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发展历程

解放初期，黄梅戏只是一个流行在安庆地区的地方小戏。为了发展黄梅戏，1953年1月，在中共安徽省委的关心下，安徽省文化局开始筹备建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和挑选，1953年4月，由安庆各黄梅戏剧团主要骨干演员和立志投身黄梅戏事业的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合肥双井巷的实验剧场举行了建团演出。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成立，表明黄梅戏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安庆一隅。从此以后，黄梅戏可以放眼世界任我行。

剧团初建，尽管条件十分简陋，但是演职员们的情绪特别高昂，建团不到一个月，剧团就组成演出队，到佛子岭水库工地进行慰问演出，接着又去蚌埠，往南京。当年秋天，剧团还与京剧、汉剧、豫剧等姊妹剧种一同组成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打猪草》、《拾棉花》、《夫妻观灯》等黄梅戏生活小戏还是赢得了朝鲜人民的掌声和赞叹。

一个月后，剧团回到国内，又在丹东、锦州、赤峰、承德等地为归国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接着上北京，向中央领导和首都文艺界做汇报演出。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观看王少舫、潘璟琍演出的《夫妻观灯》。

中国剧协还特地为黄梅戏首次在北京演出召开了座谈会，田汉、张庚、周企何等著名戏剧专家对黄梅戏的风格和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1954年元月，中央文化部批准剧团为国营体制，省文化局特地召开纪念大会。

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戏剧界都在开展清理、发掘传统剧目，剔除封建糟粕、继承珍贵戏曲遗产的“戏改”运动。黄梅戏也和其他戏曲剧种一样，在这一时期从老艺人的口述和手抄本中，整理改编了一批思想意义比较积极，有较强可演性的传统剧目，如《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生死板》、《丝罗带》、《荞麦记》、《告粮官》等。

1954年9月，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在上海举行，安徽组织了有徽剧、泗州戏、倒七戏、皖南花鼓戏和黄梅戏参加的庞大演出团前往上海。
黄梅戏带去的是大戏《天仙配》、《红梅惊疯》和传统小戏《打猪草》、《夫妻观灯》、《砂子岗》、《推车赶会》。

在去上海之前，省里组织人力对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参演的剧目，尤其是《天仙配》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加工。

《天仙配》原是老艺人胡玉庭口述的传统剧目，在修改加工中，剔除了那些封建糟粕和宿命论的东西，强调七仙女主动下凡，以人间真情对抗天庭的秩序，表现普通劳动人民真挚的爱情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展现了一曲田园颂歌。

同时，新文艺工作者帮助艺人在唱词和音乐曲调上也做了认真的推敲和修改，不但增加了伴奏乐器，使曲调更加丰富和富于变化，而且尝试引进了西洋乐器的配器和表现手法。

黄梅戏凭借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征服了上海的观众，一夜之间占尽风流，谁人不知严凤英，何人不识王少舫，他俩成了华东会演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14岁拜师学唱黄梅戏，15岁就登台演出的严凤英，大大小小的戏也演了不少，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她也饱尝了生活的磨难和卖艺的辛酸。严凤英总是说，是共产党是新社会给了她第二条生命。

在《天仙配》里，严凤英把对生活的感受糅合进角色里，她所饰演的七仙女，热诚、勤劳而又不乏浪漫情怀，虽是天上仙女，却食人间烟火，可亲又可爱。

《天仙配》的成功，引起了上海文化界对黄梅戏的重视。会演结束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开始着手将《天仙配》拍成电影，由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执导。

为了适应电影艺术的特点，电影对剧本做了一些新的处理，其中改动最大的是对舞台剧的音乐进行了丰富，加强了黄梅戏音乐旋律的艺术感染力，并且启迪了黄梅戏音乐工作者，对于黄梅戏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谁也没料到电影《天仙配》的上映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天南海北的观众被这如诗般的神话戏曲片迷住了，所到之处，人头攒动，好评如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天仙配》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黄梅戏本身具有清新流畅、优美抒情而又通俗易懂的特点，音乐旋律接近现代流行歌曲，在经过银幕的精心包装，自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天仙配》中浪漫优美的情调所反映的农村田园生活和男女主人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正与当时翻身农民和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心目中理想追求相合，这些平日模糊地积淀于民众心底的理想在《天仙配》中被形象、完美地显现出来，一下子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天仙配》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表了。

从此以后，黄梅戏就与电影、电视、广播等传媒结下了不解之缘。《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一批黄梅戏电影的问世，让世界了解了黄梅戏，也让黄梅戏走向了世界。

为了促进安徽和西藏人民的文化交流，应西藏工委的邀请，安徽省委授命省文化局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和省艺校选调了39名青年文艺工作者组成支援西藏黄梅戏剧团。

1960年2月15日，剧团在拉萨罗布林卡绿草如茵的草坪上演出《夫妻观灯》、《打豆腐》、《打瓜园》、《闹学》等传统小戏，受到了自治区领导和汉藏观众的一致赞美。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梅戏足迹遍及藏北的土门格拉、藏南的林芝、波密、日喀则、江孜、黑河，除了演出传统剧目外，还创作了反映西藏人民斗争生活的大戏《血的控诉》、 《金色的道路》。

“文革”十年，全国文艺界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黄梅戏也难逃厄运。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古装戏在黄梅戏舞台上已日渐稀少，“文革”的爆发，更使所有的古装戏都被当作“死人统治舞台”的封建残渣遭到批判和禁演。甚至有人认为黄梅戏这个名字本身就与封建反动有不解之缘，公开提出要改为“红梅戏”。
在“破四旧”运动中，黄梅戏再一次成为目标，剧团里绝大多数有成就的编导主创人员和主要演员被专政。一代黄梅戏大师严凤英不堪折磨，于1968年4月8日凌晨服毒自尽，死时年仅38岁，她的死，给黄梅戏艺术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转眼到了70年代，被摧残殆尽的黄梅戏随着政治气候的回暖开始艰难的恢复。但此时只能演一些革命样板戏，而黄梅戏浪漫抒情的传统，田园诗般的情境，对真挚情感的讴歌，都在“高、大、全”中变得陌生起来。

随着文革的终结，随着黄梅戏传统剧目的解禁，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跟全国其他剧种一样，掀起重排黄梅戏传统剧目的热潮。这些被禁锢10年之久的黄梅戏传统剧目重现舞台，立即引起了观众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剧团演了一场又一场、一遍又一遍，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1981年10月，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应邀出访香港，这是黄梅戏第一次出访香港，带着的是咱的拿手好戏《天仙配》、《女驸马》和《罗帕记》。

50年代后期，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就曾风靡香港，还由此引发了香港的黄梅戏电影热。香港的电影公司跟着也拍了许多黄梅戏电影，尤其是邵氏电影公司拍得最多，《江山美人》、《双凤奇缘》、《梁祝》、《红楼梦》、《七仙女》等等，还由此推出了凌波和李菁两位黄梅戏影后。

当香港观众看到王少舫、潘璟琍等一批老演员老当益壮、风采不减当年时，欣慰不已。特别是看到黄新德、马兰、吴琼、杨俊、陈小芳这一帮年轻后生在舞台上的表现丝毫不输于老演员的时候，掌声尤为热烈，剧团在香港连演8场，观众上座率一天比一天高。

香港的许多报刊都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黄梅戏演出盛况，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首次赴港演出时间虽短，但是在黄梅戏的整个发展历程上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全国各戏曲剧种恢复生机蓬勃发展的时期，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黄梅戏赴港演出，犹如“报春一枝惊群芳”，先声夺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黄梅戏在文革后全国戏曲剧种的新格局中，率先提升了自己的位置。

说起来也是胆大，赴港演出的这批黄梅新秀，只有黄新德资历稍许老一些，而其他的新秀多是刚刚走出艺校大门，够年轻够漂亮，但是他们能挑大梁站当间吗？去之前，这心里也是有点嘀咕的。

不过这也没啥，严凤英当年在上海一炮走红的时候不也就22岁嘛！更何况这帮娃娃在艺校可是受了五年的正规训练，这一举手一投足，满是那么回事，往台口那么一站，就是一个碰头彩。

从香港回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有“五朵金花”的新闻就爆了出来，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五朵金花”是谁先喊出来的？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当年马兰、吴琼、杨俊、袁玫、吴亚玲这5个姑娘是一起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花团锦簇一般，谁瞧着谁不欢喜啊。

也正是通过这次赴港演出，姑娘们得以脱颖而出，不仅得到了观众和舆论的热情认可，她们自己也由此提高了演技，获得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在舞台上成熟起来。以她们为核心，逐渐形成了20世纪黄梅戏艺术新一代的中坚力量。

《天仙配》、《女驸马》等传统戏的恢复和《龙女情》、《孟姜女》等新编戏的上演，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频频远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反映之热烈，一点也不亚于“文革”前。

通过演出，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老观众唤起了昔日对黄梅戏的美好情感，各地又涌现出一批批如醉似狂的新黄梅戏迷；再加上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量录制和播放各种黄梅戏节目和唱段，推波助澜，黄梅戏的声誉蒸蒸日上，它所影响的领域也日益扩大，山西大同、福建明溪、山东齐河、江苏句容、湖北枝江等地还成立了职业黄梅戏剧团，唱起黄梅戏来.