂以五百文身值为代价，请舅父代签方得安身之处。他以演包公戏扬名，《赤桑镇》中包拯铡包勉后向嫂娘赔情的一段唱腔，时而温柔婉转，时而铿锵有力，推心置腹、披肝沥胆之意尽在其中，观者无不为之感染。过去多少年了，人们说起他时仍是啧啧称誉，拍案叫绝。牛头黑１９５９年去世，葬于介休义安村，他的本名叫什么，已无人知晓了。

秧歌剧从其表演内容表演形式看，其远承上古风习，率直质朴，乐观欢跃，是当代的诗经乐府，梆子戏则袭金元杂剧之遗韵，纯熟博雅，华美庄重，是国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无法辨析孰优孰劣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当年小说不为士大夫阶层重视，被贬之为稗官野史，却也出了“红楼”、“聊斋”这样的宏篇大著，白石老人果蔬五谷入画，看似委琐小气，实则大雅至尚，且为国画艺术注入了无限生机。雅与俗确是不好划分，好在今天有人将秧歌剧梆子戏等等传统艺术形式，统统归入了“俗”的境地，在其心目中，惟有西洋交响乐、芭蕾舞、美声唱法才属“雅”界。面对“不肖子孙”，当年的文人商贾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